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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军反攻长安,安庆绪弃洛北走

  肃宗从灵武进至关中,目的是要收复长安,东职洛皿,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所以,虽然经过房均、郭子仪两次进军的失处。但决不会动摇他实现自已目标的决心。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再次率唐军东班,经过激战。迫使叛军退出长安:继又收复洛阳,逼迫安庆绪退住黄河以北。由于唐军的步步胜刊,叛军的节节处退,形势的发展对叛军日益不利。于是,扳军内部安庆绪与史思明的明争暗斗也迅速谧化。史思明曾一度降唐,但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都是不甘居人下的野心家,降唐当然不能滴足仙的愿望,所以,他很快又绍续叛乱,恢复了他叛军将领的本来面目。

叛军在长安的溃败

至德二载八月二十三日,肃宗镐劳诸将,鼓励诸将反攻长安。肃宗还特别对郭子仪说:反攻能否成功,在此一举!郭子仪表示决心道:“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看来,郭子仪是要破釜沉舟了。

八月二十六口,唐御史大夫崔光远破叛军于骆谷。接着,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带领2000人进攻中渭桥,杀守桥的叛军上千人,乘胜一直前进到长安苑门。正当此时,原驻在武功的叛军急忙撤回,正好与王伯伦、李椿所部在长安苑北相遇,经过一阵激战,王伯伦被杀,李椿被俘迭往洛阳。尽管这次唐军又受挫折,但自此以后武功以西已经役有叛军了。

为了更有力的打击叛军,郭子仪建议邀请回给兵参加对叛军作战。

本来,肃宗就欲借夷人的兵力以扩张其军势。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命幽王李守礼之子李承案为敦王,与仆固怀恩共同出使回给,请求出兵援唐定叛乱。十月,李承案与仆固怀恩到达回绝牙帐,回给怀仁可汗将其女嫁于李承桌为妻,并派其贵臣随李承案人朝,到彭原见到肃宗。肃宗对回维贵臣送以厚礼,并赐回4乞女为毗伽公主。勿庸置疑,肃宗对回给的友好态度,必然是希望回绝出兵相助。

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建议邀请回纭共同进攻长安时,肃宗当然是赞成的。回纭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率领精兵4000余人到达风翔,郭子仪又留宴三日。这样的盛情款待,使回纶叶护受宠若惊,他只好慷慨激昂地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宴会完毕,立即就开始行动。唐朝廷决定,一日供给回绝军羊200口,牛20头,米40解。总之,肃宗千方百计对回蛇军进行鼓励,促使其在作战中奋勇前进。

九月二十五日,向长安进军的各路人马全面出动。九月二十七日,前进至长安西南的香积寺,布阵于香积寺北的丰水以东地区。按照部署,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万人,布阵于其北,叛军将领李归仁出阵挑战,唐军逼其后退,退至叛军阵前,叛军一齐出动,又打退唐军,唐军稍退,叛军乘机抢夺唐军轴重。

这时,身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的前军将领李嗣业挺身而出,他对郭子仪说:“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峡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矣。”说罢,他立即“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在李嗣业的激励之下,“前军之士尽执长刀面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正当激战之时,有人发现叛军在营东有埋伏兵,元帅广平王李椒立即分回绝精兵攻击其伏兵,叛军大败。李嗣业又突然出击于叛军营后,与回纶合势,表里夹攻,自午时到酉时,杀叛军6万余人,还有填沟壑而死者十分之二三。唐军的这次胜利,李嗣业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他“壮勇绝伦”,天宝初年,应募到安西从军,当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所谓陌刀,就是长刀。李嗣业是个使用长刀的能手,每经战斗,他都用长刀取胜。他曾随高仙芝征勃律,平石国,都有卓著战功。后来,肃宗在灵武即位,他奉召到达灵武。肃宗非常高兴地说:“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香积寺之战,进一步证明李嗣业确是一位“所向无敌”的将军。

在香积寺之战中,唐军中还有一位将军值得称道。这就是凤翔都知兵马使王难得。肃宗在凤翔时,他是御营大将。当李嗣业正在与叛军进行拼杀时,其副将则陷入叛军重围之中,王难得力战使李嗣业副将摆脱险境,但自己却被叛军射中其眉,致使眼皮下垂,遮住其目,王难得不顾剧痛,自己将箭拔卜,扯去障目的眼皮,血流满面,仍然继续与叛军拼杀。这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唐军士气的高涨,叛军的迅速溃败,二者无疑是因果关系。

