悦读MOOK（第四卷）

愿一切灵魂都有安居的家

　　◎ 知北游

　　听，风水流转，草木舒展，虫鸣唧唧，有人哭泣，还有你的声音。

　　看，晨曦青光，坦荡月光，烈烈日光，有灯泛黄，都是你的目光。

　　与我一起飞翔，同我一起安眠。

　　做我不能是的我，几乎就是自己。

　　愿所有的你都知道每个你的存在。

　　愿一切灵魂都有让自己安居的家。

　　“要聆听，必先静默。” /《地海巫师》

　　“看我们，看我们，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我们大家要倒了，倒在一起！”/阿苏努人的童谣，《变化的位面·静默》

　　“导者友善意，引我深幽处。紧紧趋从之，步履轻无痕。我辈身后土，了无足迹印。”/阿卡星古诗，《倾诉》

　　没什么传奇从未发生，没什么故事从未讲述。

　　如今只知《哈里·波特》的孩子若碰巧翻开《地海》，一定会讶异地尖声说：妈妈！这本书抄袭！是吗？它里面也有魔法学校，主人公脸上也留有一道伤疤，他同样一直遭遇恐怖的黑影，而我们最终会发现，那就是另一个他自己。年轻的母亲走过来说：这是我少年时的《哈里·波特》。如非经历那么多风雨，脸上布满沧桑和悲悯，那位真名“格得”的少年不可能成为大法师。

　　据说宫崎峻强烈反对儿子导演动画《地海战记》。宫崎峻当然记得，多年前为《地海》着迷的他曾写信给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厄休拉，满心希望获得《地海》的动画改编权。可惜的是，幻想文学大师厄休拉那时只知迪斯尼动漫，而且并不喜欢，于是拒绝了。及至后来厄休拉看了《龙猫》成了“宫崎峻迷”，转身与宫崎峻联系，并最终授予吉卜力工作室改编权时，已成为“大师”的宫崎峻已经无力无暇导演《地海》了。这样阴差阳错，两位大师终究未能相遇。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他们讲述的理念是相通的：在这个繁复如斯的世界，该如何与自然、与他人相处？少年格得问：“师傅，这草有什么用途？”答道：“这我一无所知。”故事的开始，世界的平衡被破坏了，迷茫的主人公携带着自己的黑影踏上寻真的路。然后，文字或者影像流水般地铺陈开来，自然也好，人性也罢，美好纯真也好，丑陋邪恶也罢，不停地让我们心痛。大龙猫举着伞唤起闪烁着月光的树苗，小爱虫公主的手中幼王虫蠕动着无助的身躯，没了头的山兽神庞大身驱汩汩漫溢出毁灭之岩浆。刀子切开大树，精灵落地枯萎。最后，没有答案。

　　如果有，也只是一种静默。若阳光继续照耀，若时间仍然运转，又一个百万年，山谷会重新养育风和水，风和水会让草木重新生长，草木将让鸟兽重新衍生。至于人自己，则反身直面黑影，让黑影回到自身。

　　除了深得《道德经》的精髓，厄休拉的故事还带有典型的人类学叙事模式。在《变化的位面》中，几乎就是厄休拉本人的叙述者旅行于各个大千世界，寄回了一篇篇神奇的游记或者说人类学考察报告；在《倾诉》中，一个受过良好人类学训练的地球女子穿过漫漫光年前往阿卡星，她的任务也正是考察记录阿卡星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绝无纯粹客观，它们最终总是要反诸自身的。回望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观察外部，是为了发现自身。更何况，这些世界早已彼此交融在一起，日益成为一个世界了。而这一个世界，在厄休拉的理念中，绝对是一种灾难。

　　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乡，马可·波罗根本就不必旅行，铁木真也就听不到他讲述路过的诸多城市了，而当时他暗自想念的威尼斯又如何显现它的美好。没有他乡，也就没有家乡。甚至，故事都要没有了。阿卡星上的诉真者默念道：“二源归一，花分两枝。”万物从一而来，世界之美妙却在于万物的参差多态。在不同世界的交往和交换中，绝不应该只有一种磨灭另一种的结局。即使讲述同一个故事，也一定要讲出许多不同的版本，这才足够有趣。

