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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云南妇女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康青林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妇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英勇顽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的英雄气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云南妇女们在抗日战争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光辉事迹，这对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时代，弘扬她们那种为祖国的存亡而抗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带着法西斯的疯狂和“武士道”的野蛮，对我国发动全面进攻。在其所到之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云南妇女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对于日军在云南犯下的种种罪行。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记述，相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了之后都会义愤填膺。
为救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妇女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妇女参加抗日。如：抗战爆发不久，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动员一切力量”理所当然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为此，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妇女工作大纲》，其基本任务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为抗战救亡而英勇奋斗的宋庆龄曾经倡议：“我们需要广大的妇女群众，帮助政府说服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服兵役。如果是有钱的，去尽量购买公债，我们需要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参加后方生产，参加地方自卫军工作，参加救护慰劳工作，参加儿童保育工作。”
受尽凌辱的云南妇女深切地感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于是云南先后成立了许多妇女抗战团体。如云南省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云南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妇女战地服务团，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云南分会，昆明女中等校组织的抗日先锋队等，这些抗战团体中的妇女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两次提到她们。她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队从遥远的那个西南省份出发，步行了差不多六千里才到达华中前线。”另一次还这样提及：“战斗的中国在日本实行海上封锁后通往外界的两条路——滇缅路和通苏联的西北公路，大部分是英勇的妇女们修筑的。”另外，据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之一赵凤雅回忆：“我们的事迹被写了文章，题为《五十五个云南女学生》，刊登在当时的《大陆》报上，后被选作‘英文自修大学’课本范文。”
二
论及云南妇女在抗战中的功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省妇女会的支持下，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的女学生发动了游行请愿活动，开始才有几百人，最后形成了四千多人的壮大队伍，向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前进。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激励她们投笔从戎，当云南省的新花木兰。自愿报名的女学生经体格检查后挑选出六十名，组成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推选徐汉君、胡廷璧为正副团长，吴秉坤、宋志飞、姚仙名为一、二、三区队长，每人交五元作伙食费，在西山华亭寺食宿，进行了简单的“医护”、“军训”、“宣传”等科目的训练。一个月后她们接到省政府的命令略称：“顷接六十军卢汉军长来电，要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工作，希即准备出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沿京滇公路驶过滇黔交界的胜境关，到达贵阳。后经九天旅程又到达长沙。1938年元旦后，她们被调到湖北纸坊军部。时值农历春节，她们分头到各师团慰问官兵，高唱抗日歌曲，为官兵演剧、联欢。在汉口心勉女中，她们学习了日本侵华史、统一战线、军事知识、游击战术、宣传和救护知识等。在受训期间，她们在汉口剧场及街头多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流浪者之歌》等，演剧收入数百元全交汉口抗敌后援会。
1938年4月至5月，第60军参加鲁南台儿庄战役，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也结束了在心勉女子中学的集训，投入了战斗生活。她们中的一部分分配在汉川医院、百沙洲医院、鹦鹉洲医院收容救治伤员，另一部分主动要求随军北上，奔赴抗日战场。
在武汉三所后方军医院里，服务团的同志衣不解带，夜以继日地工作。她们当医生的助手，为伤员做手术，并做好护理工作，如给伤病员换药、喂水喂饭、擦洗身体、洗衣、缝补衣服等，并与伤员谈心，为他们代写书信。仅半个月，三所医院就抢救伤员3000余人。经过服务团成员及医护人员的尽心救治，一个多月，千余名伤员医好创伤重返前线。
服务团另一部分成员，亲身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她们随着部队上了台儿庄的最前线禹王山。枪声、炮声、炸弹声并没有让她们退缩，只要炮声一停，她们就跑出临时掩体，进入战壕，为轻伤员包扎伤口，运送伤员去救治或为战士分送水和食品。她们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一意扑在战地服务上。有的团员同战士熟悉后，她们也拿起枪向敌人开火，真所谓“台儿庄上剑光寒，抗日戎装效木兰”。据武汉“十三军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第二分队长贡献之回忆：“云南姑娘的爱国热情和学生气息，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徐州突围时，随军上前线的成员和部队一起日夜不停地急行军撤退。她们的衣服破了，鞋烂了，脚磨出了血，但她们不叫一声苦，紧随部队行进，并且还要照顾好伤员，帮助那些手脚伤残的士兵上坡下坎，跨越沟渠。经过几天饥、渴、苦、累交加的昼夜行军，这些女青年和部队官兵一起回到了武汉。
武汉会战开始，60军奉命在武汉外围，进行阳新战役。在阳新战役中，服务团成员肩抬担架，抢救转运伤员，做战斗宣传鼓动工作，配合作战部队阻击西进的日寇，有的还深入第一线和士兵并肩作战。
