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 第三节 林蔡之争
第三节 林蔡之争
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引起了反动军阀和封建复古势力的极端恐惧。于是，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大肆诬蔑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则极尽漫骂攻击之能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也就成了他们集中攻击的一个目标。发生在1919年3月间的“林蔡斗争事件”，就是这场新旧思潮大激战的一个突出表现。
这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漫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以及《新申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北大、诋毁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社会上的遗老遗少也群起助阵，北大的任何微小改革和进步，都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他们破口漫骂新思想和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提倡白话文，也诬蔑为是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开设元曲新课，也胡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当时有位学生记叙了这样一件事：
前些时我往保定省兄，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老者，听说是前清的进士，他突然向我发问道：“贵校新成立了歌谣研究会，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便向别一位老者冷笑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那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说罢又哈哈冷笑一阵。
当然，这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守旧的心态。但这时复古派攻击的锋芒，还主要是针对北大新派教授及其重要阵地《新青年》，把《新青年》视为“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于是，“大惊小怪，八面非难。”当时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责难，正如鲁迅所形容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
当时军阀政府也磨刀霍霍，企图用查禁进步书刊、驱逐新派人物等办法，来压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如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攻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干渉北大的新潮运动，井声言否则参议院将提出弹劾案，企图胁迫蔡元培去职。不久，张元奇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尤集矢于文科学长陈独秀。他的弹劾案只有少数人附和，没有通过。但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为此召见过蔡元培。这时舆论界也不断传出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渉北京大学的消息，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发动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蠡叟，福建闽候人。他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画家和翻译家，一个顽固的守旧派。他在清末民初曾任北大经学教员。这时在徐树铮支持的成志学校任主讲席，授史记。他生活在民国，仍自称“清室举人”；“年垂七十”，仍“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1914年3月，逊清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金梁，为清室复辟网罗人物的“举贤才摺”中，称林纾：“感念故主，念念不忘，尝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动行人，文学尤佳，为时称诵。”将他列入“可用其人者”。这样一个封建卫道士，对新文化运动怀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2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淡”，以小说的形式，对北大的新派人物进行辱骂和攻击，他抛出的第一篇文言小说《荆生》，以皖人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淅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莫影射胡适，以“伤天害理”、“禽兽之言”，恶毒漫骂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他幻想借助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他在小说的结尾，颇有感慨地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林纾心目中的“荆生”，就是指皖系军阀徐树铮。他希望这个曾是他学生的权势人物，能够挽回狂澜，一举荡平新思潮。小说反映了封建卫道士们绝望和挣扎的心理状态。
3月18日，林纾又在《公言报》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林纾以无聊谤文漫骂新文化运动犹感不足，现在则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发起了直接的攻击。
林纾在信中以“清室举人”、“至死不易其操”的卫道者自居，申言了他反对革命和变革的顽固立场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挙，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他要求一切守旧例，不可越常軌，“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他在公开信中，罗织罪状，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尽反常軌，侈为不经之淡”，“叛亲灾伦之论”，是“覆孔孟，铲伦常”；胡说写白话文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咒骂新文化的宣传者为“人头畜鸣”。诬蔑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威胁他：“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長。”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他以教训口吻警告蔡要“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为国民端其趣向”。他在信中破口大骂一通之后，又装模作样地说“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
《公言报》刊载林纾公开信的同时，还加了《请看北京大学思想变迁之近状》一则报道，攻击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漤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诬称他们“绝对的非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攻击新派的主张，“更当认为怪诞不经，似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称林纾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洋洋万言，于学界前途，深致悲悯。”竭力为林纾张目。