　　传说的可贵之处在于纷歧又细节不同的各种版本中，仍享有共同的基础架构。而此一共享的基础架构，是社会不断地透过此一结构性的记忆来承载共同的过去。/《隐藏的祖先》

　　“当你猎杀山羊时，要善待它们的尸体，因为它们是人。不要射杀母羊，它们曾是你的妻子并将为你生儿育女；不要射杀小羊，它们可能是你的后代。只猎杀你的姻亲兄弟——公羊。杀它们时不要惋惜，因为它们不会死并能安然回家。”/印第安人山羊神话中猎杀山羊的规则，《猞猁的故事》

　　《隐藏的祖先》讲述的是滇西那个地方的故事。作者以“知识考古学”为手段，以传说为材料，试图重构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社会的面貌。在众多的传说中，最早最核心的主题一定是来源和祖先，这在最初是人类对自身来源的根本性探求，到后来则往往被涂抹被制造，以为某些人的现实身份寻找一种神圣来源。当部落社会时，这种神圣来源是一种神兽比如龙，及至佛国时代，则必是佛或观音。而这种人与神的连接，一定是赖于母亲的受孕。

　　有关母亲感于神灵而受孕的故事，滇西的版本是这样的：“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其他的版本很多，兹举两例如下：“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新约·马太福音》）“姜源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约期而生子。”（《史记·周本纪》）

　　有关意外受孕，列维-斯特劳斯还有个很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共享于印第安人的某些族种中，它的主角是一只猞猁（又叫野猫、狸猫）。每个族种的版本都略有不同，随便说说，可以是这样的：猞猁又老又丑。猞猁向睡熟的村长女儿的嘴里吐了一口唾沫。村长女儿怀孕了。孩子生出来后，大家来想做他父亲，尤其是强大又有心计的郊狼。众人轮流抱哭泣的婴儿，只有猞猁抱他时，他才安静下来。于是，猞猁有了妻子和儿子。大家嫉妒猞猁，把他暴打一顿，并且集体离开村子，只留下猞猁和妻儿。猞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蒸气疗伤，他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只有眼睛周围的皮肤还是皱巴巴的。他妻子性急太早进门了，使他来不及变好这最后的一块皮肤。猞猁成了一个英俊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一个很好的猎手，因此很快富裕起来。猞猁使用浓雾法术在迫害者的村子里制造饥荒。猞猁不计前嫌，接纳了迫害者的归来。猞猁成了村长。

　　猞猁有变化的本事，这个实在有趣得很。有关狸猫变化的故事，最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最富现代寓意的阐发当属动画《百变狸猫》。这个故事说的是：人类开发新居住区破坏了狸猫生存的山地和森林，狸猫们奋起自救，用变化的本领来装神弄鬼，希望借人类对鬼神的敬畏使工程停止。小打小闹不济于事之后，狸猫们倾力而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鬼夜行抗议活动。在那个场景中，传说中的种种神怪一个个地出现，真正上演了一场日本民俗的绝佳表演。但狸猫们还是失败了，因为人类，已经不再对自然鬼神心存敬畏了。会变化的狸猫以人的样子居住在城市中，而不能变化的狸猫则走向灭亡。

　　久而久之，变化为人的狸猫会不会忘记自己是狸猫？不会。《百变狸猫》中说，狸猫必须有足够的精力才能保持人的模样，疲惫的狸猫人会先出现“熊猫眼”（黑眼圈，或者皱巴巴的眼部皮肤），如果再不补充能量或者休息，就会变回狸猫。那么，疲惫地睁着双眼的人会否记起自己曾经是只狸猫，或者一只山羊？好像也不会。

　　在落居之地圆满地生活，度过一生——这是身为一个人所面临的人生课题，社区营造运动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表征。/《再造魅力故乡》

　　“在美国，一个人建一所房子在里面度过晚年，他要在屋顶还在时把它卖掉；他开辟一个花园，任由树随便长，他开垦一块地，却让其他人收割稻谷；他从事一种职业，又放弃了；他在一个地方安家，之后很快又离开，带着他渴望改变的心情去另一个地方。”/引托克维尔的话，《布尔乔亚的恶梦》