据张芝（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之一）回忆：“捉到了几个俘虏，据他们的口供说，他们最怕碰上中国的南蛮兵。他们称我们服务团的是女南蛮兵。”在出省参加抗战的滇军将士中，流传着这样的诗句：“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
武汉沦陷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又随第60军、第58军、新3军转战湘赣，参加了长沙会战等大的战役和战斗。
由于战争需要，1938年秋，白若芬等同志调到58军11师野战医院工作。军医处长徐尚甫等十余人被敌人杀害后，白若芬等几人担任起医院的手术和全部任务，抢救了不少伤员，受到上级嘉奖。
赵凤雅等六同志随部队回云南补充新兵后，随新三军12师34、35、36团徒步跋涉三个月，由云南行军到江西万载，每天到达宿营地时不顾疲劳地贴标语，教新兵唱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长沙会战之后，少数团员调入军事部门作译电员，更多的女青年则是继续做发动民众，支援军队运输，收容伤、散士兵，救济难民等工作。
1939年底，第60军进驻赣北，击退了入侵高安、奉新的日军，收复了一些村镇，服务团即在一个叫做“坳头村”的小村中成立了第60军难童教养院，收容、教养难童。教养院收容难童57人，除悉心照料他们外，还教他们学习认字，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后因军部转移，才不得不将他们送到吉安难民收容所。
由1937年到1942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足迹遍及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广西等省。她们同滇省健儿一道，经历了大小战斗百余次，她们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南滇女儿，何让须眉，挥戈从戎挽狂澜。”
像这样的战地服务团在滇西反攻战中，还组建了许多个，如1938年云南增建58军出兵，5月，58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团员共三百六十多人。经半年的训练，最后剩八十多人。尽管最终奉命就地解散，但她们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因这次打击而消退，她们“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继续做了一些救亡的后方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此外，1942年云南还成立了女子特种志愿兵团，招收身体强健的志愿者入伍，进行军事和技术训练后，直接派赴前方参与前线战斗。她们都是现代的花木兰，中国的“贞德”。
三
1942年5月，日军侵占了云南大部分国土，云南由抗战后方变成了抗日最前线。为唤醒民众，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刊物，如《抗日之声》、《大众壁报》、《镇南军民日报》等，这些刊物都以抗日宣传为主，号召妇女们参加全面抗战。
为了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全省的爱国妇女纷纷走上街头，用街头剧、活报剧、花灯剧等形式宣传抗日，用抗战救亡歌曲来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用救亡漫画有力地揭露、讽刺敌人的野蛮和无耻的兽行。如昭通女师在校师生以抗战救亡为中心，写诗歌，办墙报，从思想感情上鼓励抗战情绪，特别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形成高潮，于街头巷尾、茶房、工厂、酒店、商场、剧院等地方有组织地展开活动。当时的抗日歌曲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国妇女》等；花灯主要有《张小二从军》、《五里亭送郎出征》、《十二朵花》、《枪毙汉奸罗小云》等；戏剧有《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送郎出征》等。
妇女们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又往往与募捐相结合，这样既宣传了抗日，又为前线将士募得了资金，如：1942年7月7日楚雄镇南县“成年妇女补习班”联合各界妇女，组成妇女抗日歌咏队，上街宣传演出《送郎上前线》等话剧，举行“七七”抗日义卖，募捐军鞋3000双，交抗敌后援会转寄前方，慰劳杀敌将士。仅从1941年到1944年，全省妇女共募集款项一百八十万余元，劝储爱国公债二十九万余元。
抗日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衣衫破旧单薄，不能避风御寒。为此，1941年云南慰劳分会会长——龙云夫人顾映秋亲自带领全省妇女募集八万元资金，赶制了一万双冬鞋，购置了大量药品，赠给边防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同时，全省各族爱国妇女自发地为前线将士缝制寒衣。有一首抗日儿歌《做军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小姑娘，低头做军装，快快做，寄前方。寄哪个？寄给兵将，穿起温暖，好打东洋。”据估计，抗战“八年中滇人献出寒衣总数，最少也在二百万件以上”。
1941年初，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热忱踊跃，共捐献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全省妇女为“妇女号”献机运动筹款六万余元。
在募捐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如：京剧着名演员程派青衣吴继兰女士边唱边画兰花进行义卖，将所得全部捐献出支援抗日；昆明回族妇女保桂贞，继承其夫马采亭的遗嘱，将昆明住房一院捐献。巾帼不让须眉的青年女学生董凤霄不仅投笔从戎，且捐献大部家产以资助抗战。
爱国妇女们还在每年“三八”节购买活猪、药品，自制鞋袜背心等用品，亲自送到前线，慰劳前线将士，激励将士誓死收复国土。
四
在修筑战略公路滇缅公路中，云南妇女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起自昆明，终于缅甸腊戍。其中须架桥500余座，穿涵洞3000余个，工程十分艰巨。表明了修筑滇缅公路的艰辛及云南人民对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当然这其中有云南妇女们的功劳。
在筑路过程中，每天共计115000名民工上路，最多时达20余万人。因为当时青壮男子多补充和支前去了，所以许多妇女被征修路。据记载：“云南八年来之农村平民，无日不在被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男子穷于应付，继以妇女……”“滇缅路遥数千里……哪管贫苦孤寡老弱壮强，更不论妇孺与姑娘，万众一心齐努力，不啻蚂蚁搬泰山”。由于云南妇女在修路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条着名的滇缅公路又被称为“妇孺公路”，受到了战区司令的高度赞扬。
云南妇女在战争中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重任，承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巨大痛苦，但她们积极勇敢地面对现实。“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感人肺腑的场面屡见不鲜。如李镌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深明大义，鼓励我应征抗日”，“煞费苦心谆谆教我多杀敌人，学好本领，家庭事无庸挂念”。这样的母亲只是千万个好妇女中的一个缩影。许多滇军将士的妻子也积极支持亲人出滇抗战，自己担负起赡养老人、抚育儿女的责任。这种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为重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崇敬。