香积寺之战失败后,叛军退人城内。这时,唐军如果穷追不舍,很有可能彻底消灭在长安的叛军。但是,元帅广平王李椒却放弃这个机会,使叛军从容地逃走了。

本来,郭子仪的部属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有过积极的建议,他对李椒说:“贼必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马追之,缚取李归仁、田乾真、安守忠、张通儒”李椒答道:“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迫明而图之”仆固怀恩的预料叛军必弃城逃走,完全符合实际。失败者既然军事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无力再战,必然乘机脱离战场。胜利者若要全歼败敌。必须穷追猛打,不使敌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固然,胜利者非常疲惫,但失败者因士气低落更感疲惫。在这个紧要关头,胜利者如果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克服疲惫带来的困难,必然彻底胜利。武德三年四月,李世民大破宋金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李世民一昼夜行军20余里,大战数十合,取得很大胜利时,总管刘弘基建议道: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要考虑士卒的饥疲,要求休息后再战。李世民鼓励大家道:“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蝎忠询国,岂顾身乎!"山李世民身先士卒,策马而进,二日不吃饭,三日未解甲,结果,彻底打败了宋金刚。

其实,仆固怀恩的主张和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基本类同。当李椒主张休息后明日再战以后,仆固怀恩立即申述不可休息的理由说:“归仁、守忠,天下嵩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衅由于李椒执意坚持休息,所以,仆固怀恩虽又再三进言,李椒终未采纳。第二天早晨,侦察军士报告,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等人,都率余众逃走了。唐军虽然顺利进人长安,但却为叛军保存了相当的武装力量。李椒这样的皇子元帅,实在缺乏统率大军、指挥作战的才能。他不会把握战机,不能使仆固怀思这样智勇兼备的将领发挥作用,致使敌人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样以来,无形之中就延长了平定叛乱的进程。由此看来,在战争过程中,统帅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肃宗稳定长安

军事上的胜利,使唐军迅速收复长安。肃宗得到这个消息,悲喜交加,当天就派宦官吠庭瑶去成都向玄宗报喜;同时,又命左仆射裴冕人京师,祭祀天地与皇家祖庙,还安抚百姓。当然,这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还有两件非常棘手的事,就是怎样对待回绝和玄宗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怎样对待回绝的问题呢?原来,肃宗为了迅速收复长安,刺激回屹奋勇作战,曾与回绝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绝”收复长安后,回绝的叶护要求按约办事,也就是要在长安大肆掳掠。这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唐朝廷逃走时的混乱,叛军对长安的洗劫,已经给京师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时,京师人民翘足引领,热切盼望唐廷回来时,再来一次回给掳掠的浩劫,必然使肃宗失去人心。由此可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是有关肃宗能否众望所归的关键问题。

元帅李椒位居前线,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当其冲。所以,李椒对这一问题非常谨慎,当叶护要求在长安掳掠时,李椒卑躬居膝地拜于马前道:“今始得西京,若速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看到皇子下拜,也颇受感动,遂答应了李椒的要求。但是,李椒还不放心,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是命仆固怀恩带领回纭与西域兵绕道城南,到了水以东宿营。既然回览没有进城,就避免了一场洗劫的灾难,长安百姓、军士都高兴的称赞李椒“真华、夷之主”。肃宗也喜出望外的赞扬李椒说:“联不及也!”在辛椒“整众人城”时,“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不难看出,李椒对回绝问题的处理,取得了各方面都满意的效果。

怎样对待玄宗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政局能否稳定的大事。当叛军通近渔关时,玄宗惊慌失措,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往成都去了;肃宗于危难之际前往灵武,重新组织朝廷,征集军队,收复了长安。在这个时候,是请玄宗回来,继续做皇帝,还是把肃宗在灵武即位的事实合法化,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不久也得到了玄宗的承认,但那时二人相距遥远,鞭长莫及,谁也控制不了谁,当然可以相安无事。但在都回到京师以后,玄宗能够安于太上皇的地位吗?

