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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平会议,李德托病不参加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入湘西还是继续西进贵州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那个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

  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也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这简直就是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意见的一个具体表述。接着17 日,即在中央纵队进驻黎平的当日,中革军委在给各部的指示中,已改变原来准备突破清水江的命令,而改为“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西进”的行动方针。

  18 日,在这地处湘桂黔交界处的黎平,由于交通不便,敌情顾虑相对较小,于是在周恩来的筹措张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

  会议在城关胡荣顺店铺里召开,这是一座清代中叶时期的建筑,坐落于黎平城内二郎坡。分三进五间,前低后高,上盖小青瓦。大门是两扇石臼合门,临街铺面,上有商店字号。由大门进入第二进正屋的天井,墙上有一屏风,雕塑有狮、鸟、鱼类,左右为扇式书房;正堂门面塑二龙戏珠;楼上走廊四周是卷板方格栏杆,窗棂精雕细刻;左间摆设八张太师椅和两张八仙桌。房后有小天井,墙壁上有八仙过海、太白醉酒等壁画,壁间开有一石臼合门进人后院。

  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

  博古再次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托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

  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恩来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也讲过这段历史:“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

  黎平会议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12月19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全部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

  同时,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第八军团建制,并入第五军团。中央的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各个军团的部队和人员也作了整编,有的师部机关被撤销,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去,由军团部直接指挥所属各团。

  这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精简整编,其工作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进行,虽然也通过了博古,而博古本身对军事不太懂,此时又无李德可“顾问”,因此,一一点头同意了周恩来的安排。周恩来则基本上没去李德那儿请示报告,这是周恩来有意排除李德的干预和阻挠,有重要问题就和张闻天、毛泽东商量,具体工作则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分工进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更加形影不离地在一起,不断地商讨各项军政大事,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正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至长征初期,中央领导核心实际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通道会议以后,李德开始被“挂”了起来,周恩来顺应时势转向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边,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博古无顾问可“顾”,基本上被孤立了起来,所谓“三人团”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李德称他们为“中央三人小组”——不仅公开联合行动,共同商讨问题,决定行动方针并通过中革军委布置执行。

  对于刘伯承复职,他的老同学,同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李德并不以为然。李德看见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出现在中革军委纵队的时候,只是在马背上朝他漠然地点了点头。

  刘伯承却用俄语跟他说了句:“你好,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

  刘伯承的目光是真诚的,宽厚的。

  李德有些尴尬,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勉强挤出两个字:“你好。”然后骑着马径自走了。

  周恩来找到刘伯承,说:“委屈你这个参谋长好久了啰!以后不能让李德再管那么多事了。”

  “我们的损失实在太大啰!”刘伯承感慨地说,“这一年打得叫啥子仗哦?叫我说,这不叫打仗,这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就好比一个大石滚向我们滚,我们就傻瓜似的硬顶。”

  “这些一定要好好总结,吸取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对当前的行动,还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思索了一会儿,那只独眼在眼镜后面忽闪了几下,说:“放弃原来的方案,转兵贵州,我是赞成的。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为宜,我的意见不成熟,还要细细考虑。”

  周恩来握着刘伯承的手,笑着说:“和贵州军阀打仗,你可是打过的。”

  黎平会议虽然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了决议,但是争论依然继续着。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王稼祥回忆道:“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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