除上述事迹外，妇运会还设立难侨救济所和服务站，接待归国华侨，组织他们积极投入抗战中，并设立难童救济所，收养战争孤儿，安定后方秩序。
关于云南妇女参加抗战的图片资料主要有：《四千女学生上五华山请愿出征》、《云南女兵从昆明至武汉，千里步行上前线》、《英国记者采访云南女兵摄影》、《云南女兵进军禹王山前线》以及《云南腾冲和顺乡的女青年演出抗日文艺节目，慰问反攻滇西远征军将士》。
八年浴血抗战，写就感人诗篇！云南妇女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满怀强烈的爱国激情，参加战地服务，从事宣传、后援、修路等工作，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在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滇西边区土司，通常指云南省澜沧江以西，亦即今德宏州、怒江州及保山市的腾冲、龙陵、施甸、昌宁和临沧市的耿马、孟定等地的土司。这里地处滇西一隅，为少数民族（主要为傣族）聚居之地，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直到民国时期，仍然保留了大量各民族的土司。
其中在今德宏一带的土司数量既多、级别较高、分布集中，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宏地区因与腾冲、龙陵相毗连，一般又称为腾龙土司区。这里的土司一共有十家，即陇川宣抚司（在今陇川县）、南甸宣抚司（在今梁河县）、干崖宣抚司（在今盈江县）、遮放副宣抚司（在今潞西市南部）、芒市安抚司（在今潞西市北部）、勐卯安抚司（在今瑞丽市）、户撒长官司（在今陇川县）、腊撒长官司（在今陇川县）、勐板土千总（在今潞西市东南部）及今属保山市的潞江安抚司，又称腾龙十土司。此外，在今盈江县境内尚有因事被废的盏达副宣抚司，名亡实存，仍居住原地，统治人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滇西地区先是作为大后方，承担了修筑滇缅公路，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要任务；1942年，日寇侵入滇西，大片国土沦陷，滇西地区又成为与日寇短兵相接的最前方。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滇西边区的土司虽表现各有特点，但大多都以不同方式拥护抗战，为这一段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抢修滇缅公路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日军迅速攻占了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寻求新的海外通道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时，只有云南省还可以通过越南和缅甸的港口和海外相连接。但越南已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朝不保夕；而缅甸方面又尚无连接云南的公路或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紧急抢修滇缅公路，准备从昆明经下关、保山、芒市、畹町至缅北铁路终点腊戍，再连接仰光海港。但此路西段下关至畹町间525公里尚未动工。1937年12月，政府下令征调沿线民工20万人，分段抢修。
滇缅公路经过滇西土司区的潞江、龙陵、芒市、遮放等地，由畹町出境。涉及的土司有潞江、芒市、遮放、勐卯、陇川、干崖、南甸、户撒、腊撒、盏达等家。其中潞江、芒市、遮放三家为公路自其地界通过；其他各家虽未经其地界，也都出钱出工，参加抢修。自龙陵开始的滇缅公路尾线，分设龙潞段、潞畹段两个工程分处。两段工程由龙陵、腾冲两县和潞西等六个设治局（均为土司区）负责完成。据统计，日出工人数潞西最多，曾达到过8000人，并派出2000民工协助盈江完成任务。其他设治局出工人数：梁河近3000人，陇川、盈江、莲山、瑞丽各近1000人。中如陇川司署的地段在芒市和遮放之间的三台山，全长约10公里，系在原来的芒（市）畹（町）公路的基础上加宽、垫石、铺沙。全署所管村寨每五户出一民工，于1938年3月份开工。第一批民工五百人，此后来去更换，多时七八百人，少时二三百人，延至8月底竣工。统计陇川司投入总劳动日约7万个。当时政府下令各土司必须亲到工地监工。陇川土司多永安虽烟瘾很大，不能吃苦，但也勉力来到芒市，住在芒市土司衙门。除监督工程进展外，多永安还拨了千余斤大米和几百元新滇币给民工，又开了一部汽车到工地上使用。潞江土司分到的地段在潞江惠通桥两岸地区，山高坡陡，施工艰难。据说当时云南省政府寄给沿线各地方长官和土司们手铐和子弹，意思是若不能按期完工，即将军法从事。潞江土司线光天拨了钱粮给民工使用，又亲临工地监工，终于按期完成了筑路任务。其他土司们如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等也都亲临工地，按期完成了任务。经过沿线广大民工的艰苦劳动，仅用了约8个月的短暂工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31日），滇缅公路全线筑成，土司们在其中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响应抗战号召
1942年5月3日，日寇攻陷畹町，并沿滇缅公路迅速推进，于是怒江以西的滇西土司区全部沦陷。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团结、动员各土司与政府同心同德，利用他们在少数民族民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协助正规军作战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应时成为当务之急。
5月24日，蒋介石同意腾冲籍（出生地九保今属梁河县）人士、滇军耆宿、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一再请缨，派李赴滇西与各土司联络，协助组织民众抗战。8月7日，蒋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长名义，向滇西各土司发出了“未东侍密”电报，由在滇西指挥作战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转达。电文中说：“各司官世受国恩，深明大义，当能一心一德，与共休戚，与疆土共存亡，协助国军，努力抗战。……深盼各司官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8月11日，梁河籍人士、云贵监察使署工作人员、原外交部专员尹明德受李根源和宋希濂的委托，代表军事委员会赴怒江西岸敌后慰问各土司。在乡土沦陷的危急关头，滇西各土司纷纷给李根源和宋希濂等来函来电，表示抗战决心。
干崖土司刀保图（即刀京版）来函说：“……乃星夜赶回，召集全体民众，组织中缅义勇军。一面将腾八路及电线破坏，一面分拨壮丁，择要扼守。图常以‘田横八百死守孤城’勉励部属及全体民众，两月来幸尚无恙。”
南甸土司龚绶来电说：“……此次敌军犯边，腾、龙沦陷，虐我边民，深切剥膊之痛。我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期副殷望焉。”
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陇川土司多永安来函说：“……组织民众早经进行，惟枪弹缺少，力量薄弱，拟请转达当轴，予以相当接济，以便待命出动。”
湾甸土司景寿庄来电说：“……职家世受国恩，当此敌军压境，敢不竭忠效命，谨愿率全司民众追随杀敌。”
耿马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万贤来电说：“……日寇侵我，凡属国民莫不发指。裕卿、万贤守土有责，杀敌御侮，自当竭力以赴。”
六库土司段承经、鲁掌土司茶光周、登梗土司段承钺、老窝土司段承恭、卯照土司段赓华等来电说：“……职等或衔膺重命，或世守边疆，保乡保国，责无旁贷。”
三、进行抗敌斗争