林纾继公开信之后，在3月19日、20日《新申报》上又抛出俳镑小说《妖梦》。这篇文言小说更为不堪，其中以所谓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以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极力描述田、秦提倡白话、诋毁伦常，并极其无聊地写了一个赞同“毁圣灭伦”的学堂校长“元緒”来影射蔡元培。最后，一个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把他们统统吞噬，随即排泄下来，“积粪如丘，臭不可近。”这篇小说手法之卑劣，正如当时一位读者投书《每周评论》所说：“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这种行径，真是可伶。我想该举人也是一个人类，已经活到七十岁，知识还是如此蒙昧，这真是他的不幸，所以说他真是可伶。我们费了宝贵的笔墨、纸张、精力、时间来批评该举人，未免‘太不自爱’。‘道理’两个字，和该举人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本来不能和他去讲。”
林纾们在校外发难，国故派则在校内响应。他们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思想，自诩为振刷颓纲的“有志之士”，提倡“讲学救时”。这时他们创办的《国故》月刊，则专门是为了和《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相抗衡的。在1919年3月20日出版的《国故》创刊号上，黄侃专门写了一篇《题辞》，攻击新派“数典忘粗”，“乱国坏俗”，号召所谓“有志之士”，起来“振颓纲以绍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继承和发扬“文武之道”、“六艺之传”。随后，他们正式打出了“讲学救时”的旗号，要以昌明旧学来抵制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禁不住在讲台上也要嘲讽新派人物，如黄侃常常点名漫骂，用语失态，说什么：“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攻击新派教员追随蔡元培是“曲学阿世”；甚至在他編著的《〈文心雕龙〉札记》中，也不忘漫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
林纾除作书写文进行疯狂攻击外，还直接插手北大，造谣惑众。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又名张谬子，中学时曾是林纾的门生。他除在北大读书外，还在校外任银行职员，又兼《神州日报》通信记者。此人是一个封建遗少，造谣行家。他曾因反对戏剧改良，受到《新青年》的批判；鲁迅在《随感录·旧戏的威力》中，也无情地揭露了他顽固守旧、拉历史倒车的行径。在这场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他顽固地站在旧派一边，林纾的两篇诽谤小说，都是经他寄给《新申报》的。在林纾指使下，1919年2月，张厚载就以“半谷通信”方式，两次在上海《神州日报》编造谎言，散布所谓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渉；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消极，等等。3月4日，又在该报“学海要闻”发表通信，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则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竟直接造蔡元培的谣言。这个耸人听闻的谣言，曾在舆论界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林纾的带动下，原来蜷伏在各个阴暗角落的守旧势力，也纷纷出动。一个曾被蔡元培辞退的不学无术、顽固守旧的原北大教员，这时也化名刊行《辟谬》一书，恶毒诋毁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在林纾大举笔伐的同时，反动政府也指使御用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的议案，企图胁迫北大校长蔡元培去职。
这场所谓“林蔡之争”，是新旧思潮的一场大激战，其实质是保卫还是扼杀新文化运动的一场生死斗争。当时天津《益世报》在一篇题为《新旧之争》的文章中，曾分析了北京大学遭受攻击的原因：“请问现在中国虽高揭民国之旗帜，究竟民得意乎？抑官得意乎？如到处皆为官之势力，单单有一大学欲保存民气，比如在浑浊之河流中，欲保存一洼清水，其不被淤泥荡激者万不能也。北京大学居于官僚社会之中心，不被旧派攻击，万情理中必无之事。”
这场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一阵波澜，北大校内一时人心浮动。刘半农后来在追述当时情景时说：“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的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慄慄危惧中过活。”这反映了这场斗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没有退縮。当林纾的谬说一出笼，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进步舆论的猛烈回击。李大钊首先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中，严正警告“那些顽旧鬼崇、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如果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者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最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例证，说明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胜利，“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都要有一种觉悟。”陈独秀在他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揭露了林纾之流“依靠权势”和“暗地造谣”的卑劣行径，他说：“新青年所评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的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鲁迅也以他犀利的杂文，痛斥了林纾和张厚载这一对遗老遗少。《每周评论》特地加按语转载了林纾的小说《荆生》，指出它是“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是反动派“武力压制政策的”体現，并且连续发表文章加以痛斥。
林纾采用这种造谣漫骂的下作手段，不得人心。《每周评论》曾发表一篇《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他以读者来信的口气，对这篇小说作了逐段点评之后指出：“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这位老师给的评语是：“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人膺作耶？惜我不识林先生，无从质之。”文笔辛辣，言之有据，出尽这位古文家的丑。
面对严重的压力，蔡元培没有改变他支持和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应该说，对于那些反动势力，他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千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千。”类似的记述，在一些当事者的文著或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些都表现了他不为压力所屈的可贵品格。但他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既要反击反对者的责难、围攻，又要设法保护这个改革始行、根基未固的学校，这就不能不讲策略，不能不耗去他大量精力。陈独秀在这事后曾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作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
