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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万隆的谋杀阴影中
1.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
收到会议发起国的邀请后，中国立即组成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团长和首席代表的庞大代表团。4月7日，代表团离京南下，预计于11日乘飞机从香港直飞万隆。
11日下午6时半左右，当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C一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进入英属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距目的地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不一会儿飞机的右翼就起了大火，猛烈的火势迅速向油箱蔓延。
副驾驶员和机长，用手摇发电机连续发出三次紧急呼救。
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指挥塔一遍接一遍地高喊：“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
在机长回答“没有”的刹那间，联络突然中断。
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从18800英尺的上空冲向海面，“轰隆”一声巨响，裂为几段，坠入大海……
电波迅速把这个举世震惊的消息传向世界各个角落。
新加坡空军、印尼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海军大举出动，前往失事地点搜寻。
“周恩来葬身海底”的消息传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国民党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甚至有人发出贺电，吹嘘“反共复国斗争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其实，周总理并没有出事。总理先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这一绝密消息当时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知道。
证实总理已到仰光后，邓颖超还是不大放心，她担心将来的几天里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于是提笔给总理写了封信。
总理立即回信，信中说：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1955.4.12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表现了总理大无畏的精神。越是面对险象丛生的困境，总理越是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对他来说，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驱车由延安南下西安途中，在劳山附近遭土匪袭击，同行30人仅幸存7人。但就在第二天，他又赶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最终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这得有多大的胆识和魄力！
现在，国际、国内多少双热情的眼睛，多少颗热切的心，多少个紧急电话，多少份特急电报，都在关注周总理，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劝他不要再去万隆。
但是，14日，总理毅然登上了去仰光的飞机。
4月15日晚上，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
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遇上雷雨，无法穿越，晚11时飞机被迫暂时降落到尚未与我国建交、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在新加坡，国民党特务小组像疯狗一样伺机而动，但由于中国外交部已向新加坡方面做了工作，新加坡总督闻讯赶来迎送，台湾特务才未敢贸然动手。
16日凌晨4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总理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2.毛人凤的“1号”刺杀行动
暗杀周恩来是台湾特务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53年，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就拟定了一个暗杀中共领导人的罪恶计划。蒋介石把暗杀任务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列了一个黑名单，名列榜首的是周恩来，因此暗杀周恩来的行动代号就叫“1号”。2号计划暗杀宋庆龄，3号计划暗杀郭沫若。毛人凤的名单既考虑到被暗杀者的影响力大小，也考虑到成功率与可行性，可谓是费尽心机！当时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声名正盛，对台湾当局威胁最大；同时，周总理出国机会多，下手也最容易。台湾当局估计，暗杀周恩来立即会引发整个大陆的恐惧与混乱，配合反攻大陆的宣传……
具体执行“1号”任务的是“特种工作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谷首先派特务周斌成到香港刺探周恩来的准确行踪。周到香港后，通过各种关系，探听到中国代表团确实定下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为专机。为了实施他们的计划，台湾特务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专门制作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
香港的就记电料行是台湾特务机构“第五联络组”的活动地点，组长张耀灵。