潞江土司地处怒江西岸，滇缅公路要冲惠通桥在其辖境，受到日寇的冲击最烈。5月5日，日寇侵入龙陵，随即占据潞江土司属地腊勐（在惠通桥怒江西岸一侧）。当时惠通桥已被中国军队炸毁，其他桥梁也都被毁，怒江两岸消息隔绝。潞江土司线光天派出人员到怒江东岸联络，又与预备第2师联络参谋孙时奋等竭力固守怒江西岸新城一带，以物力人力供给军队。6月2日，日寇北上攻至惠人桥一带，占据潞江土司署所在地新城。线光天于炮火中率家眷人等准备东渡怒江避敌，行至八湾寨被敌人冲断，冒雨逃避山中，历尽艰难困苦。至6月11日，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日军退至腊勐，线光天又回到新城。到7月间，线光天将家眷送往怒江东岸，本人则在怒江西岸保山县属上江乡大塘子村组织临时司署，清查抢运积谷，协助军队作战。8月19日，尹明德到达大塘子潞江土司行署进行宣慰，转达了蒋介石、李根源、宋希濂等人的函电，颁给“为国干城”匾额一方，并委任线光天为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司令。线光天表示，“任大责重，当竭力智能，遵专员所嘱，率领边民追随国军之后，努力杀敌，保卫疆土。”
1941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时，干崖土司刀京版在勐卯（今瑞丽）任土司代办。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到勐卯，因刀京版与缅甸土司熟悉，本想将刀留在身边负责联络工作，后又考虑到如果让他回到盈江本地区组织抗日力量，作用更大得多，于是任命刀京版为第5军司令部少将参谋，回盈江组织抗日义勇军。1942年，刀京版奉宋希濂命令任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司令；不久，第一、二、三路番号撤销，合并称滇西自卫军，仍任司令。9月，自卫军配合预备第2师，组织进行了浑水沟伏击战。9月12日以前，预2师副师长洪行专程赶到干崖土司署与刀京版商定了作战计划。第三天晚上，芒线保路局给刀京版报来消息，说日寇已向盈江进犯。刀京版立即把队伍拉到龙塘寨子，派黄福臣、线永茂两队与预2师部队联合前往浑水沟按计划埋伏。9月16日，日寇江藤部队数百人由缅甸八莫经干崖到腾冲，来到浑水沟，即遭到伏兵射击，见路险不能前进，想要往后退，又被后方朗宛一带的民兵合力堵击。双方激战了半日，敌人死伤不少，物资损失很多。敌人无路可走，只有拼命还击。第二天天将拂晓时，日寇才攀登悬崖向东山突围出去，绕路走吊弄、吊岗，摸到预2师后方桥头附近，用大炮轰击。双方又激战了半日，预2师的部队转移阵地后，敌人才逃往南甸、腾冲去了。浑水沟战役给了日寇沉重的打击，是刀京版抗日武装的一次重要斗争。在滇西沦陷的两年多时间里，刀京版一直率部在山上打游击，坚持对敌斗争，也得到山下部属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1944年秋，中国军队攻克并收复了腾冲县城。198师师长刘金奎邀集腾龙边区各土司到南甸聚会，商讨军政事宜。刀京版紫色的面庞上留着一副大胡子和大家见面，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1942年5月3日，日军侵入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率部将雷允飞机制造厂及军队营房、桥梁等自行破坏，以免资敌。此后方克胜即在陇川一带积极与预2师副师长洪行通信，输诚请援，联络抗敌。1944年2月底，方克胜因母亲病危回芒市省视，即被敌人监视；至5月26日，被日军逮捕，几乎被杀，幸得逃脱。此后方克胜又回到小陇川萝卜坝、丝瓜坪一带，为游击军董仲池部办理粮秣后勤。
腾龙沦陷后不久，陇川土司多永安接到刀京版来信联络，要他组织武装抗战。多永安随即将原来七个中队的土司兵改编为四个大队：一大队包括王子树、赵家寨、护国、杉木笼，大队长吴治国；二大队包括尹瓦、幕新和坝区一部分村寨，大队长多永寿；三大队包括曼面、曼软及一部分坝区村寨，大队长多永明；四大队在三户单，大队长周荣廷。四个大队组成一个支队，由土司胞弟多永清任支队长。另有属于军委会的便衣队，由李兆辉指挥，与土司的抗日武装配合行动。日军侵入陇川以后，多永安先是陷身敌手，后用计脱身，上山到了王子树景颇族村寨。
1944年7月，驻陇川城子的日军准备袭击清平街，围歼游击队，抢掠物资。多永清获知情报以后，通知吴治国等作好了反击的部署。日军到后发觉游击队已有准备，自己反被包围，战斗一个多小时后即匆忙逃回城子。
1944年8月，驻陇川的日军已处于败局，原驻陇川城子、章凤及从瑞丽补充来的二百多人集中龟缩到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洋人街。多永清、李兆辉等即调集部队，部署围攻。计划由多永明大队从温坎包抄敌人，并准备阻击从精弄撤回之敌；周荣廷大队埋伏在南京里方向，准备阻击由勐卯、岗垒来援之敌；吴治国、多永寿两个大队和军委会便衣队担任正面主攻。8月3日中午，游击队发起进攻，日军还击固守，双方形成相持局面。4日，游击队再次发起进攻，日寇凭借街道房屋进行巷战，顽强抵抗。战至下午，偷袭缅甸精弄盟军情报站的日军撤回至温坎与截击的游击队接火，被围的洋人街日军遂从东南面突围，沿南宛河顺流下到顿哄、芒广、弄蚌等处渡河，逃往瑞丽县勐秀方向去了。游击队打扫战场，发现击毙日军60多人，其中有第十八师团大队长一人、尉官一人；活捉日军机枪手一人；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掷弹筒一个、指挥刀一把、军旗一面、战马一匹、驮马十余匹、药品十余驮、黄牛十余头、香烟等物若干。我方阵亡分队长二人，伤重牺牲一人。抓到的日军俘虏机枪手，后来由多永清送到腾冲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得到司令霍揆彰的嘉奖。
1944年11月，陇川坝区已无大股日军驻扎，仅在三户单的小街、雷寨和河口寨还驻有一百多人。多永清掌握情报之后，便排出一、二、四三个大队前往袭击。但因临战前消息走漏，刚开始交火日军即自行撤退，逃往勐卯去了。
1947年春天，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及死难者，陇川宣抚司及设治局发起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树立于校场坝后来陇川一中大门右侧。碑高约3米，上端碑身为汉白玉，呈三方菱形，下部台基为方形，条石砌筑。碑身正面题词“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其余两侧镌刻小字碑文，基座上镌刻阵亡人员姓名、籍贯、职务等字样。每年农历七月，土司署接送亡灵，都派人到纪念碑烧包祭祀。司署对于册上有名的阵亡人员家属子女，不分族别，本地人一律免征官租杂派，外地人则给予抚恤照顾。
此外，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勐板土司代办蒋家杰、勐卯土司罕景泰等曾一度身陷敌手，但他们并不甘心做日军的“顺民”，仍不忘抗日救国，都与抗日力量保持联系和提供帮助。
四、余论
滇西边区土司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这些表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他们的祖先受中央政府之封，镇守边疆，所谓“世受国恩，守土有责”，绝非空话。明、清以来，土司们在外敌入侵时大多都能率众抗敌，与政府保持一致。明代隆庆年间的陇川土司多士宁、万历年间的遮放土司刀落恩及其妻多氏，都因保境抗敌而死。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陇川宣抚司等四家土司在明征西将军刘綎的主持下盟誓，表示要永远贡赋，安定边疆。日军入侵是有史以来外敌进犯最严重的一次，土司们能以各种形式为抗战作出贡献，是符合其历史传统的。另外，土司与流官在一些方面大有不同。他们的职位都可世袭，受封往往都在三百年以上，故与其领地和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互相依存关系。“流官好比河里的水，土司好比河里的石头”，“土司离开自己的领地，还不如一只鸡”，形象地作了说明。因此，大敌临境，无民族气节无责任感的一些流官可以一走了之，而土司们却难以离开自己家族世守了多年的土地和人民。因此，抗日战争中滇西边区土司们出于民族大义，团结御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历史上应当有其应得的地位。
