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第十三章 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及作用

　　张健；周本贞；包云燕

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史学界已有不少人专文进行论述。但大多数论者只着眼于具体战役战斗，认为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尽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这似乎有欠公允。笔者拟从战略角度，并结合具体战役进行分析考察，力图客观地评价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

一、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战略方针的制定

战争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较量，交战双方的实力、地理因素等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抗战爆发之前，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岛国军备及一切物质“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东北已侵吞中国的强大后方基地。面对敌强我弱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认为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政见，提出抗敌的战略。着名学者傅斯年提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于我们越有利”。桂系首领李宗仁指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可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重要官员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已取得共识，有了持久抗战的打算。这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制定对日作战方针有积极意义。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中日双方遂进入正式作战阶段。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蒋介石首次阐发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这一计划虽然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相应的计划，但毕竟是已考虑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既要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作战计划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战略。指出抗日战争的胜败“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胜利！”同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也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符合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是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但是，国民党当局争取持久战，又存有拖延时日，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的幻想。实现持久战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虽然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却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往往与敌人同时消耗。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这就必然会给中国的抗战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

二、持久消耗战略指导下的初期正面战场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是逐步确立的，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发展，其方针也愈来愈明显地体现出来，并通过具体战役战斗得以贯彻和实施。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此时，日本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全面战争求得对华问题的彻底解决”。日本当局要求日军“速战速决”，以“防止蒋政权西遁，迫其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企图并未认识清楚，仍幻想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日方终于于26日晚向中国29军驻地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国军队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敌强我弱，平津失陷。此后，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华东战场，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就曾思谋对日作战的重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日本——作者注）沿江西上”。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调集30万兵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蒋介石也对日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8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力图采取持久战略，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态势。这一方针虽然未能完全奏效，但是，由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日军不仅被拖住3个月之久，还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11月上旬，在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也受到相当消耗的情况下，中国守军撤出上海。

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中国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就战略全局来讲，它将敌人的主攻方向从华北引向了华东战场，减轻了北方战场的压力，改变了日军在华的兵力部署，打破了日军主力由华北沿平汉路直冲武汉，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造成日军由东向西溯江仰攻的不利态势。上海失陷后，日军即向沪宁路沿线纵深发展，直逼国民党首都南京。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迁都重庆，以便“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6日，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南京保卫战。12月3日，日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为了表示步步为营的决心，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之后，唐生智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弃守南京。南京保卫战，中国损失巨大，城内各处均遭敌炮火袭击，我军民被残杀30余万。从战役战斗来讲，中国确实是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相当惨重。但从持久战略来看，不可笼统地称之为失败。因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因此，就持久战略而言，“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有利”。

南京失守之后，国民党总结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单纯军事上的点线阵地战的“持久作战”思想，重新划分了战区，确定新的作战方针，决定以主力保卫武汉的同时，“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人溯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根据诱敌主力于津浦路的作战方针和施行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从1938年3月开始逐步向第五战区增调部队达64个师，近60万人。此时，日军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急于连贯南北战场，遂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司令长官李宗仁抓住有利战机，于1938年3月底在台儿庄向守敌发起攻击，一举歼敌近2万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台儿庄战役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惨败之后，便纠集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翼向徐州地区挺进，摆开了与中国军队决战的架势，妄图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从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时非决战之时，地非决战之地，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无把握地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逐次进行了激烈抵抗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命令中国军队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围。5月下旬，中国军队各部突破敌人重围，抵达豫南、鄂北指定地点集结。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乘势开始了进发武汉的战略攻势。日方认为，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的大半”，“只要占领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为此，日军大本营调集了9个师团约25万人的兵力，以及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300余架，直接参加武汉作战。为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武汉会战战略方针，“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依据军委会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九战区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在武汉地区进行了4个月之久的防御保卫战。战役绵延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伤亡10万人以上。在战役战斗中，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直到武汉战略地位消失、战略目标实现，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使日本几乎是倾其全力以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坚守歼敌为上、守土在次的作战原则，虽然失去了武汉，但却实现了原定战略计划，达到了消耗敌军、掩护战略撤退、粉碎日军攻势能力的目标。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武汉的失陷于中国抗战无重大影响，因为“最伟大而又使人兴奋之事，实则中国尚生存；而继续抗战，胜利机会，已经确定”。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强大攻势，中日双方力量平衡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

通过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大战役的分析考察，不难看出，在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力图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与日军进行作战。尽管有些战役战斗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甚至是以顽强的阵地战与日军顶牛，如淞沪会战。但从全局来讲，所谓持久，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打持久，所谓消耗，也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拼消耗，而应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而过去的一些论着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初期抗战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

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对其军官的训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损失重大，实出意外”，“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全国将士陷于不能持久之困境”。日本陆相东条英机也供认：日本自“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濒于枯竭。为了弥补对华战争带来的兵力、军费和资源的损耗，除了疯狂地掠夺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占领区外，在国内则大量增兵、征税、发行公债。1938年10月，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要求全国“极力设法节约消费”，“努力确立官兵一体之简素的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正如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所讲：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有几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讲：“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日军战史研究者井本熊男也认为，在战争初期，日本未能实现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及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主要战略目标，相反，却使自己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而中国经过16个月的初期抗战，却由平时状态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基本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持久战。

（二）为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迁厂的各项事宜。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又指向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武汉地区的工厂继续迁移至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止，经工矿调整处协助而由武汉迁出的厂矿共304家（包括路过武汉及由武汉起运的厂矿），物资51182吨，技工万余人。在众多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兵工厂、军需厂及国营厂矿也先后向内地迁移。到1940年底，整个工厂内迁工作基本结束，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器材料70991吨，技工12164人。另外，自动迁移的工厂还有100余家，总计内迁工厂达600余家。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防军事建设，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在工厂内迁的同时，战区内部分高校也进行了内迁。抗战爆发之前，国统区共有国立、私立等高校108所，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遭战火破坏。在高等教育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沿海各高校内迁，并于1938年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从1937年至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部分都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后集中于四川的计有48所。高校内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重要的一幕，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上述沿海沿江工厂、高校的内迁，是国民党在初期抗战中对日本进行了比较积极努力的抵抗，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迟滞了日军西进时间的局面下进行的。假如没有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日军就有可能按其预定计划长驱直入，由华北直插中原，南克武汉，西破潼关，切断陇海路，扼守江汉要塞，工业设备和高等院校就无法内迁，建立大后方抗战基地的设想就必然落空，持久战就难以实现。

（三）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不负众望，“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了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简直是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死亡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由于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使日军遭到自“日俄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战役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佐，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唤起了国际的同情和援助。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