3月10日，电料行店主关就记坐在柜台后面，生意清淡，店堂里空空荡荡。突然，张耀灵急冲冲地从外面进来，冲关就记大声叫嚷道：“老板，还未打烊啊？”
关就记应道：“快了。整个下午，没几个主顾，我正寻思着提早关门呢。”
张耀灵说：“我看不会有主顾了，干脆现在就关门吧！走，咱们喝咖啡去。”
“好！喝咖啡去。”关就记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咖啡店，张耀灵大步走到里间最角落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男子正低头在看报。张耀灵回过头来，笑着说，“老板，介绍你认识一位朋友，姓吴，吴先生，也在香港混，以后你们可以互相帮忙。”
吴某站起来，跟关就记握了握手。关就记仔细打量着来人，中等身材，脸色红润，明显不是干力气活混饭吃的，一猜准是跟张耀灵一伙，从台湾来的。
呷了几口咖啡之后，吴某盯着关就记，微笑着说：“关老板，初次见面，兄弟想向您打听件事。”他停顿了一会，见关就记很急切的样子，接着说：“不知老板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的亲戚，可靠的，特别铁的朋友也行。我吴某有一桩事儿想托人办。”
关就记说：“我还当什么大事呢！我的亲戚朋友倒没有。不过没问题，我想想办法。”
关就记对“朋友”的事十分热心，立即去找一个叫周赞如的朋友。周告诉他，有个现成的人选，叫周驹。
过了几天，即3月18日，张耀灵和关就记一起去找周赞如，把他带到一个咖啡馆会见“神秘”的吴某。周赞如先介绍周驹的情况，他说：“我跟他平时见面不多，不过情况挺了解的。他跟我同族，在香港航空公司做清洁工已经多年了，家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好赌，好色，欠了一P股的债。”
吴某靠近周赞如，问：“周驹愿不愿意去帮我们办点事？”“这我还得去问问周驹本人。”
“好，你先去问问。不过这件事只有我们4人知道，再加上周驹。其他人你不能透露一丝口风。”
3月底，周赞如带着周驹去见吴某。
吴某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有一项重要任务，只有你能办成。事成之后，给你60万港币，还送你去台湾，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怎么样？”
周驹一听60万奖金，心都要跳到噪子眼里，迫不及待地问：“什么任务？”
吴某稍停一下，“破坏共产党要员乘的一架飞机。”
周驹一听，半天回不过神来，毕竟只是小混混、小流氓，没有干过绑票暗杀等黑道人物干的大事。他怕事情泄露，自己是要掉脑袋的。他心中暗忖，太危险了。可是又舍不下60万港币，心中犹豫不决。
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几分钟之久。还是吴某首先打破沉默的局面，开口道，“兄弟，6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慢慢考虑一下吧，兄弟我等你的回话。”
毕竟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周驹最后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6台湾特务把从基隆秘密运来的炸弹交给周驹，还训练周驹怎样安装定时炸弹。
周驹先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4月11日接近中午时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停落在香港机场上。印航经理亲自到机旁监视，派印度工程师检查油箱。检查完毕后，经理确定安全无虞，招呼大家去吃饭，只留下帮办负责值班。
周驹瞅准了，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帮办也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带着炸弹直往机场里面小跑，正好被一名领班看见，大声喝道：“站住，你小子今天这么晚才来上工，准是又去赌博了。上次欠我的1000元钱什么时候还哪？”
周驹本来就特紧张，这一叫，魂先去了一半，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领班瞥了一眼他那鼓囊囊的衣袋，心不在焉：“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这，这是包西药，朋友的，下工后让我给送去，”周驹吓得语无伦次，“欠您的钱，明天一定还，一定还。”
领班“哼”了一下，也不再理会了。
周驹赶忙拿来清洁工具，装作认真在打扫卫生。扫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旁边时，回头一瞅，见领班已走远，匆忙爬上飞机，将炸弹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作完案，不等下工，周驹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这时早已有两名台湾特务开着车来接他。
小车载着周驹不知驶向何方。
差不多与此同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组人员遇上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当机组人员在机场餐厅用餐时，突然闯进一个陌生的西方人，此人刚坐下，就用典型的美国口音问：“你们要载中国代表团到万隆去吧？”这种不礼貌的、鲁莽的问话使在场的机组人员很不高兴，谁也没有答理他。这个人脸皮还真厚，冲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问道：“那些中国佬想保守秘密吧？大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我说得对吗？”
狄克西特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冷冷地答道：“我不知道。”
此人又问领航员帕塔克：“你们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到达万隆？”
帕塔克含糊地答道：“大约在傍晚吧。”
就在这时，印度航空公司货运组的一位职员来通知机长，行李已经送上飞机，飞机加油完毕。这个陌生人一听到这句话，猛地一下跑出餐厅，迅速地消失了。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维修工程师卡尼克于飞机起飞前给飞机作例行检查时，机上的女招待员告诉他，他放在机舱里的手提箱不见了。
