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为人处世的24堂课

第四堂课 别做环境的奴隶

　　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不做环境的奴隶，不放任自己随波逐流，那样只会一事无成。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环境，取己所需，弃之无用，此乃成大事的策略。反之若随波逐流，甘做环境的奴隶，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当然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并不是敦促你改变自己去做环境的奴隶，而是要你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也绝不可做环境的奴隶去放任自己，那样你终将一事无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因为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胡雪岩正是一个善于利用身边环境的高手。

　　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适应环境，化环境为己用。可以说，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这个大前提。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间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日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土、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又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局面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未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给农民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人们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就不仅从经济上影响着中国，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种渗透。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无疑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胡雪岩在这种大的环境趋势下，能积极应变，没有做环境的奴隶，才是他红极一时最关键的原因。

　　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灵活机动，四下出击，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成大事者必须灵活如脱兔，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让自己处于优势之中。但是话虽这样说，可有些人在这方面却很难开窍，总是死守一点，不够活络，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却善于变通，他能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做事手法，达到最终获利的效果，同时还能另辟出路，有出奇制胜之功。

　　做生意要以变应变，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反应。一个生意人如果只能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络，在他驰骋商场一步步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他灵活机动，四下出击，真可谓是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一动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胡雪岩为自己的蚕丝生意和帮办王有龄湖州官府的公事，几下湖州，结识了湖州颇有势力的民间把头、当时正做着湖州“户房”书办的郁四。胡雪岩凭着他的仗义和识见，也因为他帮助郁四妥善处理了家事，深得郁四敬服。为了报答胡雪岩，郁四做主，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来是开药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认了这门亲，就是看准了芙蓉姑娘家的祖传秘方。胡雪岩经商手法活络，他才不会固守着钱庄这一种行当，在乱世中，他一下就看出药店生意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战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药，只要货真价实，创下牌子，药店生意就不会有错。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自己不懂这行生意不要紧，可以借助行家为己效力。想妥这些之后，胡雪岩请郁四帮忙，摆了一桌“认亲”宴，就在这认亲宴上便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也就这样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药店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为他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在本业之上还要去做蚕丝生意销“洋庄”，在做着蚕丝生意的时候又想起开药店，胡雪岩这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的灵活，确实不能不让人叹服。事实上，做生意最没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着一方天地。一笔生意再大，也只能有一次的赚头，一个行当再赚钱，也只是一条财路。因此要广开财源，生意才有更大的发展。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这里的活络，自然包括很多方面，但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绝不犹豫拖延，应该是这“活络”二字的精义所在。

　　以变应万变，个性不容变

　　经营生意有时要以个性取胜，以变应变之余，也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变通之术。一个没有经营个性的人，一定走不远自己的路。

　　美国哈佛管理学大师鲍比在《经营的稳固性》一书中，提倡“经营个性”，其要义是“一个没有经营个性的人，一定走不远自己的路。”那么，所谓经营个性，就是自己一向行事的方式，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学会变通，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个性，做到以个性的不变应万变。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解运漕米难题的时候，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石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按时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这个时候，胡雪岩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王有龄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

　　胡雪岩改变主意，是因为在与漕帮首领进行接洽的时候，从松江官方打听到一些有关局势变化的消息。一个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自立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改江宁（今南京）为“天京”，定尊号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发禁令，并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一路兵马出征，夺取镇江，从瓜洲北渡，攻陷淮扬，已成北取幽燕之势。与此相应，朝廷也不示弱，派出两位钦差大臣，一位带兵前出江宁，在江宁城东孝陵卫扎营，形成围城之势。另一位钦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率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由河南南下，迎头阻击林凤祥、李开芳。目前这两支兵马基本站稳了脚跟。

　　时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将有一场决定胜败的大战，而且，在胡雪岩看来，局势会向有利于朝廷方面的方向发展，关键只看朝廷的练兵和粮饷办得如何。

　　朝廷与太平军之间战事在即，又意味着做粮食生意将大有可为，因为不管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食一定涨价。这个时候，做粮食生意，只要囤积得好，能够不受大的损失，无不大发其财。事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阵欣慰，因为在他看来，和漕帮议定的由他们垫付漕米，到时以等量大米归还的协约，真的是帮了他们的忙了。但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所以他要改变原来商定的办法，就是要将那批将来议定还给漕帮的大米囤积起来，等战事一开，自已卖出赚钱。他甚至想到就借漕帮的通裕米行来囤积这批粮食。虽然这是一个挣大钱的好机会，但他还是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可以看出，胡雪岩确实是一个“说一句算一句”的诚信君子。

　　可见以不变应万变也是成大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方面，变要看是针对什么。从一般商人的眼光看，把米囤积起来自己赚也是无可厚非的，一来商人图利，有得赚就尽可去赚，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变；二来漕帮此时本来就急于脱货求现，以解燃眉之急，改垫付为收购，也许还正合他们的心愿，也算不得是不守信用。但是，这样变却是于道义不和，也与胡雪岩说一句算一句的行事手法相违背。这种变化很显然只是为了自己打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想想别人，本身就不是诚信君子所为，本身就是不讲信义也没有信用。这样的人，自然也就叫人看不起了，也自然不会有人和你合作了。对于胡雪岩这样精明的商人来说，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还是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照原计划进行。

　　灵通应变，维护大秩序

　　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

　　有道是：“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对于善于变通的生意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所以善于变通的生意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

　　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社会要想存在，必然有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秩序必然是有效的，其生发的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秩序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军起事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混水摸鱼，只是因为水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自己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你，也会给你提供好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坏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要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

　　帮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于处变的体现。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还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始倒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帮助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的模式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经商手法活络的一种表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太平军，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洪杨起事后，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图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起事而自己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他能以同情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对朝廷讲良心。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的这种灵活的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一些人愿意存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前边已经有所交待。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萧伯纳说：“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成大事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听说哪个抱残守缺、止步不前的人，可以先拔头筹；也没有听说哪个立志求新、应变而起的人，没有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适应它是无法生存的，只有随时随势而变，才能够跟上潮流，不被时代抛弃。

　　§§第三章 快方能占先——兵贵神速，先发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