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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找到高人为自己引路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曾国藩是个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终能够成为学界泰斗，成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关键在于他聪明地找到了为自己指点迷津的高人。
（1）找到一个好老师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70，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工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从日记看曾国藩的“修己”功夫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土。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因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的进步。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
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读了它，我们不但见到曾国藩的砺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砺志方法，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为了沾一点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1）找到一个好老师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70，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工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从日记看曾国藩的“修己”功夫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土。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因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的进步。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
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读了它，我们不但见到曾国藩的砺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砺志方法，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为了沾一点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