与此同时，飞行工程师顿哈发现他的手提箱也不见了。过了10多分钟，他们登上飞机后，却发现失踪的手提箱又神秘地回来了。可惜的是，这些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机组人员的警觉。
5月18日下午，香港警务处接到美国人陈纳德所办民用航空公司保安官电话，称据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飞机的行李舱内发现一潜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査证周梓铭即周驹。港局当即要求对方将周驹送回香港。但此时周驹已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
港局随即于9月3日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12月14日，台湾当局通知英国驻淡水领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于是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结案。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阴谋没有得逞的台湾特务仍在打周恩来的主意。在离万隆几十公里的西南沿海一带有一支叛乱武装，经常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章勋义、郑义春等人也潜回万隆；此外，雅加达的“铁血团”也秘密派遣行动小组到万隆，开会、筹款、布置破坏活动。
但是直到总理踏上回国飞机的那一刻，台湾特务的阴谋无一得逞。谷正文被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通，一连几天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他信步走到狗市，脑筋一动，想出了个鬼点子。
谷正文精心挑选了一条刚刚断奶的纯种法国警犬“凯利”，命手下人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的房子里，除了食物气味外，不让他接触其它异味。再派一个行动小组，用重金购买、收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用过的床单、毛巾、枕套、餐具等生活用品，秘密运到台湾，日夜训练凯利，让它熟悉周恩来的气味。
以后，这个行动小组还通过多种手段，到周恩来访问过的地方，千方百计收集周恩来使用过的各类物品，用以训练“凯利”，直到把它训练得能够在一英里外准确无误地迅速辨认出周恩来的气味。
毛人凤对谷正文的创造大为赞赏。只是苦于一直没有适当的时机。
又过了将近10年，1964年，得知周恩来即将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后，谷正文立即派出特务混进大陆，准备执行“1号”任务。但此绝密被大陆情报机构获悉，一网打尽。
1971年，台湾特务又打算在当年10月周恩来访问法国时，使用第三代凯利，在狗项圈里装上炸弹，当狗扯住周恩来总理的衣服时，立即引爆……可是这个计划为法国保安总局探知，对台湾特务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后来由于林彪出逃、中国国内形势动荡，周总理取消了法国之行，台湾特务筹划了十几年的罪恶计划又一次可耻地落空了。
3.大使夫妇誓死保卫周总理
4月16日晨，黄镇率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机场上。总理一下飞机，黄镇急步上前，喊了一声“总理”，这时先期到达的公安部长杨奇清也紧紧跟上，他俩一左一右，把总理夹在中间。朱霖和陈叔亮、甘野陶、茅深、黎笑村、胡训陶、刘丰强、钟庆发等参赞、秘书、领事围成人墙，簇拥在总理周围。随后下飞机的代表团成员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见状立即围拢起来。新闻记者又围在外面，这三层人墙密密匝匝，保护着周总理往机场外走。
早有一溜挂着中国国旗的汽车等在机场门口。按照惯例，第一辆车该是总理坐，第二辆是大使夫妇坐车。黄镇忽然一想，现在形势复杂，要是总理坐第一辆车，不是明确告诉那些杀手射击的目标吗？他凑过去跟周总理和杨奇清低声交谈了几句，马上把周总理送到第二辆车内，迅速关上车门。朱霖跟在后面，还愣着，黄镇推了她一把：“坐头一辆去！”
朱霖毕竟也是长期搞革命斗争出来的，很快明白了。她迅速钻进第一辆车。
第三辆车是保卫车，第四辆车是使馆车。黄镇在使馆车坐定后，严肃地叮嘱司机：“如果发现路旁有人射击，你迅速把总理接进我们这辆车。保卫车如果靠在总理车的左边，你马上把这辆车开到右边；如果保卫车往右开，我们就往左边。无论如何，必须保护总理安全！”
车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驶过。朱霖一个人坐在车内，盯着拉上的车窗窗帘，心突突直跳，紧张、激动、光荣、自豪，各种感觉一齐往上涌。她想：“如果有人搞破坏，要打就打我吧！”坐在闷热的车里，朱霖全身都出了汗。十几分钟的路程似乎特别长，比几个小时更难捱。
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
黄镇迅速安置周总理等人休息。总理住在黄镇的房间，陈毅住在陈叔亮参赞的房间。黄镇吩咐使馆工作人员：“总理从仰光，经新加坡，一路上会见、会谈不断，太辛苦了。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往万隆。从现在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总理的生活和安全。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干扰总理休息。”
大家都使劲点了点头，分头去做准备工作。
总理顾不上休息，马上把黄镇等人叫来，要他们汇报情况，谈工作。
钟庆发参赞第一个介绍情况。总理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刮脸刀，边听边刮脸。使馆随员兼机要秘书刘丰强急忙端来一盆温水和毛巾，总理摆摆手说：“不用，不用。”
刘丰强端着水，不知所措。黄镇盯着他手中的毛巾，用眼睛示意他。刘丰强一下明白了，赶紧把毛巾拧干塞给周总理，总理擦了擦脸，让同志们继续发言。
黄镇看到这情形，苦笑了一下，明白非自己亲身出马，劝劝总理行。他站起来，说：“总理，您还是洗洗脸吧，提提神。”在场的人也都附和着。总理这才认真地洗了洗脸。
会议一结束，同志们马上站起来告辞，让总理早点休息。