另外，蒋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长名义发电号召土司团结抗敌，李根源以云南军政耆宿地位对土司进行宣慰联络，尹明德以滇西籍人士身份深入敌后对土司进行直接慰问；政府还积极鼓励土司们组织抗日武装，并加以任命。当时的政府对滇西边区土司们采取的这些团结抗敌的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历史上也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妇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英勇顽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的英雄气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云南妇女们在抗日战争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光辉事迹，这对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时代，弘扬她们那种为祖国的存亡而抗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带着法西斯的疯狂和“武士道”的野蛮，对我国发动全面进攻。在其所到之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云南妇女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对于日军在云南犯下的种种罪行。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记述，相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了之后都会义愤填膺。
为救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妇女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妇女参加抗日。如：抗战爆发不久，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动员一切力量”理所当然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为此，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妇女工作大纲》，其基本任务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为抗战救亡而英勇奋斗的宋庆龄曾经倡议：“我们需要广大的妇女群众，帮助政府说服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服兵役。如果是有钱的，去尽量购买公债，我们需要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参加后方生产，参加地方自卫军工作，参加救护慰劳工作，参加儿童保育工作。”
受尽凌辱的云南妇女深切地感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于是云南先后成立了许多妇女抗战团体。如云南省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云南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妇女战地服务团，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云南分会，昆明女中等校组织的抗日先锋队等，这些抗战团体中的妇女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两次提到她们。她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队从遥远的那个西南省份出发，步行了差不多六千里才到达华中前线。”另一次还这样提及：“战斗的中国在日本实行海上封锁后通往外界的两条路——滇缅路和通苏联的西北公路，大部分是英勇的妇女们修筑的。”另外，据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之一赵凤雅回忆：“我们的事迹被写了文章，题为《五十五个云南女学生》，刊登在当时的《大陆》报上，后被选作‘英文自修大学’课本范文。”
二
论及云南妇女在抗战中的功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省妇女会的支持下，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的女学生发动了游行请愿活动，开始才有几百人，最后形成了四千多人的壮大队伍，向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前进。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激励她们投笔从戎，当云南省的新花木兰。自愿报名的女学生经体格检查后挑选出六十名，组成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推选徐汉君、胡廷璧为正副团长，吴秉坤、宋志飞、姚仙名为一、二、三区队长，每人交五元作伙食费，在西山华亭寺食宿，进行了简单的“医护”、“军训”、“宣传”等科目的训练。一个月后她们接到省政府的命令略称：“顷接六十军卢汉军长来电，要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工作，希即准备出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沿京滇公路驶过滇黔交界的胜境关，到达贵阳。后经九天旅程又到达长沙。1938年元旦后，她们被调到湖北纸坊军部。时值农历春节，她们分头到各师团慰问官兵，高唱抗日歌曲，为官兵演剧、联欢。在汉口心勉女中，她们学习了日本侵华史、统一战线、军事知识、游击战术、宣传和救护知识等。在受训期间，她们在汉口剧场及街头多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流浪者之歌》等，演剧收入数百元全交汉口抗敌后援会。
1938年4月至5月，第60军参加鲁南台儿庄战役，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也结束了在心勉女子中学的集训，投入了战斗生活。她们中的一部分分配在汉川医院、百沙洲医院、鹦鹉洲医院收容救治伤员，另一部分主动要求随军北上，奔赴抗日战场。
在武汉三所后方军医院里，服务团的同志衣不解带，夜以继日地工作。她们当医生的助手，为伤员做手术，并做好护理工作，如给伤病员换药、喂水喂饭、擦洗身体、洗衣、缝补衣服等，并与伤员谈心，为他们代写书信。仅半个月，三所医院就抢救伤员3000余人。经过服务团成员及医护人员的尽心救治，一个多月，千余名伤员医好创伤重返前线。
服务团另一部分成员，亲身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她们随着部队上了台儿庄的最前线禹王山。枪声、炮声、炸弹声并没有让她们退缩，只要炮声一停，她们就跑出临时掩体，进入战壕，为轻伤员包扎伤口，运送伤员去救治或为战士分送水和食品。她们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一意扑在战地服务上。有的团员同战士熟悉后，她们也拿起枪向敌人开火，真所谓“台儿庄上剑光寒，抗日戎装效木兰”。据武汉“十三军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第二分队长贡献之回忆：“云南姑娘的爱国热情和学生气息，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徐州突围时，随军上前线的成员和部队一起日夜不停地急行军撤退。她们的衣服破了，鞋烂了，脚磨出了血，但她们不叫一声苦，紧随部队行进，并且还要照顾好伤员，帮助那些手脚伤残的士兵上坡下坎，跨越沟渠。经过几天饥、渴、苦、累交加的昼夜行军，这些女青年和部队官兵一起回到了武汉。
武汉会战开始，60军奉命在武汉外围，进行阳新战役。在阳新战役中，服务团成员肩抬担架，抢救转运伤员，做战斗宣传鼓动工作，配合作战部队阻击西进的日寇，有的还深入第一线和士兵并肩作战。
据张芝（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之一）回忆：“捉到了几个俘虏，据他们的口供说，他们最怕碰上中国的南蛮兵。他们称我们服务团的是女南蛮兵。”在出省参加抗战的滇军将士中，流传着这样的诗句：“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