太上皇,看起来是极其尊贵的地位,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是不准其千预政事的变相说法。颜师古注释“太上皇”一词说:“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简言之,太上皇就是不参与治理国家的皇帝之父。唐高祖做了太上皇,度过了9年的凄凉岁月,睿宗的太上皇生活,玄宗更是历历在目。曾经大有作为,为唐朝的强盛有过重要贡献的玄宗,这时是否甘居太皇的地位呢?这都是肃宗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了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他特以骏马急召随军进人长安的李泌,李泌回到凤翔,肃宗立即以征求意见的口气道:我已上表太上皇,请他东归。继续为帝,我仍然回东宫为太子,恢复原来的君臣关系。显然,这是肃宗经过再三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如果说这是肃宗试探玄宗的态度,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当初,肃宗与玄宗分道扬镳,北走灵武,主要是为了平定了安禄山叛乱,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地位。这时,已经初见成效,为什么要中断自己的夙愿呢?但由于他考虑到玄宗的地位,自己的处境,又不得不试探一下玄宗,看其是否真的愿意放弃原有的权力和地位。

出其所料,李泌对此事考虑非常周到。他问肃宗道:陛下的上表可以追回来吗?肃宗答道:送表人已走得很远了。李泌道:太卜皇不会回来。肃宗惊问其原因,李泌答日:“理势自然”这个“理势自然,很耐人寻味。按照字面看,应该是大势所趋的意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是畏敌逃跑,肃宗则是于危难之际,组织力量,反攻破敌。在这种情况下,玄宗应当惭愧万分,自怨自艾;不应该忘记自己承认了肃宗的地位,自食其言。所以,他不可能再回来做皇帝。再者,平定叛乱的战争,还任重道远,他已73岁,早已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惯,丧失了进取的锐气,他已没有平定叛乱的勇气和梢力,所以,他也不敢再接受肩负重任的皇帝地位了。如果这就是“理势自然”的内容,那么,李泌是颇有远见的。事实证明,李泌的估计完全正确。

肃宗接受李泌的建议,由李泌执笔起草,以“群臣贺表”的形式再次上奏玄宗认其内容是,自马电分离以后,肃宗在群臣劝进之下于灵武即位。现在反攻胜利,肃宗思念父亲,请速返京,以便尽孝养之意。

事情完全按照李泌的预料在发展。十月中旬,肃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吱庭瑶回到凤翔,带回玄宗的意见是:“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剑南道就是以益州〔治所在今成都)为中心的今天四川西部一带地方。玄宗要“剑南一道自奉”,当然是不回长安了。

不久,又一使者从成都回来,带来的消息很好,完全解除了肃宗的优惧。其内容是:“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仿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浩定行日。”得到这个消息,肃宗放心了。他立即告李泌道:“皆卿力也!”

李泌帮助肃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恰如其分。肃宗以父子之礼请玄宗还京,玄宗即便是不甚乐意,也不便回绝。因为没有肃宗夺回长安,他根本谈不上返京;况且他还正式表示过“肤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肤知”由此看来,肃宗以父子之礼请玄宗还京,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总而言之,肃宗有效的处理了关于回绝的问题,稳定了长安的社会秩序,取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妥善的肯定了玄宗的地位,平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这样以来,肃宗就可以解除各种后顾之优,全力以赴的进行平定叛乱的战争了。

唐军步步东进,安庆绪退保邺郡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唐军进人长安。元帅李椒在长安安抚百姓3天,即率军出城东进,临行时留太子少傅魏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等待肃宗还京。

在叛军东走时,郭子仪跟踪追进,追至憧关,杀敌5000余人。收复华阴、弘农二郡。接着,憧关以东唐军向肃宗献俘嵩余人。肃宗不加思索,命将这百余俘虏全部杀死。监察御史李勉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贼也厂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本来,安禄山叛乱不得人心,很多人是被迫参加;被俘,对这些人来说,可能是他们脱离叛军的良机。对这些人如果采用安抚手段,必然对叛军发挥分化瓦解作用;全部杀死,必然使所有叛军死心踏地追随叛乱。正因为如此,肃宗接受了这个建议,赦免了这些俘虏的罪过。

十月初八,唐军又于武关大败叛军,收复卜洛郡。

叛军将领张通儒从长安退出后,又收拾余众,走保陕城。安庆绪命洛阳所有的军队统归其御史大失严庄率领,前往陕城,增援张通儒。这时,张通儒部和严庄部合兵一处,共约15万人,力量还相当可观。

