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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3)
希拉利一离开，基辛格就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快步穿过大厅来到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尼克松交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欣然接受邀请。12月16日，基辛格把美国政府的回信交给希拉利。信是打字机打好后复印的，信笺上端没有印字，也没有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和签字。回信表示：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
几乎与此同时，在11月下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来华访问时也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欢迎美国派一位特别使节到北京来。周恩来还第一次提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这一重要信息直到1971年1月11日才由罗马尼亚驻美大使科梅利？博丹转给基辛格，比巴基斯坦渠道晚了一个多月。此后，由于美国担心罗马尼亚会向苏联透露消息，就再也没有使用罗马尼亚渠道。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再次接见了斯诺，进行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坦率地对斯诺说：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来，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是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对于中美之间悄悄的接触是不了解的，他对毛泽东对尼克松那么熟悉，那么感兴趣，不觉很纳闷。他没有料到中美关系发展得如此之快，特别是对邀请尼克松访华仍有疑问，便问道：
“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干脆利落的回答说：“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被毛泽东逗笑了，他渐渐明白：中国愿意通过中美高层会谈，解决双方的实质问题。
毛泽东抽了口香烟，若有所思地问：“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是哪一年？”
“1972年。”
毛泽东便说：“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
斯诺插话说：“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他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代理人。”
毛泽东说出了几句特别精妙的话：“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
斯诺说：“尼克松在东南亚陷得很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斯诺指的是美国支持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事件，中国对西哈努克是全力支持的。
但毛泽东并不为斯诺所提之事所转移，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说：“还是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尼克松从一些渠道获知这一最新信息后十分高兴。1971年2月25日他在向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的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终于，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发展趋势明朗化了，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后，两国关系行将出现重大突破。正在此时，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周恩来巧妙的借那银色小球转动了地球，打破了中美之间已经结了几十年的坚硬的冰层。
毛泽东最后拍板：邀请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国乒乓球队已失去了参加第29、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在距盛会开幕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仅有十天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做出参赛的指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文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重新走上世界体坛，周恩来还亲自到乒乓球队作动员、做工作，安排代表团分两批乘机去日本。
中国决定参赛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4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写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然而，直到过了5天之后，美国人才全部了解了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60余人安全抵达日本名城名古屋，住进了被包租下来的藤久观光旅馆。行前，周恩来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代表团团长赵正洪说：“这次出去会碰到新情况，不要总是请示报告，有情况要自己处理。你们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也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3月27日晚上，国际乒联于开幕前举行冷餐招待会。主人致词后，运动员们随意走动起来。突然，几个陌生的一时还分不清国籍的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中国运动员习惯地报以微笑，而这几位外国选手却热情奔放，其中一个高兴地说：“啊，中国人，好久没见你们了。你们的球打得好极了。”
这时翻译过来了，才知道他们是美国人。这种偶然发生的事一般人是不会将它当一回事的，但负有利用世乒赛，积极开展友好活动，打开外交局面重任的中国人却对此极为敏感，代表团负责人立即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国内送回了信息：“美国队的一些人对我们比较殷勤。在昨晚的招待会上，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说了很多话。”
3月30日，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在发言中谴责美国支持金边傀儡政权，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本是预料中的事。但令宋中惊诧的是，当他到会场外大厅喝咖啡时，却发现对面正好坐着斯廷霍文。虽是不期而遇，但两人都不失大国风度地友好交谈。斯廷霍文特别提到美国已取消禁止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还说起中国已决定邀请南斯拉夫队访华，他特意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中国一次，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
当两人离开座位时，斯廷霍文突然说：“宋先生，你们中国人不是挺和气的吗？刚才您怎么那样凶？”
宋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在名古屋中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当晚，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向国内汇报：“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
名古屋来的报告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两份一送周恩来，一送毛泽东。看了30日的简报后，毛泽东当即指示：代表团一天向国内汇报三次情况不够，要增加到五次。
4月1日，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4月2日，组委会安排运动员们在风景如画的三重半岛海湾观光游览，在游艇上，一个美国运动员热情地对中国运动员说：“嗨，你们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几盘吧。”
想到出国前周总理的话，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就笑着说：“好，好。”
美国队员见中国人答应和他们比赛，又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已邀请了我们的朋友（指英国、加拿大队）到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呀？”
说者无心，听者却为难了，赵正洪只好含糊地说：“会去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到中国的。”
于是中国代表团又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想访华。