黄镇他们住在楼下的院子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楼上总理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12点多了，总理还出来在楼上走廊上走了走。他看到许多工作人员睡在楼下走廊里，关切地说：“你们要小心，别着凉！”
4.面对匿名信，黄镇更镇静
4月17日晨，总理从雅加达乘飞机抵达万隆。
“新中国的总理来了！”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万隆的头号新闻。
东道主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约有几百名各国记者争抢镜头，周总理被人群围在中间几乎走不出来，几次由宪兵和警察奋力维持秩序才解围。从机场到住地，一路上围观群众更多、更挤。有几处马路狭窄，车辆多次被阻。
周总理和陈毅住进打曼沙里街10号华侨郭贵盛先生的别墅，主人感到十分荣幸。事实上，许多华侨都争着表示欢迎总理住到自己家。选中郭先生的别墅是因为它坐落在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
总理住定之后，秘书姚力前来汇报：“总理，印尼政府发来一个通知，配给我代表团团长一辆新车，行车时，一律在代表团车队的首辆位置，挂国旗。车子是一辆蓝灰色的新车。车子和司机已到。”
周总理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车虽是新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车，比不上大使馆现有的车。我们讨论过，为了安全，请总理和陈副总理仍旧坐国内运来的警卫专用车作为首辆，挂国旗。我了解过，不少代表团也都是这样做的。还征求过黄镇大使意见，他也同意。”
周总理严肃起来，他说：“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必须坚决按东道主规定办事。从明天起，我就坐这辆蓝灰色小车，挂上国旗。警卫专用车请陈毅同志坐。”
4月20日，黄镇正和陈毅、杨奇清、陈家康等在讨论工作，秘书拿着一封信，交给黄镇。
“有什么重要的信件，需要我来看。”黄镇微笑着，边说边接过信。
很奇怪，信封上只有“大使亲启”四个大大的毛笔字，十分扎眼。既没有寄信人地址，更没有寄信人姓名。
“这该是谁寄的呢？”黄镇迅速在大脑中搜寻，想从记忆中找出哪一位可能是发信人。
他撕开信封，把信纸摊开，只见信中写道：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1日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又是台湾特务！黄镇看完信，蓦地打了个寒噤，把信递给陈毅。他心中一团乱麻。
这几天他没少动脑筋，一直休息不好，眼前老是晃动着台湾特务的影子。黄镇心想，要在革命年代，我黄镇带一把手枪，天不怕地不怕，现在竟然奈何不了隐藏在街头巷角里罪恶的黑手！真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呐！
黄镇左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几颗火牙又钻心地疼了起来……
突然，黄镇内心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想起1949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第一批大使时，主席问他：“黄镇，你原先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上说，白玉兮为镇。我也有急躁的毛病，早就想改，一直改不掉。还是你这办法好。看样子，我也得改名喽。”
黄镇眼前又浮现出周总理严肃的面孔。总理说：“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想聊一聊，敲敲边鼓。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军队在平时要学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组织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想着想着，黄镇觉得自己镇静多了。这时陈毅、杨奇清、陈家康等已传阅了匿名信。陈毅先开口说：“形势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恶狗迟早会扑上来，可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了。你们先考虑考虑，谈谈自己的看法。”
黄镇把手中的折扇合起来，敲着自己的左手掌心，沉稳地分析道：“总理的人身保卫由我们自己负责。我再召集使馆同志开个会，加强警惕。总理住处四周，特别是前面的院子里，晚上得增加巡逻。我们能做的只有人身保卫，安全保卫还得靠印尼方面。我打算向印尼外交部提交备忘录，再向苏加诺总统打个招呼。苏加诺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会前已经拘留了一批嫌疑分子。我想他一定会增加警力保护总理住地和会前会后途中安全的。”
杨奇清接着说：“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决不会死心，我建议咱们代表团也要开个会，加强内部警卫工作。这事还得向总理报告。”
陈毅说，“好，就这么办。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不信保护不了总理一个人！”
子夜时分，黄镇和杨奇清驱车前往印尼外交部递交备忘录，然后直接约见总统卫士长，把匿名信的内容简单地向卫士长作了介绍，要求他把这一情况迅速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加强警卫工作，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卫士长立即答应将于当夜或凌晨把情况转告苏加诺总统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他顺手抄起电话，打给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武警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随即，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位50多岁的老头。黄镇、杨奇清又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它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严密、信任、关怀，使印尼工作人员和中国同志们配合默契。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