　　作者西村幸夫对《再造魅力故乡》的中文版既忐忑又自信。他先是担心这书讲述的日本的保守的历史保护和社区营造的故事，正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中国读者不感兴趣。继而又说自己相信它会打动中国读者的心，因为：“对自己出生的故乡、自己成长的地方，或者是你所选择生活的城镇的热爱，无论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应该是相通的。”

　　但并非所有的故乡都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有那么多的穷山恶水，不宜人居。如何热爱故乡，绝对是个问题。一九八七年，一首《我热恋的故乡》唱了起来，之后唱了多年：“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一片贫脊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故乡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这首后来被视做“西北风”经典的作品，逻辑转换却有点牵强。试问，难道因为住了一年又一年，便只好这样继续住下去？难道只要有真情和汗水，就能立即地肥水美？

　　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九七八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并且发饼干，做工作，买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来了一批。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回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的人口大迁移是难以想像的规模宏大：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大陆到海外。如今，还有多少中国人安居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要过更好的生活，就到更好的地方去。似乎十分简单的逻辑，推至极端来问：我们最后去哪里？不及最后，你就先遭遇了自己的黑影。

　　《布尔乔亚的恶梦》讲述了美国城市郊区如何成型的故事。中产阶级渴望在城市的周围建造起他们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居住的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从事一样体面的工作，信仰一样的宗教，谈论一样的话题。开发商制定了详尽无比的限制性保护条款，以确保了不被欢迎的他人不会搬进来。但恐惧并未消失，一旦有新的更好的选择，或者有一笔足够好的买卖，好邻居会卖掉房子搬走，继而那里就会建造起烦人的商店、酒馆、加油站、甚至工厂。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处在同样的处境也会那么做。他们恐惧的，正是自己。

　　当一切可以交换和选择之后，家乡无复存在。我们不过寄居于这地或那地，随时都可以离开。即便地球也可以只是一个寄居地吗？只要找到一个有氧气和太阳的新星球，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用光它，用完它。但那些古老歌谣仍在一遍遍地吟唱，简单而重复：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一个家乡就好像是一个真名，它未必是你出生时父母给你的那个。人必须有勇气认定一个，全力地去热爱它，否则人就会失却自身的价值。

　　只有硕鼠才流窜无家，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幸夫 著/王惠君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04

　　■《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著/朱歌姝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05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杨继绳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往往，被爱者只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伤心咖啡馆之歌》

　　我要孕育腹中的胎儿（她是那么多对我施加强暴的人的女儿，也许是米格尔的女儿，但主要是我的女儿），等待美好的时光的来临。/阿尔芭，《幽灵之家》

　　点菜，点了一个菜泡饭，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小姐说，你不点点儿菜？我说，菜泡饭里面有菜。小姐说，你们来点米饭吗？我说，菜泡饭里面有米饭。小姐说，你们点汤吗？我说，菜泡饭有汤。/《小时候》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封面上，麦卡勒斯皱皱的眼睛从夹着烟的手上方望出来，像极了狸猫。李文俊的译笔显然加速了唤起某个阅读记忆的过程，那种奇怪的悲哀又温暖的感觉顿时就涌了上来。美国南方的小镇突然下起了雪，怪异的老妇人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优雅地布置着自己的毁灭之路。无法同情、难以排解，因为或者你就在外面，或者你就在里面。每一个恋爱过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这一点。

　　在这个中篇小说中，三个主人公都在爱情里面，只是那里有三个不同的爱情，且每个爱情里都只有一个爱者：比男人更高大更健壮更能干的爱密利亚小姐爱上了驼子李蒙表哥；然后，矮子精灵般的李蒙表哥迷上了强盗马文·马西；而在前两个爱情之前，本地最俊美的男子马文·马西爱上了比他还高一英寸的爱密利亚小姐。爱者的眼睛里“流露出温驯、渴念和恍恍惚惚的神情”，最终却被爱者的冷酷无情折磨成强烈的复仇欲望。马文复仇成功了，他和矮子一起打败了爱密利亚，捣毁了她的家，把她一个人“孤独地撇在镇上”。

