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

第三章 无权无势，也能成为命运的强者

　　是人改变命运，还是命运改变人？

　　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抉择，但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每个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会碰壁，但碰壁却能让人更加清醒地迈出下一步；

　　面对困境，玄奘选择了坚持，选择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无权无势，却是真正的强者、命运的主宰！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混在流民队伍中离开了长安，踏上了茫茫西行之路；

　　这是一片在战火阴云笼罩下的土地，突厥的威胁、朝廷的“禁边令”——在凉州，都督李大亮的“疏忽”让玄奘有了继续西行的机会；在瓜州，聪明的刺史独孤达把从凉州发来的追捕文书丢给了州吏李昌，却没想李昌也是个聪明人，更引发了一段他与玄奘之间的有趣对话……

　　李大亮后知后觉，独孤达有意成全，李昌仁至义尽——三位“不称职”的地方官，把西行之路的大门给玄奘敞开了。

　　贞观元年，正月过后，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出动，络绎不绝地前往弘福寺给太后敬香，祈祷东征的大军能够在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带领下旗开得胜、收复辽东，一举征服骚扰大唐东北边境多年的高句丽国。

　　“夫人，这弘福寺里面，怎会有千牛卫出入啊？”房遗爱扶着自己的妻子高阳公主，小心翼翼地问道。

　　千牛卫是唐代负责保护皇帝和宫中安全的高级侍卫，千牛一词，取自千牛卫所佩带的“千牛刀”，意思是刀法能够斩杀一千头牛，可见千牛卫的身手武艺。能够派皇家卫队前来，也足见唐太宗对玄奘的重视。

　　高阳公主斜了丈夫一眼，道：“亏你还是宰相的儿子，竟连这点消息都不通！玄奘法师从洛阳回来后，陛下就派人从留守大明宫的千牛卫中选了一队出来轮班保护法师。如今玄奘法师俨然已是我大唐第一高僧，指不定哪家和尚不服气前来骚扰，法师如何能安心译经？”

　　房遗爱有些惶恐地点了点头，对于妻子的颐指气使，他早已习惯，皇帝陛下器重玄奘法师他也知道，只不过房玄龄在家里很少提及政务，所以很多事情他还不如八面玲珑与佛道两面都有交情的高阳公主消息灵通。不过高阳公主真正关心的不是什么千牛卫，而是即将由玄奘法师主持开办的译场。玄奘从西域和印度带回来了大量梵文经书，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全部翻译成汉文，所以在唐太宗的支持、房玄龄的操办下，一项从全国著名僧人中遴选译经人才的行动很快展开，正月一过，各地选派、推荐、自荐来的僧人们就会云集弘福寺，由玄奘法师亲自面试挑选能够帮助自己译经的人选。

　　由于有了官方的支持，这次译经活动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高阳公主眼里，这是年迈的父皇转信佛教的一个信号；在僧人们眼里，这是大唐建国以来一直受道教打压的佛教扭转颓势的契机，也是通过官方渠道前去争取“高僧”资格的良机。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高僧”选秀由此拉开。

　　僧舍内，玄奘凝神端坐，面前案上铺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大唐西域记》五个大字。

　　“大唐西域记……”玄奘默默念道，院外有千牛卫把守，弘福寺旺盛的香火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简简单单的五个字，那是十九年的光阴，里面包藏了多少辛酸、多少故事，只有玄奘自己知道。

　　有人说，回忆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可对玄奘而言，痛苦是一种历练，快乐也只是过眼云烟，十九年，是一种坚持、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信仰。所以，他要把它们写下来。

　　时光流转，那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秋天，大唐政府颁布了一条对玄奘至关重要，甚至可以看成是影响他一生的法令：由于天降霜灾，中原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大量难民涌入关中地区，给西京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朝廷不得不下令允许灾民前往没有受灾、收成较好的地方逃荒就食。

