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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原因与研究思路
（一）关于选题的几点想法
前面对几种理论模式的反思，并非是否定这些研究范式的有效性，而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可能因为过于关注或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另外的因素，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问题而遮蔽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或方法就会穷尽对社会的认识，各种不同的理论方法即使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对复杂的社会有更清醒的了解。在选用某种理论范式进行研究时，要对理论适用度加以充分的限定，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去审视纷纭多变的历史现象，明白自己的研究只是解释了某一方面的问题，决非终极真理。
反思这几种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模式，同时还因为目前大多数有关杨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压迫——革命”模式指导下的成果，虽然有关杨度一生的思想活动都有所论述，但还远远谈不上非常准确和客观。我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尽力避免单一理论模式可能导致的局限性，对上文评论的几种理论模式，尤其是近代化理论、“冲击——回应”理论和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结论都有很多借鉴和采用。
除了前述几种研究模式外，以颠覆和解构为主要标志的后现代理论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冲击。单就历史学来说，“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天经地义的关系”成为当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后现代史学理论提醒研究者不仅要看到史料本身包含的偏见，还要注意人们如何利用这些偏见强化某些政治主张，而把史料的其他解释，特别是与政治主体相冲突的解释打入冷宫。我对后学理论虽所知无多，但不管后现代亦或现代史学理论，都强调要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更切近历史而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结构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答案。
要想真实地认识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既要研究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先进潮流或“政治正确”的伟大人物，也需研究那些所谓反动的或落后的各种人物，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看清历史的图像。杨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揭开蒙在杨度头上的各种面具，对其进行公正的审视，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杨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身份却一直颇为尴尬。杨度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被戴上“帝制余孽”的帽子，后来也一直被划入逆历史大潮的反动人物之列，长期遭受学术界和官方正统评价的冷落。后来因发现杨度在晚年曾加入共产党，给予过共产党很多帮助和支持，杨度才因“晚年追求光明”，被追认为革命先贤祠里经历曲折而又迷途知返的一个革命后来者。正因为此，他的文集才得以编纂，一些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和传记也陆续出版，但对杨度的专门性研究论文和著作仍寥寥可数。这也是在当时的研究指导思想下的一个必然结果。杨度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时代，他的传奇经历和活跃的思想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烙印，但若脱离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来研究他的活动和思想，将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把杨度与当时的整个晚清政局结合起来考察，把对杨度个体活动的微观分析放在晚清政局的宏观概述的大视野之下，简略描述杨度成长及转变的时代背景，重点探求他个人思想形成的内在原因。期望宏观概述和微观分析能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客观、合理地解释杨度和他的思想（二）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以往的中国学术界热衷于研究所谓正面人物和事件，对那些贴上反动标签的人物或事件往往缺乏关注。杨度在清末力主君主立宪，民国时期又一度倡导帝制复辟，此后便长期戴着帝制余孽的帽子，成为人们心中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代表人物。自然属于被冷落的人物之列。杨度逝世五十多年以后，才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他的文集，也即是由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杨度集》。2001 年，北京市档案馆编的《杨度日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收有杨度自 1896年至1900年共五年的日记。《杨度集》和《杨度日记》是研究杨度最基本的资料。有关杨度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太多，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罗列如下：陈旭麓的《也谈杨度》（1979 年发表，后收在《陈旭麓学术文存》），赵金钰的《杨度与〈中国新报〉》（《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贵连的《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法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的《论杨度——〈杨度集〉代序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侯宜杰的《杨度二题》、《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1988年 第1期），刘晴波的《政见分歧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自赋的《杨度与清末礼法之争》（《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杨念群的《杨度与帝王之学》（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祝彦的《杨度及其〈君宪救国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胡建红的《杨度晚期突变原因探析》（《常德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李里峰的《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宋月红的《宋教仁与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船山学刊》，2001年第1期），分别对杨度就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关杨度的传记及相关性资料也极为有限。陶菊隐撰写的《筹安会“六君子传”》，于198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关于杨度的内容也不太多。本来这本书也就是十余万字的小册子，而完全以杨度为中心来写的大约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一。陶菊隐简单叙述了杨度的一生，认为杨度是介于保皇党和革命党之间的第三者，在理论上畏首畏尾，矛盾百出，在行动上左右摇摆，态度暧昧。辛亥革命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热衷于功名利禄，助袁纂权误国，晚年一步步走向光明。