收到会议发起国的邀请后，中国立即组成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团长和首席代表的庞大代表团。4月7日，代表团离京南下，预计于11日乘飞机从香港直飞万隆。
11日下午6时半左右，当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C一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进入英属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距目的地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不一会儿飞机的右翼就起了大火，猛烈的火势迅速向油箱蔓延。
副驾驶员和机长，用手摇发电机连续发出三次紧急呼救。
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指挥塔一遍接一遍地高喊：“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
在机长回答“没有”的刹那间，联络突然中断。
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从18800英尺的上空冲向海面，“轰隆”一声巨响，裂为几段，坠入大海……
电波迅速把这个举世震惊的消息传向世界各个角落。
新加坡空军、印尼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海军大举出动，前往失事地点搜寻。
“周恩来葬身海底”的消息传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国民党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甚至有人发出贺电，吹嘘“反共复国斗争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其实，周总理并没有出事。总理先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这一绝密消息当时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知道。
证实总理已到仰光后，邓颖超还是不大放心，她担心将来的几天里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于是提笔给总理写了封信。
总理立即回信，信中说：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1955.4.12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表现了总理大无畏的精神。越是面对险象丛生的困境，总理越是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对他来说，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一行驱车由延安南下西安途中，在劳山附近遭土匪袭击，同行30人仅幸存7人。但就在第二天，他又赶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最终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这得有多大的胆识和魄力！
现在，国际、国内多少双热情的眼睛，多少颗热切的心，多少个紧急电话，多少份特急电报，都在关注周总理，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劝他不要再去万隆。
但是，14日，总理毅然登上了去仰光的飞机。
4月15日晚上，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
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遇上雷雨，无法穿越，晚11时飞机被迫暂时降落到尚未与我国建交、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在新加坡，国民党特务小组像疯狗一样伺机而动，但由于中国外交部已向新加坡方面做了工作，新加坡总督闻讯赶来迎送，台湾特务才未敢贸然动手。
16日凌晨4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总理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2.毛人凤的“1号”刺杀行动
暗杀周恩来是台湾特务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53年，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就拟定了一个暗杀中共领导人的罪恶计划。蒋介石把暗杀任务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列了一个黑名单，名列榜首的是周恩来，因此暗杀周恩来的行动代号就叫“1号”。2号计划暗杀宋庆龄，3号计划暗杀郭沫若。毛人凤的名单既考虑到被暗杀者的影响力大小，也考虑到成功率与可行性，可谓是费尽心机！当时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声名正盛，对台湾当局威胁最大；同时，周总理出国机会多，下手也最容易。台湾当局估计，暗杀周恩来立即会引发整个大陆的恐惧与混乱，配合反攻大陆的宣传……
具体执行“1号”任务的是“特种工作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谷首先派特务周斌成到香港刺探周恩来的准确行踪。周到香港后，通过各种关系，探听到中国代表团确实定下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为专机。为了实施他们的计划，台湾特务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专门制作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
香港的就记电料行是台湾特务机构“第五联络组”的活动地点，组长张耀灵。
3月10日，电料行店主关就记坐在柜台后面，生意清淡，店堂里空空荡荡。突然，张耀灵急冲冲地从外面进来，冲关就记大声叫嚷道：“老板，还未打烊啊？”
关就记应道：“快了。整个下午，没几个主顾，我正寻思着提早关门呢。”