　　天赐良机！在长安逗留多日的玄奘立刻行动起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当时，唐朝建国还不满十年，又刚刚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内部政局不稳，外部胡族，尤其北方突厥更是虎视眈眈——隋唐两朝，突厥一直是中原的最大威胁，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就曾低声下气地向突厥称臣。唐太宗登基后，对突厥采取了强硬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严格限制百姓和商人出境，一方面断绝突厥从中原获得盐、铁、茶叶等物资的可能，一方面避免突厥从中原流民中得到唐朝的情报。

　　玄奘是隋末唐初人，出生于河南偃师，本名陈祎。隋朝时，佛教徒可以免除诸如赋税、徭役和兵役等世俗义务，再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躲入寺院，劳动力锐减。因此，隋朝政府将“度僧”制度化，严禁人们擅自出家，俗人必须通过朝廷审核资格才能剃度。这一制度有效地控制了僧人数量，保障了社会生产，也为后来的唐朝所继承。

　　公元612年，隋炀帝下诏允许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人，并决定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遴选，参加考试的僧人则由各个寺院推荐。那一年，十三岁的玄奘从数百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二十七名僧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按照佛教的规定，七岁以上出家的孩子被称作沙弥，玄奘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得到寺院的推荐。排资论辈的结果让少年玄奘很不甘心，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机会，于是在举行考试的那一天，他早早地来到了衙门外，“斗志”昂扬地站在考官们出入的必经之路上。

　　魏晋风度，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当中就包括了“品人”一说。所谓品人，就是从一个人的外形、谈吐、举止、气度上来鉴别其品性和前途，这个风气随着门阀制度的延续保留到了隋唐时期，它不但是士人博取名望的捷径，也是当时社会判断一个人资质的重要依据。巧合的是，负责主持度僧的官员郑善果就是以“品人”闻名的一个人；更巧的是，偏偏让他看见了昂首挺胸、“气度不凡”的玄奘。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郑善果看见少年玄奘时的感觉一定是“眼前一亮”，觉得这个小沙弥不一般，于是来了兴趣，便走上前问他为什么在这里。玄奘一看来者是个“气度不凡”的大官，当即就把因为年纪太小而没被推荐的实情告诉了他。郑善果觉得小玄奘很可怜，就问他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考试，结果小玄奘的回答让郑善果再次“惊为天人”：

　　“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意思是，我出家的目的是继承佛祖如来的志向，要将佛法弘扬光大。

　　“这样的人才，这样的资质，岂能因为年纪太小而被剥夺考试的资格呢？”郑善果爱才之心大起，心想那些老和尚们也太过迂腐了，自己身为主考官，当然有发掘人才的责任，于是大袖一挥，决意破格录取。

　　三岁看老，如果不是郑善果的慧眼识人，玄奘的一生恐怕都不会发生改变，历史上会不会有玄奘西行，四大名著中还会不会有《西游记》，都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那时起，小沙弥有了自己的法号——玄奘，从此与兄长陈素一起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当时的洛阳不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寺院众多、高僧云集，少年玄奘往来求学，凭借着突出的悟性和勤奋的学习，在十九岁时就已小有名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隋炀帝的暴虐统治，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久，由李密率领的瓦冈军兵临洛阳城下，玄奘兄弟只得西奔长安。随着战火的蔓延，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陷入动荡，玄奘兄弟不得不再次出奔，前往相对安定的巴蜀（四川）。

　　巴蜀，这个在当时还算不上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南偏远之地，随着隋末唐初大量文人、僧道的到来而成为名僧大德云集的佛教学术中心。来到成都后仅仅一年，玄奘就凭借才学得到了西南佛教圈内高僧们的高度评价，并且受了具足戒，成为被国家登记在册，拥有度牒（凭证）的正式僧人。

　　“陈门双骥”，这就是时人给玄奘和他的哥哥长捷法师的尊称。

　　几年后，唐朝平定天下，巴蜀也成为大唐版图的一部分。

　　二十四岁的本命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一个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决定今后命运方向的重要关口。玄奘在他二十四岁的本命年里做了两件事：其一，因精通佛学三藏，即经藏、律藏和论藏，而获得三藏法师的称号；其二，不顾兄长长捷法师的劝阻，毅然决定离开巴蜀，云游天下。