何汉文、杜迈之编著的《杨度传》于1979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有九万二千字，叙述了杨度一生的活动，并对他的各项思想及政治行为做出了评价。认为杨度在民族灾难和阶级矛盾的强烈刺激下，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投身于政治运动。但是他大半生政治上走入歧途，奔走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之门，成为反动的君主立宪政治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划者。他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目睹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终于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希望，毅然痛改前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参加人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撰写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全书约有十万五千字，由上海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该书作者从杨度女儿的角度，回忆了杨度曲折的一生，介绍了杨度的家庭生活和家庭中各成员的命运；提供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材料，如引述了杨度的堂弟杨敞所著《晰兄遗墨》中的一些内容，也纠正了有关杨度的传说或杨度传记中的一些谬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台湾的吴相湘写有《“旷代异才”杨度》，收在氏著的《民国百人传》（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吴氏认为“杨度是一自视甚高，野心大、善投机的政客。革命党与立宪派斗争，杨标榜中间偏左路线；旋又参加清廷预备立宪工作。发现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复首先加以迎合。1911年为袁奔走南北积极活动，袁当选大总统，杨又扬言袁可为“拿破仑”，使共和复为君主。民国四年倡组筹安会，公开促成洪宪帝制，以新朝首辅自居，庆幸“理想”实现。不悟其反时代潮流。结果，袁因此身败名裂，杨亦永蒙污名。晚年倾向革命，则是其最后一次转变。”
关于杨度的研究专著只有一本，台湾黄中兴所著的《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年出版。作者从较长的历史线索里，探寻杨度政治活动的意义及君宪主张的由来，从其政治活动及主张中，强调帝制发生的原因有其历史渊源，帝制的昙现并非偶然。对于有关杨度的几种评价，作者并不赞同吴相湘等人以时代批判性观点对杨度一生作负面评定的看法，也不和多数大陆学者认为杨度是“两头好，中间错”的观点相一致，而是出于同情的了解。作者对杨度复杂面貌的定位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温和型知识分子、一个出仕欲望极强的野心人物、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个关系广阔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激进的君宪派领袖、一个国学及近世政法之学皆有造诣的技术官僚、一个颇受袁世父子器重的高级幕僚、一个诉诸情绪的爱国者。”由于作者掌握的杨度资料不是很多，以致造成一些史实上的谬误。
从总体上来看，杨度研究大多流于平面叙述，涉及总体评价的较多，而对其各项思想主张具体深入分析的少。
（三）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
为了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面貌和特点，从这个社会的结构入手是一个被社会学界广为使用的方法，对这种方法的理论总结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是结构和功能。概括地说，功能是指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所发挥的作用，或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作用或结果可以对体系的生存、稳定以及延续的时间产生重要影响。而结构则是产生这些作用和效果的单位，对一个社会来说，通常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中各个部分各个单位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都不是孤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是与其它部门或单位互相配合，并由此而实现了社会整合。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使用，而且还是近代化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在近代化理论主导的研究中广为采纳。如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描述和分析中国18及19世纪的社会面貌时，就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与教育等部分，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转变也是采用同样的划分方式来论述。
享誉国际史学界的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重视社会结构方面，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堪称异曲同工。布罗代尔强调历史变化的多节奏与多层次，明确提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地震等，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局势的变化虽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非为人力可以左右，事件只不过是深层振荡中翻起的浪花、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论并非完美无疵，过于重视结构而贬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作用，是最受非议之处。在社会发展的常态过程中，社会结构起着决定作用，但局势和事件照样不可忽视。倘若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转型时期，结构固然重要，局势或者一些事件也可能起到决定作用。因而有必要在重视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探讨处于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的局势或事件，这样对局势和事件的分析将会更加准确、客观。由此可知，研究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非常有必要先分析晚清的社会结构情况。