武汉沦陷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又随第60军、第58军、新3军转战湘赣，参加了长沙会战等大的战役和战斗。
由于战争需要，1938年秋，白若芬等同志调到58军11师野战医院工作。军医处长徐尚甫等十余人被敌人杀害后，白若芬等几人担任起医院的手术和全部任务，抢救了不少伤员，受到上级嘉奖。
赵凤雅等六同志随部队回云南补充新兵后，随新三军12师34、35、36团徒步跋涉三个月，由云南行军到江西万载，每天到达宿营地时不顾疲劳地贴标语，教新兵唱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长沙会战之后，少数团员调入军事部门作译电员，更多的女青年则是继续做发动民众，支援军队运输，收容伤、散士兵，救济难民等工作。
1939年底，第60军进驻赣北，击退了入侵高安、奉新的日军，收复了一些村镇，服务团即在一个叫做“坳头村”的小村中成立了第60军难童教养院，收容、教养难童。教养院收容难童57人，除悉心照料他们外，还教他们学习认字，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后因军部转移，才不得不将他们送到吉安难民收容所。
由1937年到1942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足迹遍及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广西等省。她们同滇省健儿一道，经历了大小战斗百余次，她们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南滇女儿，何让须眉，挥戈从戎挽狂澜。”
像这样的战地服务团在滇西反攻战中，还组建了许多个，如1938年云南增建58军出兵，5月，58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团员共三百六十多人。经半年的训练，最后剩八十多人。尽管最终奉命就地解散，但她们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因这次打击而消退，她们“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继续做了一些救亡的后方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此外，1942年云南还成立了女子特种志愿兵团，招收身体强健的志愿者入伍，进行军事和技术训练后，直接派赴前方参与前线战斗。她们都是现代的花木兰，中国的“贞德”。
三
1942年5月，日军侵占了云南大部分国土，云南由抗战后方变成了抗日最前线。为唤醒民众，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刊物，如《抗日之声》、《大众壁报》、《镇南军民日报》等，这些刊物都以抗日宣传为主，号召妇女们参加全面抗战。
为了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全省的爱国妇女纷纷走上街头，用街头剧、活报剧、花灯剧等形式宣传抗日，用抗战救亡歌曲来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用救亡漫画有力地揭露、讽刺敌人的野蛮和无耻的兽行。如昭通女师在校师生以抗战救亡为中心，写诗歌，办墙报，从思想感情上鼓励抗战情绪，特别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形成高潮，于街头巷尾、茶房、工厂、酒店、商场、剧院等地方有组织地展开活动。当时的抗日歌曲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国妇女》等；花灯主要有《张小二从军》、《五里亭送郎出征》、《十二朵花》、《枪毙汉奸罗小云》等；戏剧有《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送郎出征》等。
妇女们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又往往与募捐相结合，这样既宣传了抗日，又为前线将士募得了资金，如：1942年7月7日楚雄镇南县“成年妇女补习班”联合各界妇女，组成妇女抗日歌咏队，上街宣传演出《送郎上前线》等话剧，举行“七七”抗日义卖，募捐军鞋3000双，交抗敌后援会转寄前方，慰劳杀敌将士。仅从1941年到1944年，全省妇女共募集款项一百八十万余元，劝储爱国公债二十九万余元。
抗日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衣衫破旧单薄，不能避风御寒。为此，1941年云南慰劳分会会长——龙云夫人顾映秋亲自带领全省妇女募集八万元资金，赶制了一万双冬鞋，购置了大量药品，赠给边防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同时，全省各族爱国妇女自发地为前线将士缝制寒衣。有一首抗日儿歌《做军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小姑娘，低头做军装，快快做，寄前方。寄哪个？寄给兵将，穿起温暖，好打东洋。”据估计，抗战“八年中滇人献出寒衣总数，最少也在二百万件以上”。
1941年初，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热忱踊跃，共捐献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全省妇女为“妇女号”献机运动筹款六万余元。
在募捐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如：京剧着名演员程派青衣吴继兰女士边唱边画兰花进行义卖，将所得全部捐献出支援抗日；昆明回族妇女保桂贞，继承其夫马采亭的遗嘱，将昆明住房一院捐献。巾帼不让须眉的青年女学生董凤霄不仅投笔从戎，且捐献大部家产以资助抗战。
爱国妇女们还在每年“三八”节购买活猪、药品，自制鞋袜背心等用品，亲自送到前线，慰劳前线将士，激励将士誓死收复国土。
四
在修筑战略公路滇缅公路中，云南妇女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起自昆明，终于缅甸腊戍。其中须架桥500余座，穿涵洞3000余个，工程十分艰巨。表明了修筑滇缅公路的艰辛及云南人民对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当然这其中有云南妇女们的功劳。
在筑路过程中，每天共计115000名民工上路，最多时达20余万人。因为当时青壮男子多补充和支前去了，所以许多妇女被征修路。据记载：“云南八年来之农村平民，无日不在被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男子穷于应付，继以妇女……”“滇缅路遥数千里……哪管贫苦孤寡老弱壮强，更不论妇孺与姑娘，万众一心齐努力，不啻蚂蚁搬泰山”。由于云南妇女在修路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条着名的滇缅公路又被称为“妇孺公路”，受到了战区司令的高度赞扬。
云南妇女在战争中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重任，承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巨大痛苦，但她们积极勇敢地面对现实。“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感人肺腑的场面屡见不鲜。如李镌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深明大义，鼓励我应征抗日”，“煞费苦心谆谆教我多杀敌人，学好本领，家庭事无庸挂念”。这样的母亲只是千万个好妇女中的一个缩影。许多滇军将士的妻子也积极支持亲人出滇抗战，自己担负起赡养老人、抚育儿女的责任。这种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为重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崇敬。
除上述事迹外，妇运会还设立难侨救济所和服务站，接待归国华侨，组织他们积极投入抗战中，并设立难童救济所，收养战争孤儿，安定后方秩序。