　　这是玄奘生命中的第一次不辞而别。

　　离开成都后，玄奘跟随商队顺江而下，在荆州、江南、中原等地游学数年后，终于再次返回长安。

　　来到长安后，玄奘更加刻苦地学习，当他听说有一位名叫波颇蜜多罗的印度僧人在长安讲经后，便立刻赶去听讲。这次听讲一下子打开了玄奘的眼界，让他感受到了印度佛学的魅力。

　　唐代以前，佛教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宗派，各地寺院的高僧都是因在某一部经书上造诣非凡而闻名。玄奘的求学经历和大部分僧人不同，他没有固定跟随一位师父学习某一部经书，而是遍求名师，广泛涉猎各种经论，并且发现在不同地区对同样的佛教理论经常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玄奘认为佛教诞生于印度，经由西域传入中原，很可能是由于梵文翻译的问题导致人们在理解上的巨大偏差。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到佛教发祥地印度去求取原始经文。因此，玄奘在游学期间就开始学习梵文。在当时，梵文不但是古代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佛经的通用语言。

　　波颇密多罗告诉玄奘，在印度有一所那烂陀寺，寺主戒贤法师学识渊博，一定能够帮助玄奘解决这些问题，而他本人正是戒贤法师的弟子。这就给了玄奘西行最明确的目标——前往那烂陀寺，求教戒贤法师。

　　就在玄奘集结一些志同道合的僧人准备向大唐政府申请出国求学的前夕，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春天，长安庄严寺高僧慧因病逝，大臣萧瑀向朝廷建议任命玄奘为住持。不到三十岁就能出任一所寺院的住持，这是多少僧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玄奘拒绝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决不能因为区区一个住持之位而把自己绑在长安无法西行。

　　僧人们留学申请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但是玄奘没有放弃出国的打算，就像当年不肯轻易放过考试的机会一样，他一面继续学习梵文等待时机，一面进行身体锻炼，为西行做好各种物质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当初联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与玄奘结伴西行的僧人们纷纷选择放弃，但玄奘却没有丝毫动摇，前往印度的念头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烈。

　　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灾荒的到来和政策的放宽终于让这个执著的僧人等到了离开长安的机会。

　　从混进难民队伍的那一刻起，玄奘的身份就从一位颇有名气的僧人变成了一位偷渡者，在茫茫人流中踏上了前往河西（甘肃）的大道。当时从长安前往西域，一路上要经过秦州（天水）、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安西）、敦煌、玉门关等地，是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程。

　　玄奘进入河西的第一站是凉州，凉州不但是河西地区的首府，也是西北进入关中的要冲，是中原和西域通商、使节往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朝政府也在此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从凉州出发，沿着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一路往西，便是连接东西方、沟通亚欧两大洲的丝绸之路。

　　然而在贞观初年，这条曾经让“大汉”威名远播欧亚的丝绸之路却被突厥人所占据，他们趁隋末天下大乱汉人忙着争夺中原之际夺取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使得唐王朝在建国之初断绝了与西域各国的外交关系，并且时刻威胁着帝都长安的侧后方。当时，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西突厥主要在中亚一带，东突厥的统治范围则在今天的内蒙古一带，正好与唐朝接壤，因此成为威胁唐朝边疆安全的最大敌人。

　　玄奘离开长安前，刚刚在玄武门之变中夺得皇位登基还不满二十天的唐太宗就接到了东突厥颉利可汗率领十多万人马直扑渭水的消息。颉利认为唐太宗刚刚即位、国内不稳，很可能像李渊那样派人求和，于是先派出使者前往长安城去见唐太宗，扬言突厥百万骑兵已经杀到渭水四十里外。

　　唐太宗在这时表现出了过人的魄力和胆识，他毫不理会颉利的威胁，直接将使者拘押，然后亲自带着六员大将骑马来到渭水桥头，指名要与颉利隔河对话。颉利听说使者被扣，很是吃惊，当他看到顶盔贯甲、跃马横刀的唐太宗和南岸军容整齐、杀气腾腾的唐军后，不禁害怕起来，竟带着一班将领在北岸下马拜见唐太宗。双方很快在便桥上签订盟约，颉利没占到什么便宜，就此退兵。从此以后，唐太宗就把东突厥看成是心腹大患，一边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积聚国力，一边厉兵秣马，用外交分化和封锁边关的手段削弱东突厥。