19世纪的晚清社会，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毫无疑问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和文化观念只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变化（传统本身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传统一词是与近代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而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一般而言，社会结构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也可称为意识形态结构，但不如文化结构范围广）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相互适应。即使三大结构系统都发生一些变化，也不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但即使其中一个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一定会解体，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变。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印证了这一结论。
相对于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常常起着主导作用。晚清政府长期以来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结构，为了应付西方的侵扰和国内的叛乱，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修补，但其主要部分仍在继续发挥决定作用。晚清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融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于一体的科举考试依旧举行着，这不但使全国的绝大多数的官僚和知识精英沿袭着以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连国家的一些革新举措也是为了重返传统的旧轨道。对于科举制度在晚清社会结构中的这种特殊作用，罗兹曼等人有所察觉，遗憾的是并未作进一步地深入讨论。
根据中国文官官僚政治的特殊性质，根据由科举制度确立并屈从于官僚政治标准的精英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些特征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这种结构特征使得有效的政治管理和控制在整个清代一直大成问题。在19世纪的衰败情况下，政治上的失控愈加明显，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愈加坎坷。
同罗兹曼相比，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薄弱，大都是痛批科举制度阻碍了清政府的改革，欢呼废除科举制度扫清了政治变革的障碍，而没有认识到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独特作用。在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只有科举制度的变革或废除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在全社会的各层次各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把科举制度的变革或废除仅仅看成一项政治改革，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换句话说，分析科举制度的变革，将会提供一个阐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成效和速度的独特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自把科举制度逐步确立为正式的选官制度后，科举制度就日益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中处于一种核心和连接纽带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只是选拔官僚队伍和维系社会文化精英再生产的机制，还是知识或文化传承的工具，规范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认清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不仅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节点，而且还是解析传统社会的一把利器。当然，从科举制度入手来考察晚清社会结构及其转型也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不能取代其它的方法，只能略补其它方法之不足。正如前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无论哪一种方法提供的视角，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使我们穷尽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的认识纷纭复杂的社会转型，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只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按照上述理论思路，以科举制度的变革程度来检验中国近代化的成效，晚清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虽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变化，但因科举制度基本未变，整个社会结构虽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修补，但主体部分依然未变，相对于传统来说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依然属于边缘，并未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第二个阶段是从1900年到1912年，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变革图强极为迫切，科举制度从大幅度的变革到全面废除，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整个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清王朝苟延残喘几年后也随之崩溃。
在第一阶段，虽然西方入侵已过半个世纪之久，清政府在遭受一连串的武力屈辱后割地赔款，开放了大批通商口岸，但是照旧举行的科举制度主宰了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杨度在这段时期主要生活于内陆腹地，远离通商口岸，受外来思想影响较少，虽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但仍局限在传统的范围内。到了第二阶段，科举制度变革迅速，新式教育蓬勃兴起，留学运动如火如荼，杨度看准局势的发展方向，毅然留学日本，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人物。脱离科举制度束缚的杨度，如饥似渴地汲取西学新知，思想为之大变。1902年杨度第一次留日，半年后返回国内，他的老师王闿运就已认为他是“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由此可见他的思想转变之剧烈。
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把杨度和晚清变局作为分析的主题，就可以把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和微观的主体行动分析结合起来。宏观的结构性概述便于分析杨度思想转变的原因，实证性的考察杨度的活动及思想转变，是微观的主体行动分析，为宏观的概述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样一来，两者就可以相得益彰，宏观结构的历史分析正是微观个体分析的框架背景，而后者又恰好可作前者最好的基础和说明。