　　这句话泄露了孤独才是真正的敌人。离去的那两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在等待爱之前，我们尚可以忍受，在爱被摧毁之后，我们也就被摧毁了。在这个奇怪的三角恋爱中，是爱密利亚小姐遭受了她爱的人和原本爱她的人的联合打击，这很公平，因为最初的被爱者和迫害者正是她。但假设爱情发生的次序不同，就会有另外两种结尾：

　　一、爱密利亚爱上了李蒙，他们结婚，之后爱密利亚遭到李蒙的极度鄙视和厌恶，直至被赶出了家门；然后李蒙爱上了马文，而马文爱上了爱密利亚，最后马文帮助爱密莉亚打击报复了李蒙，他们一起离开，李蒙被孤独地撇在镇上。

　　二、李蒙爱上了马文，他们结婚（假若同性可以结婚的话）或者同居，之后李蒙却遭到马文的极度鄙视和厌恶，直至被赶出了家门；然后马文爱上了爱密利亚，而爱密莉亚爱上了李蒙，最后李蒙在爱密莉亚的帮助下打击报复了马文，他们一起离开，马文被孤独地撇在镇上。

　　只是，无论哪种结局，都没有人幸福。《幽灵之家》中，在阅读了外祖母克拉腊的笔记、外祖父的庄园账本之后，阿尔芭提笔写了一篇百年家族史。这是个不断重演的痛苦、流血和爱情的故事，她企望结束它：“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仇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对所有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这实在太难了。报复只能延续这个难以挽回的循环过程。但愿我的任务是生活，我的使命不是延长仇恨。”

　　桑格格的《小时候》太好了，没法说。某人看了笑又感伤之后，疑惑于为什么这个成都娃娃的故事和我的这么像。但终究是桑格格的，不是我的。于是激动起来，猛想，方言谁没有啊，故乡谁没有啊，小时候谁没有啊，自己的故事谁没有啊。当下立志要写一本自己的《小时候》出来。所有画下我命运图的那些线条，都要回忆起来描绘下来。如此，就好像阿尔芭外祖父说的：“孩子，赶哪天你要离开这儿的时候，就可以连根一起带走了。”

　　如果离开旧故乡，要去新家乡，我一定要把所有的自己带上，不落下任何一个。

　　■《幽灵之家》/[智利]伊萨贝尔·阿连德 著/刘习良、笋季英 译/译林出版社/2007.04

　　■《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卡森·麦卡勒斯 著/李文俊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04

　　■《小时候》/桑格格 著/新星出版社/2007.05 ■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无疑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所引起的冲击波早已超出苏联的国界，回荡于世界各地。其实，苏共二十大本是一次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也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似乎并无太多的新意。就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即将闭幕的时候，突然宣布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报告首次公开披露了骇人听闻的斯大林屠戮行为，并从此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时隔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对报告的兴趣丝毫不减。这样一篇堪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报告，当初是如何出台的呢？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内务部新任领导人即将国家安全机关在炮制假案方面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世：其中提到曾经使用刑讯逼供、斯大林本人也参与其事等等。报刊上公布了与炮制“医生案件”、“格鲁吉亚政治活动家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等假案有关的事实。内务部重大案件侦查局的工作方式也见诸报端。该部一些工作人员因此被撤职甚至被逮捕。中央主席团成员（即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领导干部的至亲好友，纷纷自监狱和流放地重返家园。恢复名誉的工作逐渐展开。获释者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讲述了所受到的严刑拷打和劳改营中的非人生活。中央主席团委员收到的申诉信愈来愈多，人们要求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清洗受害者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赫鲁晓夫（一说是米高扬）建议在即将举行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向代表们讲清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他还建议成立一个权威的委员会，对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关的全部文案进行研究。多数中央主席团委员赞成他的建议。这些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责任。他们害怕别人会去翻他们的老账。此外，他们既是同谋者，又是斯大林的牺牲者和人质。曾几何时，任何一位党内高官只要与斯大林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殃及家属亲友。如今他们回忆起不久前那种恐怖和说谎的气氛，既感到心有余悸，又愤愤不平。与其日后让别人去说三道四，倒不如自己主动出来说明事实真相。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委员通过这样的情况汇报可以向大会代表表明，有关斯大林罪行的一切，他们是直到代表大会前夕，才从委员会的专门调查结果中知道的。这样，主席团委员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卸掉自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血腥恐怖中所负的责任。他们自己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使他们避开可能受到的指控。