张耀灵说：“我看不会有主顾了，干脆现在就关门吧！走，咱们喝咖啡去。”
“好！喝咖啡去。”关就记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咖啡店，张耀灵大步走到里间最角落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男子正低头在看报。张耀灵回过头来，笑着说，“老板，介绍你认识一位朋友，姓吴，吴先生，也在香港混，以后你们可以互相帮忙。”
吴某站起来，跟关就记握了握手。关就记仔细打量着来人，中等身材，脸色红润，明显不是干力气活混饭吃的，一猜准是跟张耀灵一伙，从台湾来的。
呷了几口咖啡之后，吴某盯着关就记，微笑着说：“关老板，初次见面，兄弟想向您打听件事。”他停顿了一会，见关就记很急切的样子，接着说：“不知老板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的亲戚，可靠的，特别铁的朋友也行。我吴某有一桩事儿想托人办。”
关就记说：“我还当什么大事呢！我的亲戚朋友倒没有。不过没问题，我想想办法。”
关就记对“朋友”的事十分热心，立即去找一个叫周赞如的朋友。周告诉他，有个现成的人选，叫周驹。
过了几天，即3月18日，张耀灵和关就记一起去找周赞如，把他带到一个咖啡馆会见“神秘”的吴某。周赞如先介绍周驹的情况，他说：“我跟他平时见面不多，不过情况挺了解的。他跟我同族，在香港航空公司做清洁工已经多年了，家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好赌，好色，欠了一P股的债。”
吴某靠近周赞如，问：“周驹愿不愿意去帮我们办点事？”“这我还得去问问周驹本人。”
“好，你先去问问。不过这件事只有我们4人知道，再加上周驹。其他人你不能透露一丝口风。”
3月底，周赞如带着周驹去见吴某。
吴某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有一项重要任务，只有你能办成。事成之后，给你60万港币，还送你去台湾，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怎么样？”
周驹一听60万奖金，心都要跳到噪子眼里，迫不及待地问：“什么任务？”
吴某稍停一下，“破坏共产党要员乘的一架飞机。”
周驹一听，半天回不过神来，毕竟只是小混混、小流氓，没有干过绑票暗杀等黑道人物干的大事。他怕事情泄露，自己是要掉脑袋的。他心中暗忖，太危险了。可是又舍不下60万港币，心中犹豫不决。
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几分钟之久。还是吴某首先打破沉默的局面，开口道，“兄弟，6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慢慢考虑一下吧，兄弟我等你的回话。”
毕竟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周驹最后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6台湾特务把从基隆秘密运来的炸弹交给周驹，还训练周驹怎样安装定时炸弹。
周驹先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4月11日接近中午时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停落在香港机场上。印航经理亲自到机旁监视，派印度工程师检查油箱。检查完毕后，经理确定安全无虞，招呼大家去吃饭，只留下帮办负责值班。
周驹瞅准了，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帮办也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带着炸弹直往机场里面小跑，正好被一名领班看见，大声喝道：“站住，你小子今天这么晚才来上工，准是又去赌博了。上次欠我的1000元钱什么时候还哪？”
周驹本来就特紧张，这一叫，魂先去了一半，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领班瞥了一眼他那鼓囊囊的衣袋，心不在焉：“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这，这是包西药，朋友的，下工后让我给送去，”周驹吓得语无伦次，“欠您的钱，明天一定还，一定还。”
领班“哼”了一下，也不再理会了。
周驹赶忙拿来清洁工具，装作认真在打扫卫生。扫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旁边时，回头一瞅，见领班已走远，匆忙爬上飞机，将炸弹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作完案，不等下工，周驹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这时早已有两名台湾特务开着车来接他。
小车载着周驹不知驶向何方。
差不多与此同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组人员遇上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当机组人员在机场餐厅用餐时，突然闯进一个陌生的西方人，此人刚坐下，就用典型的美国口音问：“你们要载中国代表团到万隆去吧？”这种不礼貌的、鲁莽的问话使在场的机组人员很不高兴，谁也没有答理他。这个人脸皮还真厚，冲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问道：“那些中国佬想保守秘密吧？大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我说得对吗？”
狄克西特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冷冷地答道：“我不知道。”
此人又问领航员帕塔克：“你们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到达万隆？”
帕塔克含糊地答道：“大约在傍晚吧。”
就在这时，印度航空公司货运组的一位职员来通知机长，行李已经送上飞机，飞机加油完毕。这个陌生人一听到这句话，猛地一下跑出餐厅，迅速地消失了。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维修工程师卡尼克于飞机起飞前给飞机作例行检查时，机上的女招待员告诉他，他放在机舱里的手提箱不见了。
与此同时，飞行工程师顿哈发现他的手提箱也不见了。过了10多分钟，他们登上飞机后，却发现失踪的手提箱又神秘地回来了。可惜的是，这些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机组人员的警觉。