　　玄奘来到凉州时，大唐和西域的边界可谓战云密布：西南面的吐蕃实力强大，对河西和关陇地区虎视眈眈；西北，颉利可汗虽然退兵，但其他突厥部落的骑兵还是经常越边骚扰、掠夺人口。再过几个月，唐军就要发动一次针对东突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为了防止国内的壮丁和人口因为战乱流失到境外，唐朝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禁边令”，禁止没有“过所”（相当于今天的护照）之人非法出境。

　　玄奘虽然年轻，却非轻举妄动之人，他当然不会像游侠豪士一样去顶风作案，他选择了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先在凉州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寻找继续西行的机会。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玄奘在秋天离开长安，到达凉州时天气已经转冷，西北气候与关中大相径庭，前方西域的环境还会更加恶劣，所以他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气候和调节身体状态。

　　第二，跟随难民来到河西的玄奘身无长物，他可以在逗留凉州期间讲经说法，靠布施补充物资，为西行做好物质准备。

　　第三，凉州离西域不远，风俗接近，还能从城中往来河西与西域的客商口中获得很多对西行有帮助的信息。

　　第四，玄奘倾向于找一支商队一起上路，这样不但能有一定的物质保障，还能确保安全。

　　第五，从凉州出境需要有官府发放的“过所”（相当于今天的护照），而玄奘身上恰好没有这个具有官方证明身份性质的重要文件。

　　唐朝初年，官府禁止人民自由进出国境，若要出关，必须手持“过所”。如果没有“过所”，就是“私渡关”，也就是偷渡。按照唐朝律令，私自出关者判处一年牢狱，偷渡成功者则罪加一等。之所以颁布如此严格的法律，是为了控制民间和境外私下接触，而获得官府允许出关的人，往往又肩负着刺探敌情的使命。这个手段在随后唐朝对东突厥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玄奘离开长安前往河西期间，唐朝与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官府更加不会随便发放“过所”，直接导致了玄奘无法正常出关。

　　玄奘在凉州一待就是一个月，由于他在当时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僧人，离开长安来到凉州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因此收到了不少讲经的邀请，很快就成了凉州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出名有时候并不是好事，麻烦很快就找上门来——凉州都督李大亮突然派人请玄奘前往“一叙”。

　　李大亮（公元586～644年），陕西泾阳人。年轻时在隋军中任职，李渊定都长安后归顺唐朝，因擅长屯垦民生而被提升为金州（今陕西安康）总管府司马。随后，李大亮奉命出兵荆襄一带，攻取城池十余座，以功升安州刺史。后镇压辅公祏起义，升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都督。唐太宗贞观年间改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太府卿。在出任西北道安抚大使期间，李大亮上书建议唐太宗以治理内地为本，对边地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招抚政策，避免使用武力，以节省国家财力和徭役，恢复生产，获得采纳。贞观八年，李大亮调任剑南道巡行大使，次年初随李靖出征吐谷浑，大获全胜。后来唐太宗担心由唐朝扶持的吐谷浑新主慕容顺不能统其国，又派李大亮率数千精兵前去增援。李大亮因功被晋封为武阳县公，拜右卫大将军。贞观十五年，薛延陀南侵，李大亮配合各路唐军大破之。

　　由此可见，李大亮是一个有着丰富军政经验，尤其擅长后勤保障的能员，所以在执行“禁边令”上也是一丝不苟。可能是由于玄奘名气太大，有人就向他报告了玄奘到达凉州的消息：

　　“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

　　这句话看似模棱两可，实际上是在暗示玄奘很有可能是间谍。作为凉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李大亮最重要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即将到来的针对突厥的战争做好准备，包括物资集结、百姓安置等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则是情报收集、缉拿奸细、盘查出入，这些都与“过所”密切相关。因此，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李大亮不敢掉以轻心，自然将玄奘列入调查范围之内。在经过调查后，李大亮发现玄奘不可能是奸细，但自己也不能违背朝廷命令在战前敏感时期放他出关，鉴于玄奘的特殊身份，他只好派人把玄奘请来，客客气气地希望他打消西去的念头，并建议他返回长安。