　　不可忘记，党的领导层、各级官员中出现了一种谴责斯大林独断专横、谴责针对党和国家干部的残酷清洗的情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清洗变本加厉、日盛一日，眼看着大清洗的历史就要重演，所有的社会集团都陷入恐惧之中。斯大林晚年的加紧清洗，再次表明清洗已是斯大林体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国家高级官员、中央委员、为数众多的地方干部，多年来随时面临逮捕、监禁、处死、家属受牵连的威胁，他们对于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早已感到厌倦。他们多么盼望个人安全能够得到可靠的保障。斯大林去世后，他们认为实现希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以上只是主观上的因素。此外，一九五三年夏季，苏联社会正处于社会爆炸的前夜。党的无比强大、无限权力，全国公民对党无限忠诚，官方宣传的这些陈辞滥调已经无法掩饰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千百万人多年来经受了难以置信的困苦和牺牲。然而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基本群众不再相信党所许诺的“光辉未来”。

　　体制开始出现故障。对于现存制度——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低下的生活水平、严重的住房危机，民众开始表示不满。斯大林去世后上台的新领导人深知，再用以前的那一套办法已经无法保住国家，保住体制。

　　对于平反昭雪，报刊几乎从不披露，对于那些返回自己家园的人，更是绝口不提，可他们对自己的亲友讲了全部情况。此外，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此类案件的处理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作出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年底，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苏联军事法庭以及各级安全机关，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事情进展缓慢，然而，至一九五四年年底，受到平反昭雪的人数已在一万以上。其中不少人是死后平反的。对于党的领导层的压力可说是与日俱增；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已收到数十万份要求平反的申请书。几乎每次平反，甚至每释放一个犯人，都会在劳改营的犯人中引起骚动。

　　所谓的苏联集团国家也出现危机。为了镇压一九五三年六月东柏林的工人暴动，动用了苏联军队。苏联国内劳改营犯人的暴动更是此起彼伏。一九五三年夏天，沃尔库特和诺里利斯克发生暴动。一九五四年夏天，肯吉尔发生了长达一个月的大规模犯人暴动。劳改营的暴动震撼了整个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体制，出现了千百万犯人获得自由的危险。这就可能成为引发重大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国内局势日益白热化。苏联必须采取旨在改革并同时保住现存体制本质的根本措施。这就是促使党的领导人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的临近，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的争论也日趋激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要的议题是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大会代表的命运问题。成立了以波斯佩洛夫为首的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研究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年针对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的大清洗。二十大召开之前的日子里，向中央主席团汇总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事实也愈来愈多。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并随时向主席团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愈来愈多地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向党通报关于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罪行的事实。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的会上，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问他的同僚：“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勇气讲出真相？”与会者在发言中举出足以说明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清洗的具体事实。赫鲁晓夫建议将这些事实也加到报告中去。莫洛托夫在会上的发言引起激烈的争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者和列宁继承人的作用。首先起来反驳的是米高扬，然后是萨布罗夫，他说：“既然事实俱在，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能饶恕的。”马林科夫同意他俩的意见，说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提得对，应当向全党讲。支持赫鲁晓夫的还有别尔乌辛和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强调说，报告中不应颂扬斯大林。只有伏罗希洛夫毫无保留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则有所保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了更深入地研究所有事实的问题，并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过早。会议对莫洛托夫的怀疑并未加以考虑。赫鲁晓夫最后说，应当从党的利益出发来作出决定。他强调说：“斯大林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但一切都是以野蛮的方式来处理。他把党毁了。他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会上首次十分肯定和尖锐地提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提到他的方式，提到他是大清洗的组织者。