3月18日，蔡元培在看到林纾公开信的当天，就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除了对《公言报》捏造的关于北大的谣言提出质问外，主要就林纾攻击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字”两说，分別作了驳斥。他一反林纾诬蔑漫骂之手法，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林纾对北大以及新派教授的诬蔑。他在复信中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辞婉而多讽。他在阐明了北大在对孔孟、伦常等问题的做法后，进而责问道：“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他针对林纾罗织罪状无理攻击的恶劣做法，反诘道：“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侍》、《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低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他在复信的最后部分，针对林纾对北大的种种责难，重申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原则立场；他在这里强调的思想自由和教员以学诣为主的两项原则，实际上是重申他办理大学的基本主张。特摘录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指思想自由原则）为界哏，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賭为消遣者，苟其功倮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有天然界哏。……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責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元培的反驳虽然还是比较温和的，对封建文化思想也还表现了某种调和的倾向，但他在公开信中重申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答辩义正词严，这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他为宣传“过激之论”辩护（这里所说的“过激之论”，就包括当时反动派和一般封建余孽所强烈攻击的马克思主义），则更是难能可贵。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林纾作这样公开的答复，确实非同一般，这对当时的新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全国新派奋起反击。北京和全国各地报刊登载了大量指斥旧派、声援北大的言论，纷纷指出这不仅仅是北大某几个教员的去留问题，而是要不要维护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林纾之流遭到了进步舆论的同声谴责，被斥之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虽然林纾仍不服输，又给蔡元培写了第二封信，声称：“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申其张”，顽固表示：“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犬不吠，然而后已。”然而，这只不过是封建卫道士的几声抽泣而已。他极端孤立了，最后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在这场论争中，群众的同情完全在新派、在北大一边，进步舆论界纷纷表示对北大的推重和声援，上海《民国日报》载文说：“自蔡孑民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其所罗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学之士，与循引私谊有如官场者，迥然不同。故数年以来，成绩粲然。海内之略有知识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应发辉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有位成都《川报》的读者写道：“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对林纾等人散播北大驱逐陈独秀等的谣言，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先在报上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有驱逐之事；随后，对那个投靠林纾、写假通讯造谣的法科学生张厚载，则亲自写信进行教育，他在信中说：“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帮助他认识林纾的真面目；后来鉴于这个学生不肯悔改，许多同学要求驱逐这个败类，学校乃决定勒令他退学，并专门出了一个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这就把林纾等反对北大、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完全暴露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历史的进程，正如李大钊所展示的“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在这次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的重大胜利，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而蔡元培在这场斗争中则很好地保卫了新文化运动，勇敢地维护了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绩。
§§第八章 在五四运动中
这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漫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以及《新申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北大、诋毁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社会上的遗老遗少也群起助阵，北大的任何微小改革和进步，都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他们破口漫骂新思想和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提倡白话文，也诬蔑为是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开设元曲新课，也胡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当时有位学生记叙了这样一件事：
前些时我往保定省兄，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老者，听说是前清的进士，他突然向我发问道：“贵校新成立了歌谣研究会，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便向别一位老者冷笑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那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说罢又哈哈冷笑一阵。
当然，这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守旧的心态。但这时复古派攻击的锋芒，还主要是针对北大新派教授及其重要阵地《新青年》，把《新青年》视为“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于是，“大惊小怪，八面非难。”当时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责难，正如鲁迅所形容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
当时军阀政府也磨刀霍霍，企图用查禁进步书刊、驱逐新派人物等办法，来压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如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攻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干渉北大的新潮运动，井声言否则参议院将提出弹劾案，企图胁迫蔡元培去职。不久，张元奇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尤集矢于文科学长陈独秀。他的弹劾案只有少数人附和，没有通过。但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为此召见过蔡元培。这时舆论界也不断传出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渉北京大学的消息，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发动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蠡叟，福建闽候人。他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画家和翻译家，一个顽固的守旧派。他在清末民初曾任北大经学教员。这时在徐树铮支持的成志学校任主讲席，授史记。他生活在民国，仍自称“清室举人”；“年垂七十”，仍“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1914年3月，逊清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金梁，为清室复辟网罗人物的“举贤才摺”中，称林纾：“感念故主，念念不忘，尝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动行人，文学尤佳，为时称诵。”将他列入“可用其人者”。这样一个封建卫道士，对新文化运动怀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2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淡”，以小说的形式，对北大的新派人物进行辱骂和攻击，他抛出的第一篇文言小说《荆生》，以皖人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淅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莫影射胡适，以“伤天害理”、“禽兽之言”，恶毒漫骂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他幻想借助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他在小说的结尾，颇有感慨地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林纾心目中的“荆生”，就是指皖系军阀徐树铮。他希望这个曾是他学生的权势人物，能够挽回狂澜，一举荡平新思潮。小说反映了封建卫道士们绝望和挣扎的心理状态。