十月十五日,李椒到达曲沃,回屹军旁南山进行搜索埋伏的叛军,郭子仪部与叛军相遇于新店。郭子仪与叛军交战,初战不利,正当叛军自南向北压迫唐军时,回纶自南山突然出现于叛军背后,两面夹击,使叛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在激战中,叛军死伤无数,僵尸蔽野。严庄、张通儒放弃陕城,率残部东走,李椒、郭子仪乘胜进人陕城,仆固怀恩等继续追击叛军。从陕城到洛阳,沿途都有叛军遗弃的器械、戈甲。可见,叛军溃逃极其狼狈。

严庄首先逃回洛阳,向安庆绪报告了陕城的战况,安庆绪束手无策,决定放弃洛阳,逃往河北。在其临走之时,将被迫投降叛军或被俘虏者哥舒翰、程千里、许远等30余人杀害。哥舒翰,是在唐军憧关兵败时,被蕃将火拔归仁等挟持投降叛军的,投降后被囚禁于洛阳。

程千里,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安禄山叛乱前,曾任御史中承,安西、北庭节度使,河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天宝十五载正月,迁上党郡长史、特进,摄御史中丞,以兵守上党。叛军展次进攻上党,都为其所败,故而因战功卓著又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兼御史人夫。

至德二载九月,叛军将领蔡希德率轻骑攻城,程千里看到蔡希德兵力不强,欲发扬自己勇敢善战的精神,出城生擒蔡希德。于是,他率精锐骑兵百人,突然出城。正当激战之际,蔡希德的援军赶到,程千里感到寡难敌众,遂退回城内。在退回途中,因桥坏面坠人坑中,反为蔡希德所俘。程千里被俘后,也被囚禁十洛阳。

许远,是杭州盐官人,唐初许敬宗的曾孙。安禄山叛乱时,他是唯阳太守。他与张巡坚守唯阳,直到城陷被俘。被俘后也被囚于洛阳。

安庆绪在穷途末路时杀害这些唐朝官员,说明他要继续叛乱,与唐朝对抗到底了。

十月十八日,李椒进人洛阳。这时,又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原来,在收复长安时,李椒为了稳定民心,不使回绝在京师进行抢掠,向其承诺到东京以后再满足其要求。现在到了东京,是否要向回给兑现呢,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如果放任回绝兵在洛阳随意掳掠,必然使东京市民对唐朝廷大失所望。对唐朝廷束说,这自然是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如果李椒在这方面迁就回给,必然失去民心。因此,李椒又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当回绝大肆抢掠的时候,立即送回绝罗锦万匹,暂时缓和了回纶的贪欲,使洛阳市民又减少了一些灾难。

安庆绪退出洛阳,渡河北走,到达邺郡。他改邺郡为安成府,又改元天成。这时,安庆绪颇为狼狈,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如果唐军穷追不舍,真有朝不保夕的危险。十日内,各地叛军才陆续到来,蔡希德自上党来,田承嗣自颖川来,武令殉自南阳〔今河南南阳)来,各率所部会集一起,又在河北诸郡召募士卒,共有军队6万人。这样,安庆绪才恢复了一定的声势。

这时的唐军,自感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没有对叛军采取彻底消灭的步骤,反而给安庆绪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其有了聚集力量的可能,为其继续叛乱赢得了时间。

在肃宗刚人长安后,御史中亚崔器就命令凡是接受安禄山官爵者,一律去掉头巾,脱去鞋子,站立于含元殿前,再捶打胸口,叩头及地,表示请罪。周围有兵士看守,还命其他官员到此观看。这当然是有意对这些人进行羞辱,要他们知道投降的可耻。

崔器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如此羞辱这些投降过安禄山的官员呢?简单说,就是他和这些人有过类同的遭遇,也曾接受安禄山的任命,但他后来又反正,奔赴灵武,投靠肃宗了。

崔器,深州安平人。安禄山叛乱时,他为奉先令。叛军攻取长安后,京兆府各县都为叛军所有,崔器又继续做了叛军的奉先令。不久,渭河一带有人聚众起义,反对叛军,声势很大,崔器惧怕,遂烧掉接受叛军的文书,准备响应起义者。后来,起义者失败,叛军将领崔乾佑镇压蒲州、同州一带的起义者,奉先离同州不远,故而崔乾佑派三十骑兵抓拿崔器,崔器遂远走灵武投靠肃宗。肃宗命其为御史中承、兼户部侍郎。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崔器是否奉先令。令,二者必有一误。根据以上崔乾佑镇压蒲、同一带起义者的记载,他应当是奉先令。因为奉先距同州很近,崔乾佑在同州镇压起义者,很容易涉及崔器。反之,奉天距同州很远,崔乾佑派30个骑兵从京兆府的东境到西界去捉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崔器应当是奉先令。

