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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不同凡响的家畜病院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有最好。拿盛彤笙来说，干任何事情，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成最好的。他不但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办成亚洲一流，而且连内部附设的家畜病院，也办得令世人瞩目。
1955年6月3日，新华社记者黄静以《访问家畜病院》为题，对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家畜病院进行了专题报道，称：
“在兰州市西郊，靠近黄河南岸，有一座设备完善的家畜病院，它是由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附设的。兰州市四郊农民的牲畜有了病，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治疗。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学生也常到这里实习。”
1954年，《人民画报》11月号以《家畜病院》为题，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向国内外进行了专题报道。
1954年第3期《西北画报》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为题，对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作了全面报道，其中家畜病院是报道的重点。
1955年10月30日，《甘肃日报》在第四版用整版的篇幅，以图片为主并配以文字的形式，报道了《家畜病院》，称：
“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家畜病院，拥有相当齐全的诊疗和化验设备，在内外科和产科方面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五年来，这个病院因挽救牲畜的死亡而使农牧民避免了的损失约在一百亿元（旧币）以上。老乡们对家畜病院十分信任。”
家畜病院为何如此受到各大媒体争相“追捧”呢？
盛彤笙认为，兽医专业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如果培养出来的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就是教育方式的失败。所以，从建校一开始，萦绕在盛彤笙心中的一件事，就是要办一座高水平的家畜病院，一方面解决高年级学生的临床实习和教师的科研问题，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也为农牧民治疗病畜，减轻他们的经济损失。
1949年3月，在当时政局不安、社会动荡的情势下，学院与西北兽疫防治处合作，因陋就简，成立了家畜病院临时门诊部，聘请尚在美国留学的兽医内科专家蒋次昇为主任。蒋未到之前，诊务暂由教务主任朱宣人教授、寄生虫科主任许绶泰教授以及秦和生副教授主持，先在院内的4间土房里开张。以后，西北兽疫防治处派出了毕业于南京大学的邹康南、万一鹤二人，再加上陈北亨、王超人等，力量大为增强。一时，来诊的病畜非常多。1949年以前，牲畜的疾病很多，除了牛瘟、猪瘟、炭疽等烈性传染病外，马骡的外伤、马腹痛、呼吸道病、马鼻疽、牛胃肠炎以及羊寄生虫病，都是常见的疾病，有一个病院可以就近治疗，自然是老百姓的福音，三年级学生的临床实习问题也得以解决。
1949年以后，由盛彤笙亲自设计，开始筹建新的家畜病院。到1952年冬，新病院在伏羲堂的东北角建成，为3层大楼，面积2324平方米，仅次于伏羲堂。底层为病院和阶梯教室，病院中有内科、外产科诊疗室、外产科手术室、X光室、小动物诊疗手术室、临床检验室、药房和药品器械储藏室；二层为寄生虫、微生物、传染病教研室；三层为教室。另外还有7间平房作住院部，可以同时收容10头病畜入院治疗。家畜病院建成后，教学场地有了很大改观，伏羲堂就成为理、化、生物、组织胚胎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以及畜牧等基础课教研室和教室，而病院成为专业课教研室，也便于专业教师联系实际到病院参与诊疗工作。
说到家畜病院，不能不提到该院创建人之一的邹康南。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畜牧兽医系的邹康南应盛彤笙之邀来到兰州，就在国立兽医学院与西北兽疫防治处联合开办的病院，一边诊治病畜，一边筹建新的病院。大楼建成后，1952年底，盛彤笙派他和总务长买永彬前往上海采购仪器设备，包括大家畜诊疗架和手术台。当年上海仅有一个兽医器械行，没有做过这种设备，于是邹康南自己动手画草图，设计了大动物电动手术台和诊疗架。由于优质钢材属于特控物资，既难以搞到，造价又高，他后来找到一家小工厂，经协商，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从一艘废弃的外轮上，将旧锅炉中完好的无缝钢管锯下来，便是做诊疗架的上好钢材，手术台也利用绞锚用的绞车盘和其他零件装备。3个月后，3台带有吊马装置的大动物诊疗架和大动物电动手术台运抵兰州，安装到位，一所设备齐全的家畜病院建成了。以后，在北京举办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上，一些人见到过展出的一台家畜电动手术台，和病院的完全一样。