　　没有“过所”，又被凉州的最高长官“勒令”返还，玄奘遇到了西行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返回，西行取经的夙愿就将落空，下一次机会很可能遥遥无期，进而抱憾终身；继续西行，一旦被捉，不但会受到严重惩罚，还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抉择，去留进退之间，往往被各种现实的因素所左右。有人动摇，有人退却，有人逃避，有人委曲求全……可玄奘选择了坚持，选择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权无势，却是真正的强者，精神上的强者！

　　玄奘没有当面拒绝李大亮的要求，但是在他内心，作为一名虔诚的佛家弟子，他坚信这只不过是佛祖对自己前往印度取经的决心和信念的一次考验，只要坚持，佛祖就一定会保佑自己，所以玄奘决定不听李大亮的“劝告”，寻找机会私下离开凉州，潜出边关出境。

　　每个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会碰壁，但碰壁有时候却能让人更加清醒地迈出下一步。

　　当时的凉州正处在紧张的战备状态，不但关防严密，玄奘也很可能已经被官府的人盯梢。为了方便行动，玄奘减少了讲经的次数，深居简出，一边做准备，一边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也许是因为军务太过繁忙，也许是看到玄奘“听话”了很多，凉州都督李大亮在那次谈话之后便放松了对玄奘的“监管”——只要玄奘不继续西行，让他待在凉州修行布道也没什么不好，所以就没有派人将他强行送回长安。李大亮的一时“松懈”给了玄奘暗中行动的时间，玄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当时河西佛教的领袖——慧威法师。

　　慧威法师是当时河西著名的高僧，见面交谈之后深深地被玄奘的见识和决心打动，也能体谅这个年轻的僧人一心西行求法的决心，所以决定帮助玄奘。慧威法师帮助玄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他身处凉州这个中原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对印度佛学的认识和了解要比普通中原高僧深，思想也更为开放，认为西行取经有必要也可实现。

　　其二，同为佛家弟子，慧威法师年轻时可能也有西行求学的念头，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以致留下遗憾；现在看到聪慧年轻的玄奘有志于此，当然会加以鼓励和帮助。

　　不过慧威法师不能亲自出面，那样目标太大，很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他挑选了两个亲信弟子——慧琳、道整，给玄奘带路，护送他暗中离开。慧琳和道整曾多次出入凉州，对当地的山川道路十分熟悉，有了他们的掩护，玄奘终于避开了官府的耳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凉州。

　　“吃一堑长一智”，一路上，玄奘再也不敢以“西行求法”的姿态示人，而是昼伏夜行，避开官府盘查，小心翼翼地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前进，有惊无险地来到了瓜州（安西）。瓜州地处河西走廊末端，西南是敦煌，沿着疏勒河往西就是玉门关，是当时唐朝最边远的边关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每一个进出者都会受到守军的严密监视，因此玄奘前脚到，后脚就被瓜州刺史独孤达发现了行踪。

　　有一种说法是，由于瓜州地处偏远很少有高僧游历至此，所以独孤达在得知玄奘来到瓜州境内后，既不问他是什么人为何而来，也不管他有什么打算，只是把他当做一位普通的云游高僧加以招待，并且在物质上给了玄奘很多方便。另一种说法是，独孤达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对朝廷的“禁边令”假装不知，不但款待玄奘，还向玄奘请教佛法，听任玄奘在当地活动。

　　不管事实究竟怎样，总之独孤达没有为难玄奘。玄奘也很聪明，不对任何人说自己要西行，而是暗中向当地人打听西域的情况。但现实几乎让玄奘陷入绝望：瓜州有一条大河，水流湍急，是疏勒河的一条支流，河上所有的渡口都有官兵把守，就算能顺利渡河，经过玉门关时还会受到盘查。