5月18日下午，香港警务处接到美国人陈纳德所办民用航空公司保安官电话，称据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飞机的行李舱内发现一潜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査证周梓铭即周驹。港局当即要求对方将周驹送回香港。但此时周驹已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
港局随即于9月3日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12月14日，台湾当局通知英国驻淡水领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于是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结案。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阴谋没有得逞的台湾特务仍在打周恩来的主意。在离万隆几十公里的西南沿海一带有一支叛乱武装，经常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章勋义、郑义春等人也潜回万隆；此外，雅加达的“铁血团”也秘密派遣行动小组到万隆，开会、筹款、布置破坏活动。
但是直到总理踏上回国飞机的那一刻，台湾特务的阴谋无一得逞。谷正文被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通，一连几天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他信步走到狗市，脑筋一动，想出了个鬼点子。
谷正文精心挑选了一条刚刚断奶的纯种法国警犬“凯利”，命手下人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的房子里，除了食物气味外，不让他接触其它异味。再派一个行动小组，用重金购买、收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用过的床单、毛巾、枕套、餐具等生活用品，秘密运到台湾，日夜训练凯利，让它熟悉周恩来的气味。
以后，这个行动小组还通过多种手段，到周恩来访问过的地方，千方百计收集周恩来使用过的各类物品，用以训练“凯利”，直到把它训练得能够在一英里外准确无误地迅速辨认出周恩来的气味。
毛人凤对谷正文的创造大为赞赏。只是苦于一直没有适当的时机。
又过了将近10年，1964年，得知周恩来即将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后，谷正文立即派出特务混进大陆，准备执行“1号”任务。但此绝密被大陆情报机构获悉，一网打尽。
1971年，台湾特务又打算在当年10月周恩来访问法国时，使用第三代凯利，在狗项圈里装上炸弹，当狗扯住周恩来总理的衣服时，立即引爆……可是这个计划为法国保安总局探知，对台湾特务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后来由于林彪出逃、中国国内形势动荡，周总理取消了法国之行，台湾特务筹划了十几年的罪恶计划又一次可耻地落空了。
3.大使夫妇誓死保卫周总理
4月16日晨，黄镇率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机场上。总理一下飞机，黄镇急步上前，喊了一声“总理”，这时先期到达的公安部长杨奇清也紧紧跟上，他俩一左一右，把总理夹在中间。朱霖和陈叔亮、甘野陶、茅深、黎笑村、胡训陶、刘丰强、钟庆发等参赞、秘书、领事围成人墙，簇拥在总理周围。随后下飞机的代表团成员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见状立即围拢起来。新闻记者又围在外面，这三层人墙密密匝匝，保护着周总理往机场外走。
早有一溜挂着中国国旗的汽车等在机场门口。按照惯例，第一辆车该是总理坐，第二辆是大使夫妇坐车。黄镇忽然一想，现在形势复杂，要是总理坐第一辆车，不是明确告诉那些杀手射击的目标吗？他凑过去跟周总理和杨奇清低声交谈了几句，马上把周总理送到第二辆车内，迅速关上车门。朱霖跟在后面，还愣着，黄镇推了她一把：“坐头一辆去！”
朱霖毕竟也是长期搞革命斗争出来的，很快明白了。她迅速钻进第一辆车。
第三辆车是保卫车，第四辆车是使馆车。黄镇在使馆车坐定后，严肃地叮嘱司机：“如果发现路旁有人射击，你迅速把总理接进我们这辆车。保卫车如果靠在总理车的左边，你马上把这辆车开到右边；如果保卫车往右开，我们就往左边。无论如何，必须保护总理安全！”
车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驶过。朱霖一个人坐在车内，盯着拉上的车窗窗帘，心突突直跳，紧张、激动、光荣、自豪，各种感觉一齐往上涌。她想：“如果有人搞破坏，要打就打我吧！”坐在闷热的车里，朱霖全身都出了汗。十几分钟的路程似乎特别长，比几个小时更难捱。
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
黄镇迅速安置周总理等人休息。总理住在黄镇的房间，陈毅住在陈叔亮参赞的房间。黄镇吩咐使馆工作人员：“总理从仰光，经新加坡，一路上会见、会谈不断，太辛苦了。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往万隆。从现在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总理的生活和安全。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干扰总理休息。”
大家都使劲点了点头，分头去做准备工作。
总理顾不上休息，马上把黄镇等人叫来，要他们汇报情况，谈工作。
钟庆发参赞第一个介绍情况。总理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刮脸刀，边听边刮脸。使馆随员兼机要秘书刘丰强急忙端来一盆温水和毛巾，总理摆摆手说：“不用，不用。”
刘丰强端着水，不知所措。黄镇盯着他手中的毛巾，用眼睛示意他。刘丰强一下明白了，赶紧把毛巾拧干塞给周总理，总理擦了擦脸，让同志们继续发言。
黄镇看到这情形，苦笑了一下，明白非自己亲身出马，劝劝总理行。他站起来，说：“总理，您还是洗洗脸吧，提提神。”在场的人也都附和着。总理这才认真地洗了洗脸。
会议一结束，同志们马上站起来告辞，让总理早点休息。
黄镇他们住在楼下的院子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楼上总理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12点多了，总理还出来在楼上走廊上走了走。他看到许多工作人员睡在楼下走廊里，关切地说：“你们要小心，别着凉！”