曾经是投降叛军者的同路人的崔器,既然中途和他们分道扬链。反正归唐,现在又狭路相逢,以不同的身份碰到一起,当然,他要在投降者面前显示自己的正确,显示自己归唐以后的身份地位。因此,他以胜利者自居,一方面向肃宗表示他是忠心耿耿,唐朝廷的臣子,一方面又斥责投降者可耻,必须请罪。对长安投降者如此,对洛阳的投降者也是如此。

李椒到东京后,在洛阳接受安禄山任命为官者陈希烈等300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李椒未加何罪,把他们全部送往长安。十月二十五日,崔器又如法炮制,命令这些人也像长安的投降者一样,到大明宫含元殿左右的东西朝堂请罪。然后,把他们收人狱中。另外,府、县为叛军所用的地方官员,也都被收人狱中。

肃宗还用对比的办法对这些投降者进一步加以羞辱。最初,也就是安禄山尚未公开叛乱时,有一个汲县人名甄济者,在当地颇有名气,隐居于青户山。安禄山欲使其为自己所用,他观察安禄山有背离朝廷的意图,遂诈称有病,用人将其抬回家去。安禄山公开叛乱后,又强迫其出山,甄济宁死不屈。后来,安庆绪又将其强抬至洛阳,他仍不从命。一个多月后,李椒进人洛阳,甄济立即去拜见李椒。李椒将其送往长安,肃宗以甄济为秘书郎。肃宗为了使投降安禄山者自感惭愧,遂命他们列队拜见甄济。另外,国子司业苏源明,叛军攻陷长安后,他称病未接受安禄山的任命,肃宗对其也很赞赏,命其为考功郎中、知制浩。对于死去的坚决抵抗叛军者,如以死守洛阳的李橙、卢奕、蒋清,为守常山而死的颜杲卿、袁履谦,为守唯阳面死的许远、张巡,为守荣阳而死的张介然,为守颖川而死的庞坚等人,都追加官爵。不言而喻,肃宗真可谓是非分清,忠奸明辨。一方面斥责投降者,一方面表彰对唐忠诚不二者。这是当时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惯用的伎俩。

十月二十八日,肃宗登上丹凤门发布命令:“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这道命令有三项内容,其一,是降敌为官者,由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组成的审理机构按罪轻重处理。其二,是因作战被俘或与叛军居住较近而与叛军有所来往者,应自首免罪。其三,以上诸人的子女被叛军站污者,不问罪。看来,肃宗对与叛军有牵连的人员不是一概加罪,而是区别对待。这样,有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是一项有利于社会安定的政策。

十二月初八,肃宗特以任命了专门审理曾受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的使职。这就是详理使。礼部尚书李规、兵部侍郎吕诬被任命为详理使,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负责审理陈希烈等降敌官员的案件。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崔器、吕诬主张一律严办,因为投降安禄山就是背叛国家,都应处以死刑。李规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他建议惩办罪魁祸首,对十胁从分子不必治罪。双方争论了多日,最后肃宗支持了李砚的意见,对于所有投降叛军的官员分六等定罪。六等罪是:“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

十二月二十九日,按照六等定罪的原则,分别对投降者进行处理。定罪最重的是达奚殉等18人,这18人被斩于城西南独柳树下。达奚殉是在安禄山攻陷洛阳时,以河南尹的身份投降的,安禄山称帝后,以他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当然比河南尹的地位要高。可见,他是投降升官了。其次,对陈希烈等人是赐其自尽于大理寺。陈希烈是玄宗时的知识分子,精通黄老之学,曾于禁中讲授《老子》、《易经》,颇得玄宗赏识。玄宗每有撰述,必然得到他的帮助。他先后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又和李林甫同为宰相。杨国忠执政后,他受到排斥,在其郁郁寡欢的时候,安禄山进军长安,他遂投降叛军,被安禄山用为宰相。