　　玉门关是瓜州门户，扼守着河西走廊进出西域的要冲，没有“过所”肯定难以出关。据当地人说，玉门关外还有“五烽”，这是一个依官道而设，以五座烽火台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驻扎在那里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勇猛武士，一旦发现偷渡出关者和入境的奸细，当即乱箭射死。

　　除了官府严密的防范体系，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摆在玄奘面前：我们都知道，在戈壁沙漠行走，最大的问题就是补充水源。从瓜州到玉门关是几百里的疏勒河谷，但是出了玉门关后，前途就只能靠绿洲来补充水源，而这些水源恰好位于边关五烽之下，其间再无水草。就算能够通过五烽，前方还有被人称作死亡之地的八百里莫贺延碛。莫贺延碛是一大片戈壁沙漠，只有穿过那里才能到达伊吾国（伊吾，今新疆哈密）。所以，玄奘面临的是水源、五烽、戈壁的三重威胁。

　　人要倒霉起来，喝凉水都能塞住牙缝，玄奘唯一的交通工具，马，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死了，再加上天寒地冻大雪封路，玄奘只好在瓜州逗留了一个多月。等待是最痛苦的事情，在这一个多月里，玄奘无计可施、度日如年，既不能西行，又不愿东归，幸而当时已经是冬天，玄奘一边休整，一边等待来年开春。

　　就在这时，之前因为公务繁忙而把玄奘之事抛在一边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又想起了这个从长安来的高僧，一问之下，才知道玄奘不但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返回长安，而且还悄悄离开凉州继续西行。唐代对失职官员的惩处十分严厉，盛怒之下的李大亮立刻发放访牒（通缉令），派出精干人手通缉玄奘。

　　通缉令很快就传到了瓜州刺史独孤达手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要抓的就是玄奘。谁知独孤达也是个妙人，他接到公文后看都不看（其实已经知道了里面的内容），直接把通缉令丢给了自己的下级——州吏李昌。有一种说法是，独孤达在拿到公文后，为了表示对玄奘西行的支持，当场就把通缉令撕了，然后派人护送玄奘出境。这个说法并不可信，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官员，都不会为了一时义愤当面拒绝上级的命令，独孤达能够被派到瓜州这样的重镇当刺史，肯定不是头脑发热的愤青。但是独孤达又确实不想为难玄奘，于是就耍了一个小小的手段，“原封不动”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李昌。

　　无巧不成书，李昌也是个佛教徒，但是职责所在，他只能拿着通缉令去找玄奘。我们都知道，官和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官大部分都由中央派去地方，而吏则更多的是由本地人或同一个州郡的人来充当。独孤达是官，李昌是吏，官管事，吏办事——玄奘来到瓜州是大事，身为下级州吏的李昌，很可能早就把玄奘调查得一清二楚，也很明白上司为什么会让自己来办这件事。

　　摆在李昌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秉公办事，捉拿玄奘押解回凉州向李大亮复命请功领赏；二是变通办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暗地里帮玄奘一把。见到玄奘后，李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师不是此耶？”

　　这句话有两种念法，因此也有两种理解：

　　一是说：“师父，您不是吗？”

　　二是说：“师父，您不是吧？”

　　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同：第一种，语气上扬，是质问的口气，就等于认定了玄奘是通缉令上的人；第二种则带着询问、试探的语气，有些提醒、暗示的味道。所以李昌采用的很可能是第二种问话的语气，意思是我大致已经猜到师父你的身份了，特地再来证实一下，师父您看着办。一句话能问得如此到位而又滴水不漏，可见李昌很有办事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说话。

　　玄奘也是聪明人，岂会听不出李昌的弦外之音，心中自然犹豫起来：如若不承认自己就是通缉令上的那个人，那就是说谎，而出家人是不能说谎的；如果照实作答，很可能会当场被捕遣返长安。尽管如此，玄奘依旧没有表现出半点慌张——既然不好回答，那就干脆不答！

　　李昌的本意是，不论玄奘如何回答，自己都有应对之策，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可玄奘一句话不说，自己又不能拿他怎么样，这么耗下去，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交差的是自己！所以当时的场景是，原本胸有成竹的李昌反倒被一言不发的玄奘弄得有些着急了，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师图之。”

