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第十五章 试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

　　谢溶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在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把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作为其总政策。这个总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也就是说，从战略方面考虑，当时的中国不仅应当与苏联相联合，而且也应该根据可能与那些愿意为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美政策，第一次把美国当成自己的联合对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也曾出现过反复，然而总的说来，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对美政策都比较积极。

一

从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至1939年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中共对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作为建立太平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中共对美政策是联美抗日。

1935年，日本继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一步向华北扩张，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面对新形势，中共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会议制定了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就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指出，应当“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瓦窑堡会议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有可能、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中共的抗日联美政策就此确立。这较之“九一八”事变后的排斥、反对联美的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

中共虽然提出了联美政策，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我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种隔绝的状态，使中共制定的对外政策很难发挥其效应。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打开外交局面，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对外方针从延安传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中共首先打开了民间外交的通道。从1936年开始，中共决定邀请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记者到陕甘宁根据地访问，这年秋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幸成为第一人。

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陕甘宁根据地访问了92天，行程1000多里，多次与中共领导人长谈，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和现状，及当时我党的各项对外、对内政策。此外斯诺还主动要求到前线了解红军的情况，掌握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在返回北平后，根据这些材料，斯诺不但连续在国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有关我党我军的报道，而且在不久之后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是第一本以第一手材料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苏区的专着。这本书在美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使他们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也多次同斯诺长谈。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他全面阐述了中共的对外政策及对美政策。针对美国，毛泽东指出：“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联结在一起。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谈话中也看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称美国为“反战国家”，认为中美双方在反对日本侵略和扩张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还估计到美英等国为着自身的利益将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并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联合苏联及英美等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外交政策，准确地把握了反法西斯斗争未来的趋向，显示了共产党人非凡的预见性。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斯诺向国际社会报道，“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此它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毫不犹豫地提出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合作，至此，开始了中共的抗战外交时期。

二

从1939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出现了反复。从1939年——1940年，中共再次提出全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对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美国绥靖日本，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共。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国际上出现了英美对日妥协的倾向，与此同时国共关系恶化，中共认为美国在背后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不过从1940年夏至1941年夏，中共又重新调整了对美政策，提出不应反对利用美日矛盾。再次确立了抗日联美政策。

1939年夏秋之际，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对美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放弃原先确立的抗日联美政策，再次提出全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自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期望英美等国能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出发积极制裁日本，打击日本，与中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但是直到1939年中，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不仅没有采取过重大行动，相反妥协之风再次刮起。1941年4月，在美日官方谈判中，已宣称过对中国实行“中立”的美国，竟答应对蒋介石“劝告和平”，要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要“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美国帮助日本获得石油、锡、橡胶等作战物资，美国则要求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发展，保证不诉诸武力，而争取和平手段。”我党敏锐地认识到，这是“远东慕尼黑的死灰复燃”。并告诫国人：“远东慕尼黑的车轮，是随着西方战争的紧张而加速的转动着，我们的伟大民族的抗战，有被人出卖的重大危险。”

有鉴于此，中共就把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妥协活动上来。按毛泽东的看法，国际投降主义者和中国投降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正在组织的“两支战略同盟军”，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不打退这两支敌人的战略同盟军，中国抗战就没有什么相持阶段可言。因此，警惕和反对英美可能的对日妥协活动就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在国内掀起了反对“东方慕尼黑”斗争的高潮。

与此同时，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所以对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十分恐惧。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希望借一时的坚决抵抗，争取国际干预以解决中日问题，然而这种干预的局面并未出现。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其对华侵略政策，对国民党当局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一方面扶持傀儡，另一方面加紧诱降国民党当局。在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下，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分裂倾向日益加强，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反共摩擦，企图限制、打击和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倾向的出现，是同国际形势中的消极因素密切相关的，中共对此严正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中共中央在宣传中开始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原则和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并再一次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1939年斯诺又一次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讨论国际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现在世界革命的口号已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击败反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支援人民革命战争；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战争。”从这以后中共没有再提出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宣告苏联依靠孤立自保和绥靖来维护自身安全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战争也危及到其他西方国家。英美苏三国终于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上联合起来了。

苏联迅速改变了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也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41年6月23日向全党发出了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表明中共终于放弃了欧战爆发后一直坚持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而不是英美等国，这无疑是正确的，反映了当时国际斗争的现实。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美政策一直是在共同抗日和民主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与美国合作。不过直到1944年初，美国才对此作出响应。当年夏季，在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中共的对美政策更加积极。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政府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虑，作出了与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决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美、英、加拿大等20余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犹如一轮朝日，开始跃出地平线。面对此形势，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指示》，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变化。宣言明确指出：英美等的对日宣战，特别是美国参战，使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中共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已明显不同，英美等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主张“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与此同时，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重视中国问题中的中共因素。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对地处抗日战略要地的中共武装极为重视，一直试图从军事上建立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政府最先从中国的抗日战场感受到中共力量的存在。抗战中后期，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中共军队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国飞行员。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曾拟在东北、华北沿海登陆作战，此举也需要中共军队配合。1941年至1945年，美国政府陆续收到了美国外交界、政界、军界一批驻华访华人员发回的一批批有关中国的报告。这些来自美国人笔下的关于中国国共力量的对比报告，以极强的反差，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战后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充分正视中共因素的存在。

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自身的考虑，作出了与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决定。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美军上校包瑞德领导下，分两批飞抵延安。这种官方联系的建立，为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打开了通道。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一机遇，并对这一事件给以极高评价，称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的战友们”四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1944年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为了推动与美军的合作，毛泽东在1944年8～9月间指示山东八路军迅速向美军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况；毛泽东还批准陈纳德率领的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一个无线电网。中共不仅根据指示精神制定了更加积极具体的对美政策，还提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国际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开始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来加以考虑。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为了完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首要任务，为了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表现得非常积极，中间虽然有反复，但是最终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也使中共最终突破解放区狭小的天地，走向了世界政治斗争的大舞台，并逐步发挥它日益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