关于云南妇女参加抗战的图片资料主要有：《四千女学生上五华山请愿出征》、《云南女兵从昆明至武汉，千里步行上前线》、《英国记者采访云南女兵摄影》、《云南女兵进军禹王山前线》以及《云南腾冲和顺乡的女青年演出抗日文艺节目，慰问反攻滇西远征军将士》。
八年浴血抗战，写就感人诗篇！云南妇女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满怀强烈的爱国激情，参加战地服务，从事宣传、后援、修路等工作，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在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滇西边区土司，通常指云南省澜沧江以西，亦即今德宏州、怒江州及保山市的腾冲、龙陵、施甸、昌宁和临沧市的耿马、孟定等地的土司。这里地处滇西一隅，为少数民族（主要为傣族）聚居之地，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直到民国时期，仍然保留了大量各民族的土司。
其中在今德宏一带的土司数量既多、级别较高、分布集中，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宏地区因与腾冲、龙陵相毗连，一般又称为腾龙土司区。这里的土司一共有十家，即陇川宣抚司（在今陇川县）、南甸宣抚司（在今梁河县）、干崖宣抚司（在今盈江县）、遮放副宣抚司（在今潞西市南部）、芒市安抚司（在今潞西市北部）、勐卯安抚司（在今瑞丽市）、户撒长官司（在今陇川县）、腊撒长官司（在今陇川县）、勐板土千总（在今潞西市东南部）及今属保山市的潞江安抚司，又称腾龙十土司。此外，在今盈江县境内尚有因事被废的盏达副宣抚司，名亡实存，仍居住原地，统治人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滇西地区先是作为大后方，承担了修筑滇缅公路，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要任务；1942年，日寇侵入滇西，大片国土沦陷，滇西地区又成为与日寇短兵相接的最前方。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滇西边区的土司虽表现各有特点，但大多都以不同方式拥护抗战，为这一段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抢修滇缅公路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日军迅速攻占了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寻求新的海外通道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时，只有云南省还可以通过越南和缅甸的港口和海外相连接。但越南已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朝不保夕；而缅甸方面又尚无连接云南的公路或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紧急抢修滇缅公路，准备从昆明经下关、保山、芒市、畹町至缅北铁路终点腊戍，再连接仰光海港。但此路西段下关至畹町间525公里尚未动工。1937年12月，政府下令征调沿线民工20万人，分段抢修。
滇缅公路经过滇西土司区的潞江、龙陵、芒市、遮放等地，由畹町出境。涉及的土司有潞江、芒市、遮放、勐卯、陇川、干崖、南甸、户撒、腊撒、盏达等家。其中潞江、芒市、遮放三家为公路自其地界通过；其他各家虽未经其地界，也都出钱出工，参加抢修。自龙陵开始的滇缅公路尾线，分设龙潞段、潞畹段两个工程分处。两段工程由龙陵、腾冲两县和潞西等六个设治局（均为土司区）负责完成。据统计，日出工人数潞西最多，曾达到过8000人，并派出2000民工协助盈江完成任务。其他设治局出工人数：梁河近3000人，陇川、盈江、莲山、瑞丽各近1000人。中如陇川司署的地段在芒市和遮放之间的三台山，全长约10公里，系在原来的芒（市）畹（町）公路的基础上加宽、垫石、铺沙。全署所管村寨每五户出一民工，于1938年3月份开工。第一批民工五百人，此后来去更换，多时七八百人，少时二三百人，延至8月底竣工。统计陇川司投入总劳动日约7万个。当时政府下令各土司必须亲到工地监工。陇川土司多永安虽烟瘾很大，不能吃苦，但也勉力来到芒市，住在芒市土司衙门。除监督工程进展外，多永安还拨了千余斤大米和几百元新滇币给民工，又开了一部汽车到工地上使用。潞江土司分到的地段在潞江惠通桥两岸地区，山高坡陡，施工艰难。据说当时云南省政府寄给沿线各地方长官和土司们手铐和子弹，意思是若不能按期完工，即将军法从事。潞江土司线光天拨了钱粮给民工使用，又亲临工地监工，终于按期完成了筑路任务。其他土司们如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等也都亲临工地，按期完成了任务。经过沿线广大民工的艰苦劳动，仅用了约8个月的短暂工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31日），滇缅公路全线筑成，土司们在其中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响应抗战号召
1942年5月3日，日寇攻陷畹町，并沿滇缅公路迅速推进，于是怒江以西的滇西土司区全部沦陷。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团结、动员各土司与政府同心同德，利用他们在少数民族民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协助正规军作战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应时成为当务之急。
5月24日，蒋介石同意腾冲籍（出生地九保今属梁河县）人士、滇军耆宿、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一再请缨，派李赴滇西与各土司联络，协助组织民众抗战。8月7日，蒋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长名义，向滇西各土司发出了“未东侍密”电报，由在滇西指挥作战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转达。电文中说：“各司官世受国恩，深明大义，当能一心一德，与共休戚，与疆土共存亡，协助国军，努力抗战。……深盼各司官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8月11日，梁河籍人士、云贵监察使署工作人员、原外交部专员尹明德受李根源和宋希濂的委托，代表军事委员会赴怒江西岸敌后慰问各土司。在乡土沦陷的危急关头，滇西各土司纷纷给李根源和宋希濂等来函来电，表示抗战决心。
干崖土司刀保图（即刀京版）来函说：“……乃星夜赶回，召集全体民众，组织中缅义勇军。一面将腾八路及电线破坏，一面分拨壮丁，择要扼守。图常以‘田横八百死守孤城’勉励部属及全体民众，两月来幸尚无恙。”
南甸土司龚绶来电说：“……此次敌军犯边，腾、龙沦陷，虐我边民，深切剥膊之痛。我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期副殷望焉。”
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陇川土司多永安来函说：“……组织民众早经进行，惟枪弹缺少，力量薄弱，拟请转达当轴，予以相当接济，以便待命出动。”
湾甸土司景寿庄来电说：“……职家世受国恩，当此敌军压境，敢不竭忠效命，谨愿率全司民众追随杀敌。”
耿马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万贤来电说：“……日寇侵我，凡属国民莫不发指。裕卿、万贤守土有责，杀敌御侮，自当竭力以赴。”
六库土司段承经、鲁掌土司茶光周、登梗土司段承钺、老窝土司段承恭、卯照土司段赓华等来电说：“……职等或衔膺重命，或世守边疆，保乡保国，责无旁贷。”
三、进行抗敌斗争
潞江土司地处怒江西岸，滇缅公路要冲惠通桥在其辖境，受到日寇的冲击最烈。5月5日，日寇侵入龙陵，随即占据潞江土司属地腊勐（在惠通桥怒江西岸一侧）。当时惠通桥已被中国军队炸毁，其他桥梁也都被毁，怒江两岸消息隔绝。潞江土司线光天派出人员到怒江东岸联络，又与预备第2师联络参谋孙时奋等竭力固守怒江西岸新城一带，以物力人力供给军队。6月2日，日寇北上攻至惠人桥一带，占据潞江土司署所在地新城。线光天于炮火中率家眷人等准备东渡怒江避敌，行至八湾寨被敌人冲断，冒雨逃避山中，历尽艰难困苦。至6月11日，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日军退至腊勐，线光天又回到新城。到7月间，线光天将家眷送往怒江东岸，本人则在怒江西岸保山县属上江乡大塘子村组织临时司署，清查抢运积谷，协助军队作战。8月19日，尹明德到达大塘子潞江土司行署进行宣慰，转达了蒋介石、李根源、宋希濂等人的函电，颁给“为国干城”匾额一方，并委任线光天为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司令。线光天表示，“任大责重，当竭力智能，遵专员所嘱，率领边民追随国军之后，努力杀敌，保卫疆土。”