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市立学院19岁的学生格伦？科恩，是个标准的嬉皮士：披着满头长发，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一脸毫不在乎的神情。4月4日，当他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来时的汽车了。正在这时，一辆带有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他连连招手，当车停下时，赶忙跳上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他回头细看时，却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车上全是中国人。他便独自站在车门口而没有找位子坐下。
同样吃惊的还有中国运动员，他们都认出了这位是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一个“嬉皮士”。车里静静的，无人和科恩搭话。
在这令人尴尬而又沉闷的气氛中，科恩大声说：“你们谁能讲英语？”
在座的翻译朝他点点头。科恩于是对中国运动员说：“我知道，我的帽子，我的头发，我的衣裳让你们看了好笑，但在我们美国有好多人也像我一样……”
坐在车后的庄则栋为了消除这种尴尬局面，就站起来向车门口走去。科恩一眼认出了庄则栋，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的上帝，你是庄先生！”
通过翻译，庄则栋和科恩热情地交谈起来。在互相介绍了解后，庄则栋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品吧……”
当庄则栋伸手往挎包里掏东西时，身后响起了一连串的低语：“小庄，小庄，别……”还有人在他的衣服后摆上拉了一下。庄则栋理解朋友们的好意，他还是拿出一幅绣着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递了过去：“这件礼物送给你！”
三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的这一意外举动使科恩激动不已，他慌乱地在自己的挎包里搜寻，然而却失望地叫了起来：“天哪，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也找不出来。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
正说着，大轿车停在了爱知县体育馆门口。一群敏感的记者立即发现庄则栋和科恩一起下车，他们把镜头全对准了这一具有轰动效应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这立即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新华社编辑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第二天，科恩回送了一件印有英文“听其自然”的红白蓝三色的T恤衫给庄则栋。4月7日，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各国代表团就要离开日本了。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办公桌上，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呈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已放了好几天了，毛泽东数次拿起这份周恩来签署“拟同意”的报告，又数次放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它既能创造机遇，也能带走机遇。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什么要说“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时机不成熟”？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毛泽东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终于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决策：让他们来！
上午10点，周恩来给赵正洪、宋中发去了紧急指示：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10点30分，宋中赶到美国队住处，刚好领队斯廷霍文不在，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副领队哈里森出面接待。宋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哈里森先生，我代表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正式发出邀请，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虽然美国队多次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但并没抱多大希望，当中国发出正式邀请时，没有心理准备的美国人反而惊呆了。哈里森借口要和领队商量，请求稍后答复。
斯廷霍文听了汇报后又惊又喜，他立即打电话向美国驻日大使馆请示。大使阿明？H？迈耶因事外出，驻日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坎宁虽对中美双方的私下接触不甚了解，但凭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当即毫不犹豫地建议斯廷霍文接受邀请。
当美国队员得知将去中国时，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变得严重了，仿佛他们将被邀去另一个星球一样。
沉寂几分钟后，美国青年们一下又变得激动起来：“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科恩尤其激动，猛地跳起来，说出去给远在美国的妈妈打电话，边跑边大声说：“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兴了！”
两个姑娘也激动不已地高声叫起来：“我们也要去，不能把我们忘了。”
一阵激动之后，他们又平静下来。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又把神秘的中国之行看得悲壮起来。于是全队做出了一个特别决议：未成年的人立即给家里打电话，征求父母的同意；其余的人，如果夫人没有随行，也打电话告诉家里。在所有的电话中，以年已40的博根给妻子的电话最为“悲壮”：“万一我在那边发生什么事，请你把我写下的未及发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后传给两个孩子――斯科特和埃里克。”
美国国务院在接到消息后立即向白宫打报告说：“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尼克松更是欣喜万分，他一面连夜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研究对华新政策，一面指示发加急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迈耶，告诉他白宫的意见是：运动员务必去北京。事后他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求得实现。”
周恩来妙论“嬉皮士”得到了一束红玫瑰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随行的还有4名美国记者，其中有40年代长驻中国，采访过国共两党谈判，与周恩来很熟悉的约翰？罗德里克。当晚10点，他们到达北京，受到中国运动员的热情欢迎，科恩还抢着佩带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从4月11日开始，美国运动员参观了清华大学、故宫，漫步在雄伟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游览了颐和园，登上了长城，还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周恩来指示对比赛进行了电视转播，他还亲自审阅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黄际臣、宋世雄拟就的广播稿。
4月14日下午，身着银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的周恩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等国的乒乓球代表团，这是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实现的宏愿。当周恩来和加拿大队员握手时，罗德里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手里拿着本笔记本跑过去，用一种奇怪的半蹲姿势来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周恩来果然认出了他，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啊，是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不见了。”
罗德里克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先在延安见过，后来是南京，然后是20多年后的今天。”
周恩来充满感慨地说：“你看到了吧，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看到了……”罗德里克深深地点点头，兴奋地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更关心美中关系。”
“哦。”周恩来应声说，“现在，门已经打开了。”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你看，你就打开了中美两国记者互访的大门。”