在对待张均、张泊的问题上,太上皇玄宗和肃宗也有严重分歧。张均、张怕都是玄宗在位时的著名宰相张说之子。最初,他们都很受玄宗器重,张泊还尚玄宗女宁亲公主为妻,被允许于禁中置内宅,可见其甚为受宠。但由于二人均欲为相,未达目的,故而对杨国忠甚为不满。叛军进人长安后,他们都投降安禄山。安禄山命张均为中书令,张泊为宰相。按照处理原则,他们都应被处死刑。但由于肃宗考虑到自已为太子时,李林甫曾欲动摇他的太子地位,张均、张怕保护了他,故欲免除他们的死刑。玄宗对此二人则恨之人骨,因为叛军攻破撞关,玄宗在逃难途中时,预料张均、张泊兄弟受他所宠,必然迫随他而去。不料。事与愿违,张均兄弟却背他而往,投靠安禄山了。因此,他怒不可遏,一定要将二人处死。由于肃宗叩头再拜,恳切要求,玄宗才允许把张泊长流岭表,张均必须判死罪。看来,玄宗与肃宗的分歧,只是个人的思怨,不是原则的是非问题。

肃宗对投降安禄山者的处理,影响相当深远。安庆绪逃往邺郡后,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唐官员在其周围。这些顽固的追随叛军者,在知道李椒进人洛阳后未惩办陈希烈等投降者时,还都自感惭愧,悔恨自己失身于叛军;后来,他们又听说肃宗赐陈希烈自尽时,又断绝了对唐朝廷的希望。为此,肃宗曾感到后悔。

其实,肃宗为此而后悔大可不必。安禄山叛乱,虽然沉重的打击了玄宗、杨国忠为首的腐朽集团,但改变腐朽集团的统治局面,完全可以通过宫廷政变,或者待玄宗死后由肃宗改变,都不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安禄山叛乱则不然,它是场大规模的战争,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大规模的战争又造成了无数人员的伤亡,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破了稳定的社会秩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及历史的前进。投降叛军,无疑是助封为虐,为虎作怅。惩办他们,正是长正气,压邪气,使人们分清是非,明辨善恶。这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至于那些顽固的追随叛军者,本来,他们就是见风转舵,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看到唐军失败时,卖身求荣,投降叛军;难道当叛军失败,走投无路时,他们就不后悔或另找出路吗,即使他们有反正的意图。但肃宗平定叛乱的举措,为什么要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呢?

史思明降唐复叛

史思明据有范阳,有地盘,有兵力,也有物质财富,安庆绪已经无力对他进行控制,所以,史思明逐步由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转变为安庆绪的心腹大患。

在安庆绪退出洛阳,渡河北走的时候,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一部分精兵,还有同罗、六州胡共数万人,溃退向范阳这些溃兵败将,所过之处,抢掠物质财富,劫持俘虏人口,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史思明对这些人严加防备,同时,派人于范阳境迎接招降他们。一部分精兵及六州胡愿意归附史思明,同罗兵则不愿从命。于是,史思明举兵袭击同罗兵,同罗兵失败,史思明全部收缴其所得人口及物质财富,放其余众逃回其本部。不难看出,这是史思明乘机兼并安庆绪势力,实际上这是史思明削弱安庆绪,壮大自己,准备另有打算的信号。

史思明的所作所为,安庆绪自然不能容忍。安庆绪既然感到史思明已难以控制,而且已成为自己的心腹之患,于是,他就想除掉史思明。

安庆绪命其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等率5000骑至范阳,名为向史思明征兵,实际上是乘机杀掉史思明。其实,这时史思明也正在另谋出路,准备背离安庆绪。其判官耿仁智向史思明建议道:“大夫久事禄山,禄山兵权若此,谁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干凶威耳,固亦无罪。今闻孝感皇帝。

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史思明立即表示同意向唐投降。史思明对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的到来表现非常热情,同时,又用欺骗的手段使其受到麻痹,放松警惕,致使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等将领与其部众分开。史思明一方面在内厅与阿史那承庆等饮酒作乐,一方面又暗中使人对阿史那承庆的部众迫其缴械。然后对这些缴械的部众进行处理,愿留者编人史思明的队伍,愿去者听任自便。在阿史那承庆失去部众以后,史思明遂将阿史那承庆囚禁起来,把安守忠等人斩首。不言而喻,这无疑是与安庆绪公开决裂了。

史思明派其部将窦子昂奉表向肃宗投降,上表的内容是愿将其所属的十三郡,即范阳、北平、川、密云、渔阳、柳城、文安、河间、上谷、博陵、勃海、饶阳、常山,还有所属军队8万人以及其河东节度使高秀所部,全都归附唐廷。