前面对几种理论模式的反思，并非是否定这些研究范式的有效性，而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可能因为过于关注或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另外的因素，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问题而遮蔽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或方法就会穷尽对社会的认识，各种不同的理论方法即使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对复杂的社会有更清醒的了解。在选用某种理论范式进行研究时，要对理论适用度加以充分的限定，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去审视纷纭多变的历史现象，明白自己的研究只是解释了某一方面的问题，决非终极真理。
反思这几种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模式，同时还因为目前大多数有关杨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压迫——革命”模式指导下的成果，虽然有关杨度一生的思想活动都有所论述，但还远远谈不上非常准确和客观。我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尽力避免单一理论模式可能导致的局限性，对上文评论的几种理论模式，尤其是近代化理论、“冲击——回应”理论和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结论都有很多借鉴和采用。
除了前述几种研究模式外，以颠覆和解构为主要标志的后现代理论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冲击。单就历史学来说，“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天经地义的关系”成为当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后现代史学理论提醒研究者不仅要看到史料本身包含的偏见，还要注意人们如何利用这些偏见强化某些政治主张，而把史料的其他解释，特别是与政治主体相冲突的解释打入冷宫。我对后学理论虽所知无多，但不管后现代亦或现代史学理论，都强调要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更切近历史而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结构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答案。
要想真实地认识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既要研究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先进潮流或“政治正确”的伟大人物，也需研究那些所谓反动的或落后的各种人物，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看清历史的图像。杨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揭开蒙在杨度头上的各种面具，对其进行公正的审视，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杨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身份却一直颇为尴尬。杨度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被戴上“帝制余孽”的帽子，后来也一直被划入逆历史大潮的反动人物之列，长期遭受学术界和官方正统评价的冷落。后来因发现杨度在晚年曾加入共产党，给予过共产党很多帮助和支持，杨度才因“晚年追求光明”，被追认为革命先贤祠里经历曲折而又迷途知返的一个革命后来者。正因为此，他的文集才得以编纂，一些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和传记也陆续出版，但对杨度的专门性研究论文和著作仍寥寥可数。这也是在当时的研究指导思想下的一个必然结果。杨度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时代，他的传奇经历和活跃的思想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烙印，但若脱离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来研究他的活动和思想，将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把杨度与当时的整个晚清政局结合起来考察，把对杨度个体活动的微观分析放在晚清政局的宏观概述的大视野之下，简略描述杨度成长及转变的时代背景，重点探求他个人思想形成的内在原因。期望宏观概述和微观分析能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客观、合理地解释杨度和他的思想（二）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以往的中国学术界热衷于研究所谓正面人物和事件，对那些贴上反动标签的人物或事件往往缺乏关注。杨度在清末力主君主立宪，民国时期又一度倡导帝制复辟，此后便长期戴着帝制余孽的帽子，成为人们心中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代表人物。自然属于被冷落的人物之列。杨度逝世五十多年以后，才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他的文集，也即是由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杨度集》。2001 年，北京市档案馆编的《杨度日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收有杨度自 1896年至1900年共五年的日记。《杨度集》和《杨度日记》是研究杨度最基本的资料。有关杨度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太多，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罗列如下：陈旭麓的《也谈杨度》（1979 年发表，后收在《陈旭麓学术文存》），赵金钰的《杨度与〈中国新报〉》（《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贵连的《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法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的《论杨度——〈杨度集〉代序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侯宜杰的《杨度二题》、《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1988年 第1期），刘晴波的《政见分歧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自赋的《杨度与清末礼法之争》（《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杨念群的《杨度与帝王之学》（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祝彦的《杨度及其〈君宪救国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胡建红的《杨度晚期突变原因探析》（《常德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李里峰的《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宋月红的《宋教仁与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船山学刊》，2001年第1期），分别对杨度就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关杨度的传记及相关性资料也极为有限。陶菊隐撰写的《筹安会“六君子传”》，于198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关于杨度的内容也不太多。本来这本书也就是十余万字的小册子，而完全以杨度为中心来写的大约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一。陶菊隐简单叙述了杨度的一生，认为杨度是介于保皇党和革命党之间的第三者，在理论上畏首畏尾，矛盾百出，在行动上左右摇摆，态度暧昧。辛亥革命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热衷于功名利禄，助袁纂权误国，晚年一步步走向光明。