　　第一句，是让玄奘务必说实话。第二句里面的“必是”又能做两种理解：

　　一是说：“您肯定是访牒上通缉的人。”

　　二是说：“您假如真是访牒上通缉的人。”

　　第一种，那是看玄奘不说话，吓唬他一下，“装死”是没有用的；第二种，语气缓和了些，是让玄奘不必有太多顾虑，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又是一语双关，还说得玄奘没有退路——无论玄奘如何理解，主动权又回到了李昌手中，足可见独孤达知人善用，派他来办这件事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事已至此，玄奘再无退路，只好告诉李昌自己没有听从李大亮的劝告返回长安，而是继续西行，只为前往西天求法。这等于是向李昌摊牌：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往回走，你看着办吧！

　　难题再次摆在李昌面前，是抓，还是不抓？但是这位瓜州小吏的态度大大出乎玄奘的意料：

　　“师实能尔者，为师毁却文书。师须早去。”

　　意思是说：师父您确实能做到这件事情（取经），那就让我来为您把通缉令撕了吧！不过您要走就要趁早，晚了就没有机会了！从这个记载可以得知，撕毁通缉令的不是独孤达，而是李昌。如果说独孤达是个聪明人，那么李昌在干练之余，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当然，他失职了，很可能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对玄奘来说，他就是救命恩人。

　　不过李昌真的是出于一个佛教徒对高僧的崇敬和同情才帮玄奘的吗？恐怕未必。如果换成是别的僧人，李昌做得不会如此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但玄奘的气度和决心打动了他，让他觉得西行取经的确是一项重大使命，自己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玄奘达成所愿。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要玄奘不走，官府的通缉令就会不断地发往地方，直到将他缉拿归案，所以李昌让玄奘马上走，迟则生变。

　　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昌对玄奘可谓仁至义尽。反过头来看，李昌为什么敢这么做？独孤达为什么会单单让李昌来办这件事？他难道猜不到李昌会这么做吗？

　　事实应该是：从挑选李昌来处理玄奘这件事开始，独孤达就有意放玄奘一马——你一个僧人千里迢迢离开繁华的长安来到瓜州这个偏远之地，只为出关求法，本身已经很不容易，况且又不会妨碍边境安全，我如果不成全一把，那也太不近人情了……

　　但是身为刺史，独孤达不能亲自去办，所以他选中了同样笃信佛教而且非常精干的李昌。在把通缉令交给李昌的时候，独孤达的“原封不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是告诉李昌，别为难法师，这件事你看着办；二是说，事情办好了你我都没事，办砸了，我不知情，全都是你的责任——所以务必要办好。

　　上传下达，李昌不但充分理解了上级的意思，还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李大亮后知后觉，独孤达有意成全，李昌仁至义尽——三位“不称职”的地方官，把西行之路的大门给玄奘敞开了。

　　玄奘如果再不走，不但会错过唯一一个离开的机会，还会拖累李昌，辜负独孤达的一番心意。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机会需要耐心地等待，机会更需要稳准狠地去把握！

　　有条件要走，没有条件要走，光着膀子也要走，谁能咬牙坚持，谁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十七年后，当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重回瓜州时，独孤达已病逝多年，李昌也已调任别处。重情重义的玄奘寻访故人不得，感慨人生无常，于是为独孤达通宵诵经，并将原本打算送给他的一尊象牙佛雕供奉在榆林窟，以示对当年襄助之恩的感激。

　　玄奘出发了！

　　没有向导，没有充足的补给，甚至不知道前方的水源在何处，陪伴他的，就剩下沉重的背囊。他的马死了，只能步行；慧威法师派来陪伴他的道整已经离开瓜州前往敦煌，剩下一个体弱怯懦的慧琳，也被玄奘打发回了凉州，顺便向慧威法师道谢。

　　于危难时见真情，我们看到了一个执著、坚韧、信念坚定的年轻僧人。

　　洛阳、长安、凉州，都被他甩在身后，他没有选择，摆在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

　　玄奘出发了！

　　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他离开了大唐帝国西北边境最后一座城池，开始了一段偷越国境的冒险，向着玉门关和五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