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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找到自己成大事之本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如果没有募勇练兵,曾国藩充其量只能做个默默无闻的高官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但是历史给了他成就更大功业的机会——练兵、统军。曾国藩以常人不曾具备的决断能力找到了自己成大事的根本出路。

  (1)从意外办理团练起家

  曾国藩于1853年1月2日(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寄谕,令其协同巡抚办理湖南团练,镇压农民反抗。当时,他刚在两个月前将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之后,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这个谕旨,不由使他左右为难起来。对地主阶级来说,镇压这些在太平天国革命鼓舞下即将起来造反的群众,尽快恢复封建秩序,不能说不是当务之急。既有如此机会,何不出手一试?从这方面想,曾国藩觉得是应该出山的。但想到另一方面,又使曾国藩感到难于成事,顾虑甚深。他一怕丁忧期间出来任事受人讥笑;二怕在自己家乡办理地方事务,多有不便。不过这还都是次要的,更为主要的是,他痛恨统治阶级当权者的腐败无能和一般地主士绅的软弱散漫,担心难以同这些人合作。倘若事事掣肘,处处荆棘,则自己无望成功,有缘受过。与其将来自遗后悔,不如现在就深居不出。想到这些,又使曾国藩神气沮丧,裹足不前,遂具疏辞谢,陈请终制,准备交张亮基代发。不料就在这时忽然接张亮基的来信,惊闻太平军攻克武汉的消息,曾国藩的心立刻紧缩起来,深恐太平军一旦反攻过来,巢穴不保,安身无处。因而心为所动,感到深居山林,亦非乱世良策,又对自己的决定踌躇起来。恰在此时,郭嵩焘受张亮基之托,连夜赶到曾家,敦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对曾国藩说,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絰从戎,古之制也”。这些话正中曾国藩的下怀,只是难于改口。于是郭嵩焘又去动员曾国藩的父亲,曾鳞书亦同意郭的看法,怂恿曾国藩出办团练。这样,曾国藩既有保全桑梓的名号,又有父命可秉承,就不怕别人疑其用心,讥其不孝了。因而破釜沉舟决意出山。后来,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解释自己的这一思想变化说,“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这些话是基本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这也说明,他在乡居的几个月中,思想又深化了一步。他之所以把问题看得那么难,就是因为他对问题想得比当时的一般人深透得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决不是小修小补所能奏效的,因而,不干则已,干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曾国藩就是带着这种拼命直前,不顾一切的情绪投入对农民阶级和内部反对派的斗争的。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和郭嵩焘一起从家乡动身前往长沙。途经湘乡县城时,又特意会见了朱孙诒、罗泽南、刘蓉、王鑫等人。他们刚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湘乡练勇一千人赴省守卫的扎饬,便与曾国藩一同启程,1月30日赶到长沙。这些人也就成为曾国藩办理团练、训练湘军的最初班底。

  (2)打造一支可以倚仗的铁军

  太平军离开湖南后,湖南原有驻军大部分跟向荣一起尾追而去,因而造成湖南省城长沙和全省各地兵力空虚的局面。对于这种状况,曾国藩深感忧虑,一方面害怕太平军重新打回来,攻打长沙,本省无力防守;一方面又怕群众起来造反,省城与各县无兵可派。针对上述情况,曾国藩采取了三种对策。曾国藩认为,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必须有一支凶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不外两个途径,一是从外省调拨,一是自己募勇训练。从当时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各省既已自顾不暇,何有兵力支援别省?况且,即使费尽气力拼凑一些,也不一定顶用。因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集勇训练,自己解决。湖南巡抚张亮基早已想到了这一点,并且在此之前已札调湖南一些府、县的练勇来省城助守。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时,各县练勇也陆续赶到,其中主要有新宁县的楚勇、辰州府的辰勇、宝庆府的宝勇、浏阳县的浏勇、泸溪县的泸溪勇等。曾国藩还就如何办理团练和集训练勇的问题与张亮基进行过讨论。曾国藩认为,“团练保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饷于官,缓急终不可恃。”因而提出将所调各县练勇改为募勇,训练成军,用以对抗太平军和镇压本省各地会党活动。张亮基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遂将调集省城的各县团练武装改为官勇,由湖南巡抚和团练大臣负责指挥,发粮饷。当时曾国藩称湖南官勇为“大团”。他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在征得张亮基的同意后,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太平军既破武昌,就有重回湖南的可能,长沙为省城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现在湖南兵力空虚,长沙防御薄弱,而邻近各省又无兵可调,因于湖南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1853年1月曾国藩初到长沙时,张亮基所调各县练勇除湘勇外,还有楚勇、浏勇、泸溪勇、辰勇、宝勇等,其后楚勇、泸溪勇均在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广总督时全部带走,辰勇、宝勇交由塔齐布教练,实际上由曾国藩直接训练的只有湘勇。曾国藩最初带往长沙的湘勇只有一千零八十人,分为三营,中营由罗泽南管带,左营由王鑫管带,右营由邹寿章管带。1853年夏湘勇已增募至八营两千七百人,罗泽南率领三营一千人赴援江西,王鑫率一营前往衡山、桂东、兴宁一带镇压会党,邹寿章率一营去浏阳守卡,防止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湖南。这样,曾国藩身边便只有新募的新化勇三营一千多人了。于是,他便对这批新勇进行严格训练。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为恶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武断乡曲,鱼肉百姓,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就大张绅权,积极扶植这帮反动派,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