何汉文、杜迈之编著的《杨度传》于1979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有九万二千字，叙述了杨度一生的活动，并对他的各项思想及政治行为做出了评价。认为杨度在民族灾难和阶级矛盾的强烈刺激下，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投身于政治运动。但是他大半生政治上走入歧途，奔走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之门，成为反动的君主立宪政治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划者。他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目睹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终于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希望，毅然痛改前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参加人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撰写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全书约有十万五千字，由上海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该书作者从杨度女儿的角度，回忆了杨度曲折的一生，介绍了杨度的家庭生活和家庭中各成员的命运；提供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材料，如引述了杨度的堂弟杨敞所著《晰兄遗墨》中的一些内容，也纠正了有关杨度的传说或杨度传记中的一些谬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台湾的吴相湘写有《“旷代异才”杨度》，收在氏著的《民国百人传》（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吴氏认为“杨度是一自视甚高，野心大、善投机的政客。革命党与立宪派斗争，杨标榜中间偏左路线；旋又参加清廷预备立宪工作。发现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复首先加以迎合。1911年为袁奔走南北积极活动，袁当选大总统，杨又扬言袁可为“拿破仑”，使共和复为君主。民国四年倡组筹安会，公开促成洪宪帝制，以新朝首辅自居，庆幸“理想”实现。不悟其反时代潮流。结果，袁因此身败名裂，杨亦永蒙污名。晚年倾向革命，则是其最后一次转变。”
关于杨度的研究专著只有一本，台湾黄中兴所著的《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年出版。作者从较长的历史线索里，探寻杨度政治活动的意义及君宪主张的由来，从其政治活动及主张中，强调帝制发生的原因有其历史渊源，帝制的昙现并非偶然。对于有关杨度的几种评价，作者并不赞同吴相湘等人以时代批判性观点对杨度一生作负面评定的看法，也不和多数大陆学者认为杨度是“两头好，中间错”的观点相一致，而是出于同情的了解。作者对杨度复杂面貌的定位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温和型知识分子、一个出仕欲望极强的野心人物、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个关系广阔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激进的君宪派领袖、一个国学及近世政法之学皆有造诣的技术官僚、一个颇受袁世父子器重的高级幕僚、一个诉诸情绪的爱国者。”由于作者掌握的杨度资料不是很多，以致造成一些史实上的谬误。
从总体上来看，杨度研究大多流于平面叙述，涉及总体评价的较多，而对其各项思想主张具体深入分析的少。
（三）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
为了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面貌和特点，从这个社会的结构入手是一个被社会学界广为使用的方法，对这种方法的理论总结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是结构和功能。概括地说，功能是指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所发挥的作用，或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作用或结果可以对体系的生存、稳定以及延续的时间产生重要影响。而结构则是产生这些作用和效果的单位，对一个社会来说，通常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中各个部分各个单位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都不是孤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是与其它部门或单位互相配合，并由此而实现了社会整合。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使用，而且还是近代化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在近代化理论主导的研究中广为采纳。如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描述和分析中国18及19世纪的社会面貌时，就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与教育等部分，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转变也是采用同样的划分方式来论述。
享誉国际史学界的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重视社会结构方面，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堪称异曲同工。布罗代尔强调历史变化的多节奏与多层次，明确提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地震等，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局势的变化虽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非为人力可以左右，事件只不过是深层振荡中翻起的浪花、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论并非完美无疵，过于重视结构而贬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作用，是最受非议之处。在社会发展的常态过程中，社会结构起着决定作用，但局势和事件照样不可忽视。倘若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转型时期，结构固然重要，局势或者一些事件也可能起到决定作用。因而有必要在重视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探讨处于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的局势或事件，这样对局势和事件的分析将会更加准确、客观。由此可知，研究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非常有必要先分析晚清的社会结构情况。