3月18日，林纾又在《公言报》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林纾以无聊谤文漫骂新文化运动犹感不足，现在则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发起了直接的攻击。
林纾在信中以“清室举人”、“至死不易其操”的卫道者自居，申言了他反对革命和变革的顽固立场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挙，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他要求一切守旧例，不可越常軌，“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他在公开信中，罗织罪状，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尽反常軌，侈为不经之淡”，“叛亲灾伦之论”，是“覆孔孟，铲伦常”；胡说写白话文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咒骂新文化的宣传者为“人头畜鸣”。诬蔑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威胁他：“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長。”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他以教训口吻警告蔡要“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为国民端其趣向”。他在信中破口大骂一通之后，又装模作样地说“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
《公言报》刊载林纾公开信的同时，还加了《请看北京大学思想变迁之近状》一则报道，攻击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漤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诬称他们“绝对的非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攻击新派的主张，“更当认为怪诞不经，似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称林纾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洋洋万言，于学界前途，深致悲悯。”竭力为林纾张目。
林纾继公开信之后，在3月19日、20日《新申报》上又抛出俳镑小说《妖梦》。这篇文言小说更为不堪，其中以所谓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以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极力描述田、秦提倡白话、诋毁伦常，并极其无聊地写了一个赞同“毁圣灭伦”的学堂校长“元緒”来影射蔡元培。最后，一个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把他们统统吞噬，随即排泄下来，“积粪如丘，臭不可近。”这篇小说手法之卑劣，正如当时一位读者投书《每周评论》所说：“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这种行径，真是可伶。我想该举人也是一个人类，已经活到七十岁，知识还是如此蒙昧，这真是他的不幸，所以说他真是可伶。我们费了宝贵的笔墨、纸张、精力、时间来批评该举人，未免‘太不自爱’。‘道理’两个字，和该举人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本来不能和他去讲。”
林纾们在校外发难，国故派则在校内响应。他们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思想，自诩为振刷颓纲的“有志之士”，提倡“讲学救时”。这时他们创办的《国故》月刊，则专门是为了和《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相抗衡的。在1919年3月20日出版的《国故》创刊号上，黄侃专门写了一篇《题辞》，攻击新派“数典忘粗”，“乱国坏俗”，号召所谓“有志之士”，起来“振颓纲以绍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继承和发扬“文武之道”、“六艺之传”。随后，他们正式打出了“讲学救时”的旗号，要以昌明旧学来抵制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禁不住在讲台上也要嘲讽新派人物，如黄侃常常点名漫骂，用语失态，说什么：“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攻击新派教员追随蔡元培是“曲学阿世”；甚至在他編著的《〈文心雕龙〉札记》中，也不忘漫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
林纾除作书写文进行疯狂攻击外，还直接插手北大，造谣惑众。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又名张谬子，中学时曾是林纾的门生。他除在北大读书外，还在校外任银行职员，又兼《神州日报》通信记者。此人是一个封建遗少，造谣行家。他曾因反对戏剧改良，受到《新青年》的批判；鲁迅在《随感录·旧戏的威力》中，也无情地揭露了他顽固守旧、拉历史倒车的行径。在这场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他顽固地站在旧派一边，林纾的两篇诽谤小说，都是经他寄给《新申报》的。在林纾指使下，1919年2月，张厚载就以“半谷通信”方式，两次在上海《神州日报》编造谎言，散布所谓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渉；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消极，等等。3月4日，又在该报“学海要闻”发表通信，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则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竟直接造蔡元培的谣言。这个耸人听闻的谣言，曾在舆论界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林纾的带动下，原来蜷伏在各个阴暗角落的守旧势力，也纷纷出动。一个曾被蔡元培辞退的不学无术、顽固守旧的原北大教员，这时也化名刊行《辟谬》一书，恶毒诋毁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在林纾大举笔伐的同时，反动政府也指使御用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的议案，企图胁迫北大校长蔡元培去职。
这场所谓“林蔡之争”，是新旧思潮的一场大激战，其实质是保卫还是扼杀新文化运动的一场生死斗争。当时天津《益世报》在一篇题为《新旧之争》的文章中，曾分析了北京大学遭受攻击的原因：“请问现在中国虽高揭民国之旗帜，究竟民得意乎？抑官得意乎？如到处皆为官之势力，单单有一大学欲保存民气，比如在浑浊之河流中，欲保存一洼清水，其不被淤泥荡激者万不能也。北京大学居于官僚社会之中心，不被旧派攻击，万情理中必无之事。”