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京师,肃宗大喜,遂命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命其子7人皆为大官。同时,肃宗还命内侍李思敬与劝史思明降唐的乌承恩对史思明进行安抚,并命其率部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为了巩固自已的地盘,又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原来安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这时,史思明就召张忠志回到范阳,另派其将薛萼暂代恒州刺史,开通井阻关,使太原到常山畅通无阻。实际上这是史思明用自己任命的官员去取代了安庆绪的官员。另外,他又使赵郡太守陆济降唐;还使其子史朝义率兵5000人代理冀州刺史、再使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显然,这是史思明要把力能所及的地盘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肃宗所遣的内侍与乌承恩在河北一带宣布了肃宗的旨意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陆续又有德州、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归附唐廷。河北一带除了相州为安庆绪所盘据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为唐所有了。

在史思明的影响下,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也向唐投降,肃宗命他为鸿卿,充河北招讨使。三月,又有安庆绪的平原太守王睐、清河太守宇文宽,都杀了安庆绪的使者,投降唐廷。安庆绪恼羞成怒,遂派蔡希德、安太清率军攻拔平原与清河,生俘王睐与宁文宽。工睐与宇文宽被押赴邺郡,凌迟处死,极其惨忍。后来,安庆绪凡发现有欲背离他者,他都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是胡人者,灭其种;是汉人者,灭其族。总之,要连坐所有与其有关者。安庆绪为了防止其属下背他而去,遂与其群臣欧血为盟,实际卜是要求群陌发誓效忠于他。但是,这种举措很难挽回其不可逆转的败局。

七月,李光弼、郭子仪从常山撤军以后,常山诸将欲迎乌承思去镇守常山,因为他下有3001朔方兵,力量较强。不料,他不愿接受这一重任,仍留信都。十月,史思明围攻信都,他举城投降,并亲自引导史思明人城,后得史思明信任。

为了利用乌承恩,李光弼劝肃宗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为了对史思明部将阿史那承庆策反,李光弼又劝肃宗赐阿史那承庆铁券,希望阿史那承庆与乌承恩共同除掉史思明。

乌承恩为了掩人耳目,暗中在史思明诸将中发展势力,多次男扮女妆,到诸将各营进行串联。不料,有人走漏消息,史思明开始惑疑乌承恩了。不久,乌承恩到长安,肃宗命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共同去范阳对刚降唐的史思明进行宣慰。史思明有意安排乌承恩与其子共住一室,并在乌承恩床下埋伏二人。深夜时,乌承思对其子道:“吾受命除此逆胡,当以吾为节度使。”埋伏在床下的二人听到此话,大呼而出,乌承恩父子被俘。乌承恩所带物件均被搜去,其中有李光弼在一文件中说“承庆事成则付铁券;不然,不可付也。”这种记载,是否可信,值得惑疑。李光弼的话,是专告乌承恩的,这种极其秘密的内容,当面告之即可,为什么要写出来,即便是李光弼有手书告知,乌承恩阅后也应毁去,为什么还带在身上!这种漏洞百出的情节,很可能是史思明为自己再次叛唐制造的借口。按照这种情节,史思明榜杀乌承恩父子自然是证据确凿,顺理成章。为此事受连坐而死者还有200余人。

事件发生后,肃宗没有斥责史思明无礼,反而派宦官去安慰史思明,并向史思明表示,乌承恩的所作所为,应由乌承恩个人负责,决不是朝廷与李光弼的意思,杀掉乌承恩甚好。这种推卸责任于死者,保全李光弼与自己的做法,自然是肃宗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肃宗虽然用心良苦,对史思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

在肃宗处理陈希烈等投降安禄山的官员以后,史思明受到很大影响,他感到降唐不能满足个人的野心。于是,他又鼓动其部将说:“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天下,此辈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其诸将一致表示,希望史思明上表肃宗,要求杀李光粥以除后患。史思明遂命耿仁智、张不矜修表,耿、张二人在上表中写道:“请诛光弼以谢河北。若不从臣请,臣则自领兵往太原诛光粥”显然,这是逼迫肃宗杀李光弼。修表的耿、张二人觉得这些内容极为无礼,故在史思明过目后,他们又将这些内容删去。不料,此事又被史思明发现,耿仁智、张不矜被史思明活活打死,脑流于地。由此看来,史思明是决心再次背叛唐廷,一个野心家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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