  (3)在排挤和讥讽中求发展

  曾国藩练勇,除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外,还规定三、八两日进行政治训练,其具体办法是由曾国藩亲自对兵勇训话,重点是纪律教育和为人处世之道。从1853年5月起,又通过塔齐布传令营兵会操,并与练勇一起听取政治训话,虽盛夏亦无一日之间断。绿营将骄兵惰,一向蔑视团练,轻视文官。在他们看来,曾国藩以团练大臣令他们与练勇会操,简直是一种污辱。结果,令出之后,惟塔齐布独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各营,不仅拒绝会操,还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群起而攻之。曾国藩闻之,遂以平日惰于操练、战时临阵退避为由参劾德清。德清不服,前赴湖南提督鲍起豹处诉冤,并反控曾国藩六月操兵为虐士,塔齐布与练勇会操为破坏营制。鲍起豹遂扬言,盛夏操兵乃虐待军士,敢有违令操演者军棍从事。塔齐布闻之畏惧,从此再不敢领营兵前去会操,湖南司道官员见此情景心中暗喜,以为是对好事者应有的惩戒。在这种气氛下,绿营兵就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不久,鲍起豹的提标兵(又称永顺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提标兵鸣号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欲杀一儆百,稍抑绿营兵这种怯于战阵而勇于私斗的风气,遂移咨提督,指名索捕肇事士卒。鲍起豹非常气愤,故意大肆张扬,公然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公馆。提标兵群情汹汹,散满街市,先去围攻塔齐布,毁其居室,塔齐布匿于草中幸免丧命。接着,又于当晚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随身亲兵,几乎将他击中。曾狼狈万状,只得向骆秉章求援。曾国藩的公馆就设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中间仅一墙相隔,事情闹到这般地步,近在咫尺的骆秉章竟装聋作哑,坐观事态的发展,直待曾国藩前去打门,方才故作惊讶,出面解围。骆秉章一到便给肇事者亲自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而对备受屈辱的曾国藩却无一语相慰。事过之后,骆秉章对永顺兵和鲍起豹亦无追究弹劾之词,永顺兵事件遂不了了之。

  (4)以统一的标准、严格的要求募兵求将

  经过多次打击和挫折,曾国藩愈益感到绿营兵的腐败不可用,从而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重建新军的决心。曾国藩募兵求将时,他所要求的兵是: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说过: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乎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带兵官的选择,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选将的标准有四: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逐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全,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另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标准,就是不用喜欢爱说话的人。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善说话之将。在训练上,曾国藩仿戚继光治兵成法,逐日训练,阵法技击,无不演习,至少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适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与张石卿制军书》)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而后可以言战也。(《致江氓樵书》)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的条件,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比绿营的饷银差不多加了一倍。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

  (5)变“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

  曾国藩的湘军士气民心较为高旺,这是他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修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曾国藩除了以儒家精神选兵、练兵外,还从组织上保证了湘军的稳定性与战斗力。他摒弃了以往绿营军的世袭兵制,改以募兵制,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随时增减或裁撤部队。同时,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湘军内部的团结,曾国藩又在两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一是募勇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这样,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遂形成湘军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一支军阀武装。

  (6)根据情势以厚饷养兵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所以缺乏训练,战斗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一是兵饷太低。湘军饷章对弁兵薪饷的规定是相当优厚的,尤其是营官和统领,连曾国藩都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故王闿运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尤廉将也。”湘军将领除多隆阿一人外,“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样,固然调动了湖南农民,尤其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但同时也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7)练成了陆师水师两大主力