　　二月初，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长达七十页的报告。委员会援引了至关重要的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进行了大清洗。委员会作出结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揭露的反苏组织、集团和中心，都是在侦查员通过拷打折磨犯人所炮制的假案的基础上出现的。委员会指出，炮制假案，对党的干部进行折磨、拷打，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他事先就打算对党的干部和中央委员来一次大清洗。委员会指出：“定期向斯大林和某些政治局委员呈报对被捕者的审问记录，由于被捕者的供词，有些尚在工作的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民族共产党、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的书记就突然消失了。叶若夫公开在会上说，他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行事的。可见，最可耻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事情，最野蛮的拷打，都是约·维·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两次批准的。在我党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曾有过严重考验的篇章，却没有哪一页比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更沉重、更痛苦，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

　　二月九日，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汇报。波斯佩洛夫本人是亲斯大林的，但列举的事实太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以至他在讲话中，尤其是讲到十分沉重的地方时，也是眼含热泪，声音颤抖。听完汇报后，赫鲁晓夫讲了自己的观点：“既然把所有的人都除掉了，还算什么领袖？应当有勇气讲出真相。如果不讲，那就是对代表大会不诚实。”他建议在秘密会议上讲。并建议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再次试图让主席团委员相信，报告中应当有“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继承人”的提法，理由是三十年来党都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和工作的，党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赢得了战争。布尔加宁总体上赞成赫鲁晓夫的建议，他认为在评价斯大林的作用时，可以将其活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九三五年之前，斯大林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阶段为一九三五年以后，斯大林已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两段论”，有不少人赞成，也有人表示反对。总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在代表大会上单独作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洗和个人崇拜的报告。与会的其他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则与他们针锋相对，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在最后总结时，有意淡化会上的激烈争论，说大家在必须向代表大会讲出真相这点上并无分歧。

　　二月十三日，即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向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中央主席团委员担心关于斯大林体制罪行的真相会对代表的投票产生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伏罗希洛夫的发言尤其激动，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代表们听了这样的报告，到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未必还会投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票。于是决定将赫鲁晓夫的报告安排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即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之后，并决定不就报告展开讨论。

　　二月十八日，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报告的初稿，即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提交的报告。赫鲁晓夫请谢皮洛夫帮助起草报告，谢皮洛夫慨然应允。二月十九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提出关于农业失败的问题。萨布罗夫提出关于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在对赫鲁晓夫报告文本的意见中，谢皮洛夫建议讲讲战争期间的民族清洗。报告的最终审定稿分别送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在阅读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总体上赞同这个文本。至二月二十三日，报告已基本就绪。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来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参加“秘密会议”。与会者均发有特别的通行证。会场里没有各“兄弟党”的来宾，也没有新闻单位的人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宣布大会开始。他请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令几乎所有的代表感到不同寻常、出乎意料，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只见赫鲁晓夫站在台上，显得很紧张。起初干咳几声，讲得不那么自信，后来就放开了。他经常离开讲稿，而且即兴发挥的部分比报告本身的评价还要来得尖锐。赫鲁晓夫一上来就声明，他今天不讲斯大林的功劳和成就，这方面的言论和著作已经不少。他要讲的是全党所不知晓、中央主席团直到最近才得知的事情。他先讲到列宁临终前数月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以及列宁关于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谈到基洛夫遇刺的许多疑点以及就此案进行的侦查，明确地暗示斯大林可能与此案有牵连。讲到斯大林批准的大清洗、犯人所受到的残酷拷问，甚至原先的政治局委员也未能幸免；讲到这些人临死前致斯大林的信件，斯大林看了这些信件，却置之不理。赫鲁晓夫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本是联共（布）历史上公认的“胜利者的大会”，斯大林却除掉了一半以上的大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由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赫鲁晓夫还指责斯大林战前有重大失误，除掉了陆军和海军的优秀指挥员。他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红军的节节败退和苏联大片大片领土沦陷的责任都归到斯大林的身上。根据斯大林的要求，战争期间强迫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迁离自己的家园。战后列宁格勒党的干部又受到了非法迫害，许多联共（布）党员被处决。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斯大林还开始准备新的清洗，并在事实上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排除在党的领导工作之外。斯大林还对苏联农业的深刻危机、苏联外交中的严重失误负有责任。斯大林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伪造党的历史，将连篇累牍漫无节制地吹捧约·维·斯大林的文字塞进了吹捧他本人的《斯大林传略》。