新家畜病院于1953年6月正式开业，不但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还有充足的药品器械，可同时满足几十个学生实习的需要。王超人、邹康南、万一鹤等配合蒋次昇将家畜病院办得令人瞩目。此时，病院在人力、物力方面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美国较大型的兽医院相比，毫不逊色。由于病畜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仅学生的实习，而且教师的科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也得益甚多。原甘肃农业大学校长陈北亨教授曾经回忆说：
“我195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当时学的是解剖学，后来因为谢铮铭教授已回来教这门课，盛院长就让我改教产科学，完全转了行。我在病院兼任副主任，通过几年的锻炼，不但提高了临床技术，同时很快适应了教学。以后，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凡是留校的教师，都先要到病院去搞诊疗和带学生实习，增长自己的才干，然后才能上讲台，从事教学工作。”
学生诊疗实习更有赖于家畜病院，特别是三年级的学生，要安排半年的病院实习时间。他们将学生每3人或4人编为一个小组，在门诊、药房、化验室实习，定期进行轮换。在门诊的，跟上老师学习病畜的诊断、治疗、写病历；在药房的，要搞清每种药品的药理知识，性能、剂量、配伍禁忌；在化验室的要熟练掌握仪器的操作，完成各种检验。
家畜病院从成立到1955年这6年中，兽医人员采用多项新技术，如组织疗法、封闭疗法、睡眠疗法和各种其他有效疗法，给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将近2万头次牲畜治了病。还给黄羊河农场和靖远农场的牲畜进行了体检；与兰州乳牛场签订了定期上门防治疾病的合同，并开展了奶牛妊娠诊断。当年盛彤笙、朱宣人、许绶泰、蒋次昇、廖延雄、谢铮铭、陈北亨、秦和生等教授都在病院上过门诊，搞过诊疗。在群众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是这个家畜病院治不好的，那就是没治了！”因此，在整个西北地区，这里的诊疗水平最高。
家畜病院同时还成为全国兽医工作者的培训基地。当年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山东农学院、新疆农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和西北地区的一些兽医站、农牧场等无不派员前来进修。1955年10月《甘肃日报》专题报道“家畜病院”时，还专门提到进修培训一事，称：
“家畜病院给群众牲畜治病的同时，还兼代培养中兽医的工作。去年从陕西扶风县中兽医联合诊所派来的中兽医刘春生和杨致礼，刚来时只能做一般护理，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可以按照科学方法给家畜治疗疾病了。”
杨致礼在进修结束后被动员留了下来，为病院增添了中兽医诊疗的内容，以后又在本科生中首开中兽医课程，主编了西北地区首部《中兽医学》教材。
家畜病院也是国内外参观考察团来校必去之地，同样也赢得了许多著名学者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苏联兽医内科顾问格尔曼教授在访问后回到长春，对正在这里进修的邹康南说：“你们学校病院的设备水平和诊疗水平，已经超出苏联一般院校了。”
1955年6月3日，新华社记者黄静以《访问家畜病院》为题，对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家畜病院进行了专题报道，称：
“在兰州市西郊，靠近黄河南岸，有一座设备完善的家畜病院，它是由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附设的。兰州市四郊农民的牲畜有了病，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治疗。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学生也常到这里实习。”
1954年，《人民画报》11月号以《家畜病院》为题，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向国内外进行了专题报道。
1954年第3期《西北画报》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为题，对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作了全面报道，其中家畜病院是报道的重点。
1955年10月30日，《甘肃日报》在第四版用整版的篇幅，以图片为主并配以文字的形式，报道了《家畜病院》，称：
“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家畜病院，拥有相当齐全的诊疗和化验设备，在内外科和产科方面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五年来，这个病院因挽救牲畜的死亡而使农牧民避免了的损失约在一百亿元（旧币）以上。老乡们对家畜病院十分信任。”
家畜病院为何如此受到各大媒体争相“追捧”呢？
盛彤笙认为，兽医专业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如果培养出来的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就是教育方式的失败。所以，从建校一开始，萦绕在盛彤笙心中的一件事，就是要办一座高水平的家畜病院，一方面解决高年级学生的临床实习和教师的科研问题，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也为农牧民治疗病畜，减轻他们的经济损失。