  湘军分为水陆两部。陆师的建立最早应从1853年算起。这年夏天,曾国藩同江忠源商定练勇万人的计划,初步确定了湘军的规模。曾国藩打算编练成军之后,概交江忠源指挥,以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资本。这年秋天,又奉创办水师之命,遂改原定集练陆师万人的计划为水陆各五千人,营制亦改为每营五百人。然而,这时湘军陆师的实际人数已大大超过五千人,因而不得不对现有各营进行缩编。曾国藩提出,邹寿章、周凤山、储玫躬、新化勇各为一营五百人不变,塔齐布、罗泽南各将两营七百人缩编为一营五百人,王鑫六营约二千二百人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其余遣散。王鑫不服,认为这是曾国藩借故打击自己,并诉之于骆秉章。骆秉章认为王鑫所募新勇可用,无须遣散。从此,王鑫率营脱离曾国藩,投靠骆秉章的门下。又因罗泽南年岁(四十六岁)较大,不愿再次远征,而湘南地区仍有天地会的活动,亦须留有一定兵力,遂将罗泽南部湘军留驻衡州。这样,随同曾国藩出征的陆师就仅有六营三千人了。恰在这时,平江知县林源恩投书曾国藩,愿充一营官。曾国藩令其募平江勇五百,编为一营。另外,又令朱孙诒、邹世琦、杨名声各募一营,凑成十营五千人之数,使湘军陆师初具规模。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清朝绿营水师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外海水师驻广东、福建沿海,内江水师驻长江沿岸各要隘。至咸丰初年,外海水师尚存,而内江水师久已废弛。两湖三江皆无炮无船。偶有少数炮船,亦不过在民船上装炮而已,实不能作战。自1852年12月太平军在益阳、岳州得民船万只,建立水师之后,千船百舸,蔽江而下,千里长江完全控制在太平军手中。

  1853年太平军围攻南昌之初,曾有个名叫黄经的御史上奏清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咸丰皇帝遂批令两湖、四川照奏执行。命令发到湖南后,骆秉章甚感为难,便以力所不及为由将其搁置起来,不予照办。及至郭嵩焘赴援南昌,见太平军驻兵船上,进退自如,往来迅速,感到欲与太平军争雄,必先建水师,夺回舟楫之利,遂向江忠源提出筹建炮船的建议。江忠源对此极为重视,马上上奏清廷,请饬两湖、四川造船,并由广东购洋炮千尊,以装备炮船,兴建水师。清廷依议,这年9月再次命令两湖、四川制造战船,并令广东购洋炮五百尊交湖广、四川,安置船上,顺流而下,与下游水师夹击太平军。命令传到湖南后,曾国藩便与骆秉章商定,以筹建水师自任,这是湘军筹建水师之始。开始一个阶段,既缺资金,又无人才,甚至连适合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到,只好购买钓钩、小之类民船加工改造,暂充炮船。这年11月清廷令曾国藩赴援湖北,曾以水勇未练,炮船不齐,予以拒绝,并乘机奏请提取存放长沙的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四万两,以为购炮造船的经费。曾国藩得到这批银子后,造船的速度便大大加快了。由于湖南无人懂得炮船船式,工匠亦不会造船技术,曾国藩在造船过程中曾遇到很大困难。最初制造大筏以压风浪,后又仿端午竞渡之舟制造战船,结果均告失败。后来得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及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两人到过广东,见过广东水师的战船。他们告诉曾国藩:广东水师有拖罟、长龙、快蟹等战船,那才是真正可以作战的船只。于是曾国藩在衡州、湘潭分设船厂两座,委派成、褚二人为监督,依照广东式样,打造战船。又采纳黄冕的建议:添造小战船一种,名叫“舢板”,以供搜索港汊之用。自咸丰三年冬到次年春初,湘军水师编组完成。计水兵五千人,分为十营,每营五百人,拥有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另有拖罟大船一艘,作为大帅坐船。又买钓钩船一百二十艘,配上大炮五百尊,改为炮船。又雇用民船一百余条,装载军需辎重。这支水军,七拼八凑总算告成。现在看来,未免幼稚可笑;但在当时,这已是中国历史上最“现代化”的精锐“海军”了。水师十营,以褚汝航为总统;陆师也是十营,五千余人,以塔齐布为先锋。合计水陆士兵,约一万七千余人。这时候的曾国藩,俨然已是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了。

  如果没有太平军横扫天下,逼得清帝手忙脚乱,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可能最终会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名世,仕途再畅,也不会立下为后人仰羡的丰功伟业。但是乱世之中,为什么只有曾氏能抓住机会,成就一世英名呢?应该说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对世事的洞察,对局势的把握和常人难及的统驭之才。当时咸丰的谕旨不过是让他“帮办团练”,而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练成了一支善战之师,我们不能不说,曾国藩的成就是“练”出来的,这个“练”的过程,就是他抓住机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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