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一、中央红军酝酿转移，红六军团奉命先遣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以德国人为顾问，采取持久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以50 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以10 万兵力进攻湘赣根据地。敌人发动的这次“围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形势是严重的。

　　但是，只要作战指挥方针对头，粉碎这次“围剿”也是可能的。可是，自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就控制了党中央，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独揽了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1934 年4月，博古、李德集中红军9个师，与敌11个师进行“广昌大会战”。经过近18 天浴血苦战，红军伤亡惨重，广昌失守。敌军攻破了中央根据地北大门。与此同时，中央根据地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也被国民党粤军占领。中央根据地南、北大门失守后，国民党军从6个不同方向加快了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的步伐。到1934年5月，中央根据地西起泰和、永丰，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寻乌、安远一线，相继被敌军占领。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后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中央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了使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最后不得不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方案，从1934 年初就开始酝酿。5 月，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李德提出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得到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并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定向西，即到湖南西部洪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6 月，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中共中央立即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转移进行筹划。为了分散和减轻敌人“围剿”部队主力对中央根据地中心瑞金、兴国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李德提议并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决定以红六军团为西征先遣队赴湖南、以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开辟新的战线。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根据地问题《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 的 训 令》。《训令》指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理由是湖南中部敌人力量极端薄弱，而党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训令》说，中央与军委作出这一决定，有如下目的：1.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根据地，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它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从而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根据地的计划及辅助中央根据地作战。2.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地扩大它。3.尽量地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行动去改变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根据地，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为江西、四川两根据地的联结创造条件。4.为着保卫湘赣根据地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根据地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的独立部队、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都应留在现有根据地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训令》中还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预定地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从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同时要求任弼时及湘赣根据地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当时，中央在电报中并没有直接阐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但实际上就是要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探路。萧克建国后撰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说：“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