1949年3月，在当时政局不安、社会动荡的情势下，学院与西北兽疫防治处合作，因陋就简，成立了家畜病院临时门诊部，聘请尚在美国留学的兽医内科专家蒋次昇为主任。蒋未到之前，诊务暂由教务主任朱宣人教授、寄生虫科主任许绶泰教授以及秦和生副教授主持，先在院内的4间土房里开张。以后，西北兽疫防治处派出了毕业于南京大学的邹康南、万一鹤二人，再加上陈北亨、王超人等，力量大为增强。一时，来诊的病畜非常多。1949年以前，牲畜的疾病很多，除了牛瘟、猪瘟、炭疽等烈性传染病外，马骡的外伤、马腹痛、呼吸道病、马鼻疽、牛胃肠炎以及羊寄生虫病，都是常见的疾病，有一个病院可以就近治疗，自然是老百姓的福音，三年级学生的临床实习问题也得以解决。
1949年以后，由盛彤笙亲自设计，开始筹建新的家畜病院。到1952年冬，新病院在伏羲堂的东北角建成，为3层大楼，面积2324平方米，仅次于伏羲堂。底层为病院和阶梯教室，病院中有内科、外产科诊疗室、外产科手术室、X光室、小动物诊疗手术室、临床检验室、药房和药品器械储藏室；二层为寄生虫、微生物、传染病教研室；三层为教室。另外还有7间平房作住院部，可以同时收容10头病畜入院治疗。家畜病院建成后，教学场地有了很大改观，伏羲堂就成为理、化、生物、组织胚胎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以及畜牧等基础课教研室和教室，而病院成为专业课教研室，也便于专业教师联系实际到病院参与诊疗工作。
说到家畜病院，不能不提到该院创建人之一的邹康南。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畜牧兽医系的邹康南应盛彤笙之邀来到兰州，就在国立兽医学院与西北兽疫防治处联合开办的病院，一边诊治病畜，一边筹建新的病院。大楼建成后，1952年底，盛彤笙派他和总务长买永彬前往上海采购仪器设备，包括大家畜诊疗架和手术台。当年上海仅有一个兽医器械行，没有做过这种设备，于是邹康南自己动手画草图，设计了大动物电动手术台和诊疗架。由于优质钢材属于特控物资，既难以搞到，造价又高，他后来找到一家小工厂，经协商，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从一艘废弃的外轮上，将旧锅炉中完好的无缝钢管锯下来，便是做诊疗架的上好钢材，手术台也利用绞锚用的绞车盘和其他零件装备。3个月后，3台带有吊马装置的大动物诊疗架和大动物电动手术台运抵兰州，安装到位，一所设备齐全的家畜病院建成了。以后，在北京举办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上，一些人见到过展出的一台家畜电动手术台，和病院的完全一样。
新家畜病院于1953年6月正式开业，不但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还有充足的药品器械，可同时满足几十个学生实习的需要。王超人、邹康南、万一鹤等配合蒋次昇将家畜病院办得令人瞩目。此时，病院在人力、物力方面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美国较大型的兽医院相比，毫不逊色。由于病畜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仅学生的实习，而且教师的科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也得益甚多。原甘肃农业大学校长陈北亨教授曾经回忆说：
“我195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当时学的是解剖学，后来因为谢铮铭教授已回来教这门课，盛院长就让我改教产科学，完全转了行。我在病院兼任副主任，通过几年的锻炼，不但提高了临床技术，同时很快适应了教学。以后，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凡是留校的教师，都先要到病院去搞诊疗和带学生实习，增长自己的才干，然后才能上讲台，从事教学工作。”
学生诊疗实习更有赖于家畜病院，特别是三年级的学生，要安排半年的病院实习时间。他们将学生每3人或4人编为一个小组，在门诊、药房、化验室实习，定期进行轮换。在门诊的，跟上老师学习病畜的诊断、治疗、写病历；在药房的，要搞清每种药品的药理知识，性能、剂量、配伍禁忌；在化验室的要熟练掌握仪器的操作，完成各种检验。
家畜病院从成立到1955年这6年中，兽医人员采用多项新技术，如组织疗法、封闭疗法、睡眠疗法和各种其他有效疗法，给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将近2万头次牲畜治了病。还给黄羊河农场和靖远农场的牲畜进行了体检；与兰州乳牛场签订了定期上门防治疾病的合同，并开展了奶牛妊娠诊断。当年盛彤笙、朱宣人、许绶泰、蒋次昇、廖延雄、谢铮铭、陈北亨、秦和生等教授都在病院上过门诊，搞过诊疗。在群众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是这个家畜病院治不好的，那就是没治了！”因此，在整个西北地区，这里的诊疗水平最高。
家畜病院同时还成为全国兽医工作者的培训基地。当年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山东农学院、新疆农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和西北地区的一些兽医站、农牧场等无不派员前来进修。1955年10月《甘肃日报》专题报道“家畜病院”时，还专门提到进修培训一事，称：
“家畜病院给群众牲畜治病的同时，还兼代培养中兽医的工作。去年从陕西扶风县中兽医联合诊所派来的中兽医刘春生和杨致礼，刚来时只能做一般护理，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可以按照科学方法给家畜治疗疾病了。”
杨致礼在进修结束后被动员留了下来，为病院增添了中兽医诊疗的内容，以后又在本科生中首开中兽医课程，主编了西北地区首部《中兽医学》教材。
家畜病院也是国内外参观考察团来校必去之地，同样也赢得了许多著名学者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苏联兽医内科顾问格尔曼教授在访问后回到长春，对正在这里进修的邹康南说：“你们学校病院的设备水平和诊疗水平，已经超出苏联一般院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