19世纪的晚清社会，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毫无疑问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和文化观念只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变化（传统本身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传统一词是与近代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而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一般而言，社会结构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也可称为意识形态结构，但不如文化结构范围广）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相互适应。即使三大结构系统都发生一些变化，也不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但即使其中一个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一定会解体，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变。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印证了这一结论。
相对于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常常起着主导作用。晚清政府长期以来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结构，为了应付西方的侵扰和国内的叛乱，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修补，但其主要部分仍在继续发挥决定作用。晚清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融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于一体的科举考试依旧举行着，这不但使全国的绝大多数的官僚和知识精英沿袭着以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连国家的一些革新举措也是为了重返传统的旧轨道。对于科举制度在晚清社会结构中的这种特殊作用，罗兹曼等人有所察觉，遗憾的是并未作进一步地深入讨论。
根据中国文官官僚政治的特殊性质，根据由科举制度确立并屈从于官僚政治标准的精英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些特征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这种结构特征使得有效的政治管理和控制在整个清代一直大成问题。在19世纪的衰败情况下，政治上的失控愈加明显，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愈加坎坷。
同罗兹曼相比，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薄弱，大都是痛批科举制度阻碍了清政府的改革，欢呼废除科举制度扫清了政治变革的障碍，而没有认识到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独特作用。在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只有科举制度的变革或废除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在全社会的各层次各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把科举制度的变革或废除仅仅看成一项政治改革，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换句话说，分析科举制度的变革，将会提供一个阐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成效和速度的独特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自把科举制度逐步确立为正式的选官制度后，科举制度就日益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中处于一种核心和连接纽带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只是选拔官僚队伍和维系社会文化精英再生产的机制，还是知识或文化传承的工具，规范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认清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不仅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节点，而且还是解析传统社会的一把利器。当然，从科举制度入手来考察晚清社会结构及其转型也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不能取代其它的方法，只能略补其它方法之不足。正如前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无论哪一种方法提供的视角，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使我们穷尽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的认识纷纭复杂的社会转型，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只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按照上述理论思路，以科举制度的变革程度来检验中国近代化的成效，晚清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虽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变化，但因科举制度基本未变，整个社会结构虽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修补，但主体部分依然未变，相对于传统来说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依然属于边缘，并未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第二个阶段是从1900年到1912年，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变革图强极为迫切，科举制度从大幅度的变革到全面废除，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整个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清王朝苟延残喘几年后也随之崩溃。
在第一阶段，虽然西方入侵已过半个世纪之久，清政府在遭受一连串的武力屈辱后割地赔款，开放了大批通商口岸，但是照旧举行的科举制度主宰了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杨度在这段时期主要生活于内陆腹地，远离通商口岸，受外来思想影响较少，虽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但仍局限在传统的范围内。到了第二阶段，科举制度变革迅速，新式教育蓬勃兴起，留学运动如火如荼，杨度看准局势的发展方向，毅然留学日本，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人物。脱离科举制度束缚的杨度，如饥似渴地汲取西学新知，思想为之大变。1902年杨度第一次留日，半年后返回国内，他的老师王闿运就已认为他是“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由此可见他的思想转变之剧烈。
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把杨度和晚清变局作为分析的主题，就可以把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和微观的主体行动分析结合起来。宏观的结构性概述便于分析杨度思想转变的原因，实证性的考察杨度的活动及思想转变，是微观的主体行动分析，为宏观的概述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样一来，两者就可以相得益彰，宏观结构的历史分析正是微观个体分析的框架背景，而后者又恰好可作前者最好的基础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