　　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会场里死一般地寂静。听不见一点坐椅的吱呀声、咳嗽声和耳语声。没有人相互对视，不知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还是因为心慌意乱，再不就是源于苏联人身上已经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大家在离开会场时都把头埋得很低，精神压抑十分严重。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不就报告进行讨论，也没有让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大会一致通过这一决议。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将报告全文下发各级党组织、但不公开发表的决议。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党内和全国引起的反应各种各样：从完全支持到完全不接受。在许多人看来，谴责斯大林的独断专横，承认他的权力的极权主义性质，这是呼吁实行社会民主化，呼吁恢复个人自由，呼吁给予共产党员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占大多数的普通党员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根本变革充满希望，他们认为，可以制定出防止斯大林罪行重演的保障措施。然而党的高层、党的官僚却觉得自己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大清洗、无法预料的打击已经宣告结束。进一步的非斯大林化，则有可能破坏党的垄断权力、党的专政的基础。

　　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上许多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各不相同的影响。有些共产党，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对报告表示欢迎。而有些共产党则显然对报告感到不满。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着急。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样表现出来呢。”在美国、法国和其他有些国家，人们公开讨论二十大的材料，不少共产党员要求退党。众所周知，正是苏共二十大成了一九五六年秋天的波兰骚乱和同年十至十一月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尽管还有不少其他的原因。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在三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才在苏联公开发表的。而美国有关方面早在二十大闭幕的几周之后，就向读者披露了这个报告。原来，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曾将七份报告送给“兄弟党”领导人。这份红色封皮上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按规定只供高级领导人阅读。一份这样的报告送至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记者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劝说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女友将报告副本自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取出。格氏的一个朋友系以色列驻华沙的外交官，此人将文件全部拍照，并将胶卷送回以色列。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深知美国人对报告的兴趣有多大（为“搞到”报告的专项行动，中央情报局曾斥资一百万美元），便将报告交给美方。美方自然是如获至宝。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属于正面教育的范畴。至于那篇抨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或者说“反面材料”，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看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设法搞到“秘密报告”的英文稿，请人译成中文，并自行印刷。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丧家狗》的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其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中，将“圣人”孔子解读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这种对文化经典《论语》的学术“恶搞”和对孔子近乎“轻佻”的评价，立即引发激烈争论。在内地知名的儒家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上，特别开辟专集，对李零的《丧家狗》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引发李零支持者的反批评，网络上顿时硝烟弥漫，媒体也纷纷报道，成为二○○七年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

　　青年学者石勇指出：“于丹和李零之所以引起争论，之所以热销，都植根于近几年国学热、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以及与这种背景相对应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关于‘丧家狗’的争论，基本上就是一群丧失文化认同的‘丧家狗’之间的争论。争得越激烈，越能暴露出重新建构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紧迫性。”李泽厚、余敦康也指出，为什么易中天、阎崇年等书同是畅销书，却没有引起如于丹、李零这样大的“思想地震”，就因为前者只是说历史故事，后者则是宣扬价值理念。

　　这次“丧家狗”争论，双方出场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背景和价值立场，但却并非铁板一块，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李零的反对者基本上都是坚持儒家思想的学者及其同情者，如有“大陆新儒家”之称的陈明、蒋庆、康晓光、王达三、杨立华等人，都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李零的支持者则不一而足，有知名学者钱理群、刘梦溪、雷颐、吴思等，以及一些知名评论家如章立凡、胡文辉、魏英杰、陈永苗等。

　　李零以“三古”（古文献、古文字、考古）成名并自诩，并自称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自己“老装孙子”，青年学者陈壁生由此指出：“《丧家狗》一书，是一个受道家散漫精神影响，而又对现实深感不满的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尽管李零思想立场不明确，并一再强调“学术客观性”，但李零对孔子的“去圣化”，对《论语》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如雷颐将李零批评者定性为“‘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立即引来儒家学者的质疑。《原道》主编陈明就认为这根本不是“义理和考据之争”，认为钱理群、刘梦溪、雷颐等人为李零辩护是“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认为李零“是要颠覆儒家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国儒教网站长王达三认为，李零解读《论语》，其意绝非“考据”，而“以讥讽孔子、菲薄道德为能事”，“与其说李书是考据之书，毋宁说是借考据之名兜售其‘私货’的义理之书”。陈壁生指出：“解《论语》之书，起名为‘丧家狗’，到底是为‘丧家狗’一词正名，还是矮化孔子，一目了然。如果解《圣经》的，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理直气壮地起一个《死囚犯》的书名，解佛经的，因为佛陀四方行乞，便来一个《老乞丐》的书名，无论如何，都是解构过度，不堪入目。”