4.面对匿名信，黄镇更镇静
4月17日晨，总理从雅加达乘飞机抵达万隆。
“新中国的总理来了！”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万隆的头号新闻。
东道主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约有几百名各国记者争抢镜头，周总理被人群围在中间几乎走不出来，几次由宪兵和警察奋力维持秩序才解围。从机场到住地，一路上围观群众更多、更挤。有几处马路狭窄，车辆多次被阻。
周总理和陈毅住进打曼沙里街10号华侨郭贵盛先生的别墅，主人感到十分荣幸。事实上，许多华侨都争着表示欢迎总理住到自己家。选中郭先生的别墅是因为它坐落在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
总理住定之后，秘书姚力前来汇报：“总理，印尼政府发来一个通知，配给我代表团团长一辆新车，行车时，一律在代表团车队的首辆位置，挂国旗。车子是一辆蓝灰色的新车。车子和司机已到。”
周总理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车虽是新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车，比不上大使馆现有的车。我们讨论过，为了安全，请总理和陈副总理仍旧坐国内运来的警卫专用车作为首辆，挂国旗。我了解过，不少代表团也都是这样做的。还征求过黄镇大使意见，他也同意。”
周总理严肃起来，他说：“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必须坚决按东道主规定办事。从明天起，我就坐这辆蓝灰色小车，挂上国旗。警卫专用车请陈毅同志坐。”
4月20日，黄镇正和陈毅、杨奇清、陈家康等在讨论工作，秘书拿着一封信，交给黄镇。
“有什么重要的信件，需要我来看。”黄镇微笑着，边说边接过信。
很奇怪，信封上只有“大使亲启”四个大大的毛笔字，十分扎眼。既没有寄信人地址，更没有寄信人姓名。
“这该是谁寄的呢？”黄镇迅速在大脑中搜寻，想从记忆中找出哪一位可能是发信人。
他撕开信封，把信纸摊开，只见信中写道：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1日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又是台湾特务！黄镇看完信，蓦地打了个寒噤，把信递给陈毅。他心中一团乱麻。
这几天他没少动脑筋，一直休息不好，眼前老是晃动着台湾特务的影子。黄镇心想，要在革命年代，我黄镇带一把手枪，天不怕地不怕，现在竟然奈何不了隐藏在街头巷角里罪恶的黑手！真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呐！
黄镇左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几颗火牙又钻心地疼了起来……
突然，黄镇内心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想起1949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第一批大使时，主席问他：“黄镇，你原先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上说，白玉兮为镇。我也有急躁的毛病，早就想改，一直改不掉。还是你这办法好。看样子，我也得改名喽。”
黄镇眼前又浮现出周总理严肃的面孔。总理说：“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想聊一聊，敲敲边鼓。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军队在平时要学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组织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想着想着，黄镇觉得自己镇静多了。这时陈毅、杨奇清、陈家康等已传阅了匿名信。陈毅先开口说：“形势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恶狗迟早会扑上来，可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了。你们先考虑考虑，谈谈自己的看法。”
黄镇把手中的折扇合起来，敲着自己的左手掌心，沉稳地分析道：“总理的人身保卫由我们自己负责。我再召集使馆同志开个会，加强警惕。总理住处四周，特别是前面的院子里，晚上得增加巡逻。我们能做的只有人身保卫，安全保卫还得靠印尼方面。我打算向印尼外交部提交备忘录，再向苏加诺总统打个招呼。苏加诺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会前已经拘留了一批嫌疑分子。我想他一定会增加警力保护总理住地和会前会后途中安全的。”
杨奇清接着说：“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决不会死心，我建议咱们代表团也要开个会，加强内部警卫工作。这事还得向总理报告。”
陈毅说，“好，就这么办。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不信保护不了总理一个人！”
子夜时分，黄镇和杨奇清驱车前往印尼外交部递交备忘录，然后直接约见总统卫士长，把匿名信的内容简单地向卫士长作了介绍，要求他把这一情况迅速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加强警卫工作，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卫士长立即答应将于当夜或凌晨把情况转告苏加诺总统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他顺手抄起电话，打给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武警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随即，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位50多岁的老头。黄镇、杨奇清又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它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严密、信任、关怀，使印尼工作人员和中国同志们配合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