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1.张国焘写信给林育英，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张国焘南下碰壁后，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朱德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劝他取消第二中央。刘伯承在红军大学里也不甘寂寞，居然把中央北上的方针拿到课堂里讲，使许多在红军大学里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对南下路线发生动摇，甚至表示不满。最令他烦恼的是徐向前的态度完全倒向了朱、刘一边，主张放弃川康计划，要求北上与毛泽东等会合。

　　徐向前的身份不同于朱、刘，他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的言行直接影响到整个部队。张国焘错误地视四方面军为自己的部队，仗着人多枪多与中央分庭抗礼，没有四方面军便没有他的一切，这一点，张国焘是认定的。

　　张国焘最担心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他在莫斯科时感受过共产国际的权威。王明、博古等人是共产国际的宠儿，而他一直被视为老机会主义者，莫斯科会承认他这个“第二中央”吗？

　　正当张国焘苦恼之际，林育英到了陕北。

　　林育英，化名张浩，是林彪的堂兄。曾和张国焘共同负责职工运动，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张国焘的老革命战友。

　　林育英是1933年赴莫斯科的。到达莫斯科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林育英回国，担当此重任。

　　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听取了林育英的传达汇报后，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表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巩固现有苏区，打通国际路线。

　　获悉林育英回国后，张国焘决定抢先说服林育英，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

　　张国焘回忆道：“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张国焘接到电报，也非常高兴。他以为通过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他与毛泽东、张闻天的矛盾，并寻求林育英支持他的“第二中央”，岂不是很好？于是张国焘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复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1.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2.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3.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皇失措地逃跑。

　　4.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受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5.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6.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借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7.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8.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否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9.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10.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11.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十二月十八日

　　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电报，感到事情复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

　　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在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对张国焘说：

　　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张国焘看了电报，心中极不高兴。因为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但他暂时没有回信。

　　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估计到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尚不能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

　　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 年1 月6 日，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

　　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的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人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苏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电报，1月1 3日由张闻天复电张国焘，重申：

　　我们之间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的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 月16 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张国焘捧着林育英的电报，在雪地里来来回回，反复地看了十几遍，思考着该如何回电。在他的脑海里，毛泽东的那句“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这句话搅得他心烦意乱，毛泽东的雄辩天才令他感到难以对付。

　　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的所有领导对张国焘的行为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中说：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电文如下：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林育英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是斯大林。

　　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林育英的这个电报，只是由于林育英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林育英的意见。他再一意孤行，带部队南下，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

　　同日，张闻天致电朱德，从侧面敲击张国焘，电称：

　　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党中央的关怀，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下碰壁，走投无路，又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维护党的团结的呼声日益增长。

　　张国焘接电报后整整三日关门闭户，他是很不情愿地就此认输。

　　“他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湘潭的泥腿子大概连面包还不知道是方的还是圆的，又有什么可以通天的本事？”

　　张国焘苦苦思索，他是不甘心就这么输给毛泽东，他还要一搏，“我张国焘既难在毛泽东之上，起码也要争个平起平坐。”

　　在这种情况下，1月2 7 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提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可考虑成立中共西南局，但要求，陕北的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新生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同时又无理的建议：“此时，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

　　实际上张国焘仍不相信党中央，还在同党中央分庭抗礼，因此他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组织政治局。

　　张国焘在致电中还埋怨中央“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不将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与前几封电报比较，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轻易认错，还在纠缠“党内斗争”那一套。

　　张闻天在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当即代表中共中央拟写复电，坚决拒绝张国焘的“平起平坐”要求，指出这和“第二中央”仍没有什么两样，严厉批评张国焘仍采取对抗中央的顽固态度。

　　电文传到毛泽东的手中。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张闻天那样激愤，他的思维很冷静，划掉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词句，说：“张国焘能撤销伪中央，这就是一个大进步。要给人家一个较体面的下台阶梯嘛，他张国焘的脸皮薄得很哪！过渡的办法多的是，他不愿意服从我们的管，要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好办，让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毛泽东解决问题的计谋总是比别人要高一筹，方法要灵活高明得多。张闻天一看毛泽东的手笔，也想这也是一个策略，说道：“这个缓兵之计应当能解决问题。”

　　28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指示的策略路线，二、六军团，陕北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他还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各干各的”。

　　张国焘虽然原则上同意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