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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无论激流急流,当退则退

  当湘军攻拨金陵时,曾国藩军事实力大大超过绿营军。可这时他的反应却日趋于紧张忧惧,政治经验和历史教训告诉他,朝廷的猜疑、防范定要加强。为防不测,一定要为跟随多年的部下想好退路。早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手段拼命筹钱500万两,为遣散部下做了准备。

  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于紧张忧惧。因为攻拔金陵,为全部战局首功。得失之间,关系成败荣辱。此时湘军声誉日隆,曾国藩也如日中天。他小心翼翼,谨慎矜持,丝毫不敢懈怠,更不敢稍骄满之色。时时告诫诸弟,已充分流露了忧谗畏讥的心情。

  湘军主力屯兵金陵外围,正是建立勋业的良机,而曾国藩则惴惴不能自安。金陵还在进兵之始,而曾国藩竟已回思退路。即在同治元年(1862)秋冬,湘军攻雨花台进逼金陵之际,曾国藩已做辞职准备。于十二月函商曾国荃,将钦差大臣及两江总督一概辞让,经曾国荃复书反对,才打消辞意。最后仍决定于两者之中辞却一席,后于同治二年(1863)四月奏陈朝廷,宗旨在表明不敢贪恋权位之意。

  曾国藩的请辞,虽蒙恩旨慰留,仍不能解除曾国藩的忧虑。大概自湘军进军金陵附近,即在同治元年冬在金陵外围恶战46日,遭遇忠王李秀成大军30余万,曾国荃鼻部受伤。其时金陵外围瘟疫流行,湘军霆军俱受感染,而曾国藩弟亦因积劳病故。由此知道短期内难成大功,将来局面更难预料,自己不免忧心如焚。

  湘军自开始进攻金陵,前后增兵达5万之众。每日向城垣进逼,也每日受激烈抵抗,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数度解围,均未成功。两年之间,曾国荃连日用兵,进取金陵城外堡垒,几至步步为营,进一步非常艰难。到了同治二年(1863)冬,湘军水陆克复九洲,肃清金陵江面。于同治三年(1864)正月,攻克钟山石垒,至此已达四面合围金陵之功。

  曾国荃统率湘军主力合围金陵,展开四面围攻,虽然成功在望,而曾国藩则更忧虑惊惧。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月之间,湘军合围金陵之势,其情况很像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合围金陵。在军力鼎盛及将帅志得意满之际,突遭太平军内外合力反攻,以至全局崩溃,一败涂地。而统帅督抚,或殉或逃,无不带罪,使太平军反而席卷江浙一带,六省局势不可收拾。因此才有曾国藩受命规复江南。此时曾国藩心境,惟恐重蹈前人覆辙,功败垂成,时刻焦虑,忧惧难安。

  天京合围两月,太平军已是内外断绝,但除极力抵制湘军之外,并无惊慌之象。而湘军加紧攻城,挖掘地道,将士日有损伤,而城坚不能攻破。只此一事已足使曾国藩兄弟焦急。适于此时,江浙两省屡为李鸿章、左宗棠二人攻克,捷报连日飞来,使曾国藩兄弟尤其忧心如焚。盖自金陵合围起,曾国藩兄弟未有一日安枕,虽然胜利在望,而患得失之心使其倍增忧烦。此半年间,可以说是曾国藩兄弟最苦恼时期。

  江浙两省军事进展迅速,已足使曾国藩有相形见绌之叹。清廷久候不耐,亦连连催促克城。朝野舆论又有调淮军助攻之议,并有朝旨饬下,指示李鸿章助攻,更使曾国藩从违两难。要知道湘军主力聚集金陵,主要在擒贼擒王,是全部战局之重心。换句话说,即在建立首功。曾国藩用兵,也以金陵为首。其他各省,则只不过是驱逐外围的偏师。如此首要地带,自不欲他人越俎代庖,插手过问。这时李鸿章已肃清江苏,可借以助攻金陵,曾国藩苦于朝廷促求,与曾国荃协商,征调李鸿章相助。曾国荃更是反感,初奉朝旨,曾国荃踌躇不决,接着借此激励将士加紧攻城,说数年血战经营,不能拱手让人。

  关于朝旨命淮军助攻金陵,实为关系到曾国藩兄弟以至湘军建立首功的一大关键。以世态人情而论,曾国藩兄弟及其所部湘军固然不愿淮军前来,又无从满足朝廷的期望。其中关键人物,实际上是淮军领袖李鸿章的态度与决心,自4月上旬常州丹阳恢复,江苏境内,只有金陵未攻下。李鸿章原出湘军幕府,又知湘军多年苦战,只为建立首功,虽奉朝命助攻,也不愿插手抢夺。所以挥军入浙,以避攻金陵,其推让湘军之情显而易见。然而朝旨命淮军助攻之事,使曾国藩兄弟寝食难安,得失之念,充分流露无遗。初克常州之后,李鸿章奉谕旨助攻金陵,曾于4月24日专门写信给曾国藩,表明避让之意。

  1864年5月8日,更致函曾国荃,也申明全无争功之意。李鸿章心迹所表甚明,曾国藩兄弟很清楚他的想法,才作了求助的姿态。最后结果,湘军终于在1864年6月16日攻克金陵。红旗报捷,朝廷论功,曾国藩获封一等侯,曾国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爵,萧孚泗一等男爵,其余将校,一起同加升赏。此时可谓湘军建立功勋的高峰,曾国藩兄弟当可志得意满,一释愁怀。其实曾国藩于18日闻及捷报,竟至喜惧交加,百感交集,不能入睡,而曾国荃也积郁致疾,久久不能康复。

  湘军攻克金陵,曾国藩为之喜极而泣,不能自持。贺功之客盈门,欢呼之声震野。虽可扬眉吐气,而朝野大臣忌妒之情更加炽烈。朝廷虽颁授官爵,频加赏赐,而猜嫌之意,同时加深。曾国荃虽追捕忠王李秀成成功,并擒获天王之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未能捉到幼天王洪福及干王洪仁玕,结果竟为江西沈葆桢、席宝田等人所得。同时忌者又多谣传所捕忠王李秀成是伪冒,这种说法传遍朝野,更使曾国藩兄弟恼怒万分,曾国荃决定裁军引退。

  至于朝庭方面的猜嫌疑忌,更加深了曾国藩的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数。因此有御史贾铎弹劾,弹劾并不可怕,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给曾国藩看,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戒。朝廷故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更使曾国藩惊惧伤心。

  同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7月18日会见曾国藩,住在船上,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的猜疑,对湘军的防范,表露得很明显。尤其可作证明的是,朝廷颁授湘军将帅爵赏之旨,其直接之廷寄竟晚于驻防扬州富明阿之咨文二日。

  当时,曾国藩颇以为疑。如此重大廷寄,故分先后,并令江宁将军富明阿先为通知。也足见朝廷轻重远近的安排。此后曾国荃称病疏辞任官,终以获准,接着引退乡里。自古下级立大功,上司加以猜忌是太普通了。如果你不想取而代之,那么你就得想办法预留退路了。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弟弟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理。

  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意图与构想。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曾氏兄弟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如何维系庞大军力;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罚一下他们。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1864)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于是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郾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1?郾7万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1万多人,约3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的估计,不会超过6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1887),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用“老奸巨猾”来形容此刻的曾国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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