　　至于吴思、章立凡、胡文辉、魏英杰、徐来、陈永苗等人，则完全就儒学的现代价值对李零的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认为这次争论“无非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那点事儿”，指出儒学“已经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在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价值”，依然是自由、民主、科学的阻碍者和对立物，反对“大陆新儒家”对“五四”进行“翻案”。上述观点，在网络上得到了其支持者的一片欢呼，“文革”时期的口号“打倒孔老二”也再次响起。

　　对批评者将此次争论引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陈来、盛洪、陈明、王达三、陈壁生等人都表示不同意。陈明将李零的著作定性为“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当然，批评的重点在眼界和心态。对于训诂家的眼界，李零及其支持者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法门，并不觉得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至于愤青的心态，李零则将“愤青”理解为“批判者”，并认为这种评判并非不光彩而且也恰当，因为保持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应有之义。但这种对“愤青”的解读陈明并不认可，认为“把愤青定义为批评社会，把批评社会等同于自由主义，再把我对李零的批评解读为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是由李零开始再由魏英杰完成的诠释。魏英杰一窍不通，李零则是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作自己体面下台的阶梯。”陈明并援引了刘军宁在李零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传统充满敬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则充满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王达三也指出，将此次争论视为“主义”之争，乃是出于想像力过于丰富，而且把问题简单化了，“难道把《论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就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难道李零讥讽孔子就是自由主义者？”陈壁生则认为，自由主义的立场，可以是建立而不是解构真孔子。李零对《论语》的解释，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道家式加后现代式的立场。

　　至于钱理群认为李零以“平视”而不是“仰视”和“俯视”的视角来解读《论语》，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作为一种多元声音而存在，实际上是一大贡献。这个看法也遭到反驳。陈明认为这种说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这样做了；而且这“根本就不是平视，而是蔑视，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调侃戏弄！”所以，就李零要将孔子由“圣人”还原为“普通人”的做法（甚至认为孔子的名气是学生们吹出来的），众多学者从学术角度予以反驳，主要有林存光教授的《“不完全的真理”更误人》，李存山的《“丧家狗”：隐士眼中的孔子》，米湾的《记丑而博，言伪而辩》，邓曦泽的《顾颉刚、李零，还有一条狗——故事与解释》，提婆的《心平气和看孔子：试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陈杰思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谬误二十题》。尤其是杨立华的《〈丧家狗〉与“哗众取辱”》一文，招致李零的反驳，并暗示杨立华跟陈明是一伙的，而且写文章批评他是受了老师陈来的指使，认为杨立华完全是受价值立场的支配，而非严肃的学术之争。杨立华立即撰文反唇相讥：“这倒透出了李先生的病根儿：习惯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揣度他人。”杨立华在对李零文章中的“硬伤”进行剖析后，最后得出结论：“李零这本书是在有意无意地迎合大众的娱乐心态。其实，严谨的学术品性的缺失，才是《丧家狗》一书的最大问题。”

　　这次争论，双方的支持者在网络上的言辞都非常激烈，足以说明这绝非考据学上的一个小问题。虽然参与者中有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士，如陈明、李存山、林存光、杨立华等学者，都很认真地在进行“学术”辩论，但其各自的支持者却在网络上狂热地进行“价值”辩论，真可谓“人与人战，马与马战”。孔子是中国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丧家狗”这顶帽子，犹如早就有的另外一顶帽子“孔老二”，玷污和欺辱的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学。真希望日后在中国，不要再出现第三顶诸如此类的帽子。■

　　胡适谈钱锺书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胡适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选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 编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