1941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时，干崖土司刀京版在勐卯（今瑞丽）任土司代办。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到勐卯，因刀京版与缅甸土司熟悉，本想将刀留在身边负责联络工作，后又考虑到如果让他回到盈江本地区组织抗日力量，作用更大得多，于是任命刀京版为第5军司令部少将参谋，回盈江组织抗日义勇军。1942年，刀京版奉宋希濂命令任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司令；不久，第一、二、三路番号撤销，合并称滇西自卫军，仍任司令。9月，自卫军配合预备第2师，组织进行了浑水沟伏击战。9月12日以前，预2师副师长洪行专程赶到干崖土司署与刀京版商定了作战计划。第三天晚上，芒线保路局给刀京版报来消息，说日寇已向盈江进犯。刀京版立即把队伍拉到龙塘寨子，派黄福臣、线永茂两队与预2师部队联合前往浑水沟按计划埋伏。9月16日，日寇江藤部队数百人由缅甸八莫经干崖到腾冲，来到浑水沟，即遭到伏兵射击，见路险不能前进，想要往后退，又被后方朗宛一带的民兵合力堵击。双方激战了半日，敌人死伤不少，物资损失很多。敌人无路可走，只有拼命还击。第二天天将拂晓时，日寇才攀登悬崖向东山突围出去，绕路走吊弄、吊岗，摸到预2师后方桥头附近，用大炮轰击。双方又激战了半日，预2师的部队转移阵地后，敌人才逃往南甸、腾冲去了。浑水沟战役给了日寇沉重的打击，是刀京版抗日武装的一次重要斗争。在滇西沦陷的两年多时间里，刀京版一直率部在山上打游击，坚持对敌斗争，也得到山下部属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1944年秋，中国军队攻克并收复了腾冲县城。198师师长刘金奎邀集腾龙边区各土司到南甸聚会，商讨军政事宜。刀京版紫色的面庞上留着一副大胡子和大家见面，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1942年5月3日，日军侵入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率部将雷允飞机制造厂及军队营房、桥梁等自行破坏，以免资敌。此后方克胜即在陇川一带积极与预2师副师长洪行通信，输诚请援，联络抗敌。1944年2月底，方克胜因母亲病危回芒市省视，即被敌人监视；至5月26日，被日军逮捕，几乎被杀，幸得逃脱。此后方克胜又回到小陇川萝卜坝、丝瓜坪一带，为游击军董仲池部办理粮秣后勤。
腾龙沦陷后不久，陇川土司多永安接到刀京版来信联络，要他组织武装抗战。多永安随即将原来七个中队的土司兵改编为四个大队：一大队包括王子树、赵家寨、护国、杉木笼，大队长吴治国；二大队包括尹瓦、幕新和坝区一部分村寨，大队长多永寿；三大队包括曼面、曼软及一部分坝区村寨，大队长多永明；四大队在三户单，大队长周荣廷。四个大队组成一个支队，由土司胞弟多永清任支队长。另有属于军委会的便衣队，由李兆辉指挥，与土司的抗日武装配合行动。日军侵入陇川以后，多永安先是陷身敌手，后用计脱身，上山到了王子树景颇族村寨。
1944年7月，驻陇川城子的日军准备袭击清平街，围歼游击队，抢掠物资。多永清获知情报以后，通知吴治国等作好了反击的部署。日军到后发觉游击队已有准备，自己反被包围，战斗一个多小时后即匆忙逃回城子。
1944年8月，驻陇川的日军已处于败局，原驻陇川城子、章凤及从瑞丽补充来的二百多人集中龟缩到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洋人街。多永清、李兆辉等即调集部队，部署围攻。计划由多永明大队从温坎包抄敌人，并准备阻击从精弄撤回之敌；周荣廷大队埋伏在南京里方向，准备阻击由勐卯、岗垒来援之敌；吴治国、多永寿两个大队和军委会便衣队担任正面主攻。8月3日中午，游击队发起进攻，日军还击固守，双方形成相持局面。4日，游击队再次发起进攻，日寇凭借街道房屋进行巷战，顽强抵抗。战至下午，偷袭缅甸精弄盟军情报站的日军撤回至温坎与截击的游击队接火，被围的洋人街日军遂从东南面突围，沿南宛河顺流下到顿哄、芒广、弄蚌等处渡河，逃往瑞丽县勐秀方向去了。游击队打扫战场，发现击毙日军60多人，其中有第十八师团大队长一人、尉官一人；活捉日军机枪手一人；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掷弹筒一个、指挥刀一把、军旗一面、战马一匹、驮马十余匹、药品十余驮、黄牛十余头、香烟等物若干。我方阵亡分队长二人，伤重牺牲一人。抓到的日军俘虏机枪手，后来由多永清送到腾冲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得到司令霍揆彰的嘉奖。
1944年11月，陇川坝区已无大股日军驻扎，仅在三户单的小街、雷寨和河口寨还驻有一百多人。多永清掌握情报之后，便排出一、二、四三个大队前往袭击。但因临战前消息走漏，刚开始交火日军即自行撤退，逃往勐卯去了。
1947年春天，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及死难者，陇川宣抚司及设治局发起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树立于校场坝后来陇川一中大门右侧。碑高约3米，上端碑身为汉白玉，呈三方菱形，下部台基为方形，条石砌筑。碑身正面题词“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其余两侧镌刻小字碑文，基座上镌刻阵亡人员姓名、籍贯、职务等字样。每年农历七月，土司署接送亡灵，都派人到纪念碑烧包祭祀。司署对于册上有名的阵亡人员家属子女，不分族别，本地人一律免征官租杂派，外地人则给予抚恤照顾。
此外，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勐板土司代办蒋家杰、勐卯土司罕景泰等曾一度身陷敌手，但他们并不甘心做日军的“顺民”，仍不忘抗日救国，都与抗日力量保持联系和提供帮助。
四、余论
滇西边区土司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这些表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他们的祖先受中央政府之封，镇守边疆，所谓“世受国恩，守土有责”，绝非空话。明、清以来，土司们在外敌入侵时大多都能率众抗敌，与政府保持一致。明代隆庆年间的陇川土司多士宁、万历年间的遮放土司刀落恩及其妻多氏，都因保境抗敌而死。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陇川宣抚司等四家土司在明征西将军刘綎的主持下盟誓，表示要永远贡赋，安定边疆。日军入侵是有史以来外敌进犯最严重的一次，土司们能以各种形式为抗战作出贡献，是符合其历史传统的。另外，土司与流官在一些方面大有不同。他们的职位都可世袭，受封往往都在三百年以上，故与其领地和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互相依存关系。“流官好比河里的水，土司好比河里的石头”，“土司离开自己的领地，还不如一只鸡”，形象地作了说明。因此，大敌临境，无民族气节无责任感的一些流官可以一走了之，而土司们却难以离开自己家族世守了多年的土地和人民。因此，抗日战争中滇西边区土司们出于民族大义，团结御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历史上应当有其应得的地位。
另外，蒋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长名义发电号召土司团结抗敌，李根源以云南军政耆宿地位对土司进行宣慰联络，尹明德以滇西籍人士身份深入敌后对土司进行直接慰问；政府还积极鼓励土司们组织抗日武装，并加以任命。当时的政府对滇西边区土司们采取的这些团结抗敌的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历史上也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