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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代之治皆因一帝之明

  杀兄屠弟夺得皇位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嘲讽:杀害自己的同胞兄弟,作为平常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之人,但李世民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大明大贤的光辉形象。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两个死难者的个人悲剧与天下大治的伟业相比,有点微不足道吧。

李世民为秦王时,为夺取帝位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玄武门即长安宫城北门,地位重要,是唐朝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负责门卫的将领是常何,此人是李建成的旧属,后被李世民所收买,这就为李世民的举事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守卫玄武门的其他一些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也被李世民收买。应当说,在京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将领处打主意,是很有远见的一招。

为师出有名,李世民便寻机找借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太白复经天,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兮,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星状单独交给李世民,李世民便乘机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淫乱之事,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之,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李世民的这番话,是在申明自己只是因平叛功显才被猜忌、不容的,这便把兄弟间“骨肉相残”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身上了。高祖听后虽感愕然,但也不敢轻信,便说:“明当鞠问,汝宜早参。”即令通知太子、齐王明天早朝,由诸大臣公断曲直。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埋伏玄武门附近。玄武门是皇宫大门,是入宫必经之路,守卫玄武门的禁卫军统领常何,原来是李建成的心腹,此时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正欲帮助李世民展开行动。然而就在此时,后宫张婕妤探得了李世民的动机,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认为应暂避一下风头,托病不去上朝,观察一下形势再作打算。李建成认为只要布置好兵力,玄武门的守将又是自己人,还有嫔妃作内应,难道怕他胡来?不妨进宫看看动静再说。

两人骑马进入玄武门,叫亲信侍卫在宫外等候。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李元吉对李建成说:“殿下,今天气氛怎么这样肃杀,连一个侍卫都不见,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两人拨马便往回走。

其实,李世民带领亲信将领早已进宫,这时见二人正要溜走,便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喊道:“殿下,别走!”李建成、李元吉料想不到李世民会在此时现身,而且全副武装,知道事情不妙,走得更快了。不一会儿便来到玄武门前,大喊:“常何,快开门!”然而任凭他俩叫破嗓子,也无人答理。李元吉大骂:“我们上当了,常何投靠了李世民。”说着,他弯弓搭箭射过城门,落在城外的草地上,在那里等候的亲随接到警报,立即驰马去东宫报信。

李建成也动起手来,他不问情由,一连向李世民连发三箭,因为心慌意乱,失去准头,皆未射中。李世民却早有准备,只一箭就把李建成射中落马,顿时气绝身亡。

李元吉急忙逃去,迎面碰上尉迟敬德,他回转马头逃跑,忽然一阵乱箭射来,他趁势滚下马鞍,想钻进附近的树林里躲藏,谁知李世民此时已绕过来堵住了他的退路。两人相见,立即扭在一起。李元吉拼着全身力气,压在世民身上,要用双手去扼他的脖子。恰在这时尉迟敬德赶到,李元吉放开了李世民,撒腿就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此时玄武门外已聚集了不少兵马。东宫接到警报后,大将冯诩、冯立和齐王府的薛万彻带领二千多名卫士在攻打大门,常何急命人抵住大门,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吕世衡出城作战,不幸战死。东宫、齐王府的人马又要分兵去攻打秦王府,一场更大的战乱就要酿成。正在此时,尉迟敬德走上城楼,扔下两颗带血的人头,大声喊道:“太子和齐王联合谋反,奉皇上之命讨伐二贼,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下场,你们要为谁卖命!”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看见两颗人头果然是他们的主子,既然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经被杀,除了作鸟兽散,他们还能为谁卖命,于是局势旋即平定下来。事后李世民对他们不予追究,并把他们争取过来为秦王府效力。所以这次兄弟相残之事并没引起更大的战事。

当三兄弟打得你死我活,李渊正带着大臣、妃嫔在太极宫中乘船游玩,此时尉迟敬德却一身豪气地前来“逼宫”:“陛下,太子、齐王叛乱,已被秦王杀死,特派微臣前来为陛下保驾!”

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一时无话,只赶紧吩咐船只靠岸,便问在侧的大臣裴寂:“此事该如何收场?”

裴寂是个佞臣,忙推托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萧璃、陈叔达却趁机进言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妒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上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周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大势已定,便顺势说:“善,此吾之夙心也。”此时,宿卫及秦王府兵与东宫、齐王府兵的战斗尚未全部结束,李渊便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

玄武门之变就这样以李世民的成功而告结束。

李渊及时改立秦王为太子,并敕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要其处决。八月,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凡做大事,不能总是犹豫不决,坐失举事良机;又不可草率行事,不计后果。一旦决定就要当机立断、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的重大决策取得更多的获胜把握。

在武德五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王府的威望远远高于东宫和齐王府,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妃嫔谗言,使秦王府的地位不如以前。从政治影响方面来看,因李建成身为太子,宫中妃嫔,朝中大臣和地方势力依附东宫的相对多些,秦王府处于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形式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会对李世民越来越不利。以弱势而制强敌,就必须先发制人。

任贤纳谏的旷世明君

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无不懂得人才是事业之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事关兴国安邦。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他对原属东宫的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拔用,将各类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

在帝王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无民主可言,不懂得广开言路的君王无异于自塞两耳蒙蔽双眼。李世民是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正是他的兼听纳言,开创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清晰政治之风,在短短一二十年将大唐推向昌盛繁荣。

即位以后,李世民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以充满朝气和进取精神的政治面貌,开始励精图治,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世民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于是,他首先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地广泛吸纳人才,把举贤荐能、广招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

有很长一段时间,宰相封德彝没有推荐一个人。李世民于是就责问他;封德彝却回答说是天下没有贤才可以推荐。

李世民不禁气愤地批评封德彝说:“用人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只要各取所长,自然就不乏贤才奇士。你不善知人,怎能说是世上都没有贤能之才呢!”

李世民不仅让大臣们推荐选拔人才,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重用。只要是有才之士,李世民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贞观三年(629年),在一次上朝的时候,中郎将常何所提出的二十多件事,全都符合朝政的情况。然而,常何是武将出身,不通经文,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见解的,这不禁让李世民既高兴但又感到奇怪。

经过询问,李世民这才知道,常何所提交的议论其实都是他家中的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李世民立即将马周召进宫,和他一番详谈之后,发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不仅机智敏捷,深识事端,而且处事公允,敢于直言,当即就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对他大加重赏,后来又任其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直至中书侍郎、中书令等要职。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较恩怨,大胆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硅、韦挺等人,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李世民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李世民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苦乐。李世民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李世民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

李世民还特别注意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他谨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告诫,不仅重赏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吏,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

由于李世民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硅、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推崇他的才能,委之以宰相重任。他前后共向李世民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采纳了,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

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李世民大发雷霆,魏征坦然处之、神色不移,毫不退缩。

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去世了,使我失去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李世民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的措施。

为了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李世民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李世民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李世民以独特的政治家风度,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大力奖拔人才。因此,在唐初人才萃集,群英满堂。为开创贞观时期的大好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纳谏、兼听算不上开创性的政治举措,但对于帝王来说,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品质和智慧,其中包含的统驭学问也值得我们尤其是领导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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