这场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一阵波澜，北大校内一时人心浮动。刘半农后来在追述当时情景时说：“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的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慄慄危惧中过活。”这反映了这场斗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没有退縮。当林纾的谬说一出笼，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进步舆论的猛烈回击。李大钊首先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中，严正警告“那些顽旧鬼崇、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如果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者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最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例证，说明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胜利，“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都要有一种觉悟。”陈独秀在他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揭露了林纾之流“依靠权势”和“暗地造谣”的卑劣行径，他说：“新青年所评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的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鲁迅也以他犀利的杂文，痛斥了林纾和张厚载这一对遗老遗少。《每周评论》特地加按语转载了林纾的小说《荆生》，指出它是“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是反动派“武力压制政策的”体現，并且连续发表文章加以痛斥。
林纾采用这种造谣漫骂的下作手段，不得人心。《每周评论》曾发表一篇《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他以读者来信的口气，对这篇小说作了逐段点评之后指出：“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这位老师给的评语是：“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人膺作耶？惜我不识林先生，无从质之。”文笔辛辣，言之有据，出尽这位古文家的丑。
面对严重的压力，蔡元培没有改变他支持和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应该说，对于那些反动势力，他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千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千。”类似的记述，在一些当事者的文著或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些都表现了他不为压力所屈的可贵品格。但他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既要反击反对者的责难、围攻，又要设法保护这个改革始行、根基未固的学校，这就不能不讲策略，不能不耗去他大量精力。陈独秀在这事后曾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作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
3月18日，蔡元培在看到林纾公开信的当天，就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除了对《公言报》捏造的关于北大的谣言提出质问外，主要就林纾攻击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字”两说，分別作了驳斥。他一反林纾诬蔑漫骂之手法，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林纾对北大以及新派教授的诬蔑。他在复信中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辞婉而多讽。他在阐明了北大在对孔孟、伦常等问题的做法后，进而责问道：“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他针对林纾罗织罪状无理攻击的恶劣做法，反诘道：“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侍》、《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低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他在复信的最后部分，针对林纾对北大的种种责难，重申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原则立场；他在这里强调的思想自由和教员以学诣为主的两项原则，实际上是重申他办理大学的基本主张。特摘录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指思想自由原则）为界哏，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賭为消遣者，苟其功倮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有天然界哏。……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責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元培的反驳虽然还是比较温和的，对封建文化思想也还表现了某种调和的倾向，但他在公开信中重申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答辩义正词严，这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他为宣传“过激之论”辩护（这里所说的“过激之论”，就包括当时反动派和一般封建余孽所强烈攻击的马克思主义），则更是难能可贵。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林纾作这样公开的答复，确实非同一般，这对当时的新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全国新派奋起反击。北京和全国各地报刊登载了大量指斥旧派、声援北大的言论，纷纷指出这不仅仅是北大某几个教员的去留问题，而是要不要维护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林纾之流遭到了进步舆论的同声谴责，被斥之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虽然林纾仍不服输，又给蔡元培写了第二封信，声称：“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申其张”，顽固表示：“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犬不吠，然而后已。”然而，这只不过是封建卫道士的几声抽泣而已。他极端孤立了，最后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在这场论争中，群众的同情完全在新派、在北大一边，进步舆论界纷纷表示对北大的推重和声援，上海《民国日报》载文说：“自蔡孑民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其所罗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学之士，与循引私谊有如官场者，迥然不同。故数年以来，成绩粲然。海内之略有知识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应发辉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有位成都《川报》的读者写道：“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对林纾等人散播北大驱逐陈独秀等的谣言，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先在报上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有驱逐之事；随后，对那个投靠林纾、写假通讯造谣的法科学生张厚载，则亲自写信进行教育，他在信中说：“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帮助他认识林纾的真面目；后来鉴于这个学生不肯悔改，许多同学要求驱逐这个败类，学校乃决定勒令他退学，并专门出了一个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这就把林纾等反对北大、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完全暴露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历史的进程，正如李大钊所展示的“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在这次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的重大胜利，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而蔡元培在这场斗争中则很好地保卫了新文化运动，勇敢地维护了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绩。
§§第八章 在五四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