罗德里克向周总理表示感谢邀请美国记者访华，他说：“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像往常会见外国运动员一样，周恩来在美国运动员中间坐了下来，他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对美国队员到中国访问的欢欣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致意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作为应邀来访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美国队员报以热烈的掌声，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当即作了肯定回答：“可以去。”他又将目光转向代表团成员，关切地询问：“你们住得怎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希望你们对中国提出批评意见。”
只见科恩一下站了起来，欠欠身子大声问道：“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今天在美国青年中广泛流行的嬉皮士的？”
周恩来认真地听了科恩的提问，略加思考，坦然地说：“首先我对此了解得不多，我只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几乎与此同时，在11月下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来华访问时也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欢迎美国派一位特别使节到北京来。周恩来还第一次提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这一重要信息直到1971年1月11日才由罗马尼亚驻美大使科梅利？博丹转给基辛格，比巴基斯坦渠道晚了一个多月。此后，由于美国担心罗马尼亚会向苏联透露消息，就再也没有使用罗马尼亚渠道。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再次接见了斯诺，进行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坦率地对斯诺说：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来，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是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对于中美之间悄悄的接触是不了解的，他对毛泽东对尼克松那么熟悉，那么感兴趣，不觉很纳闷。他没有料到中美关系发展得如此之快，特别是对邀请尼克松访华仍有疑问，便问道：
“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干脆利落的回答说：“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被毛泽东逗笑了，他渐渐明白：中国愿意通过中美高层会谈，解决双方的实质问题。
毛泽东抽了口香烟，若有所思地问：“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是哪一年？”
“1972年。”
毛泽东便说：“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
斯诺插话说：“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他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代理人。”
毛泽东说出了几句特别精妙的话：“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
斯诺说：“尼克松在东南亚陷得很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斯诺指的是美国支持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事件，中国对西哈努克是全力支持的。
但毛泽东并不为斯诺所提之事所转移，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说：“还是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尼克松从一些渠道获知这一最新信息后十分高兴。1971年2月25日他在向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的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终于，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发展趋势明朗化了，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后，两国关系行将出现重大突破。正在此时，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周恩来巧妙的借那银色小球转动了地球，打破了中美之间已经结了几十年的坚硬的冰层。
毛泽东最后拍板：邀请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国乒乓球队已失去了参加第29、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在距盛会开幕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仅有十天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做出参赛的指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文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重新走上世界体坛，周恩来还亲自到乒乓球队作动员、做工作，安排代表团分两批乘机去日本。
中国决定参赛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4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写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然而，直到过了5天之后，美国人才全部了解了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60余人安全抵达日本名城名古屋，住进了被包租下来的藤久观光旅馆。行前，周恩来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代表团团长赵正洪说：“这次出去会碰到新情况，不要总是请示报告，有情况要自己处理。你们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也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3月27日晚上，国际乒联于开幕前举行冷餐招待会。主人致词后，运动员们随意走动起来。突然，几个陌生的一时还分不清国籍的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中国运动员习惯地报以微笑，而这几位外国选手却热情奔放，其中一个高兴地说：“啊，中国人，好久没见你们了。你们的球打得好极了。”
这时翻译过来了，才知道他们是美国人。这种偶然发生的事一般人是不会将它当一回事的，但负有利用世乒赛，积极开展友好活动，打开外交局面重任的中国人却对此极为敏感，代表团负责人立即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国内送回了信息：“美国队的一些人对我们比较殷勤。在昨晚的招待会上，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说了很多话。”
3月30日，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在发言中谴责美国支持金边傀儡政权，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本是预料中的事。但令宋中惊诧的是，当他到会场外大厅喝咖啡时，却发现对面正好坐着斯廷霍文。虽是不期而遇，但两人都不失大国风度地友好交谈。斯廷霍文特别提到美国已取消禁止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还说起中国已决定邀请南斯拉夫队访华，他特意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中国一次，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
当两人离开座位时，斯廷霍文突然说：“宋先生，你们中国人不是挺和气的吗？刚才您怎么那样凶？”
宋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在名古屋中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当晚，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向国内汇报：“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
名古屋来的报告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两份一送周恩来，一送毛泽东。看了30日的简报后，毛泽东当即指示：代表团一天向国内汇报三次情况不够，要增加到五次。
4月1日，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4月2日，组委会安排运动员们在风景如画的三重半岛海湾观光游览，在游艇上，一个美国运动员热情地对中国运动员说：“嗨，你们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几盘吧。”
想到出国前周总理的话，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就笑着说：“好，好。”
美国队员见中国人答应和他们比赛，又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已邀请了我们的朋友（指英国、加拿大队）到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呀？”
说者无心，听者却为难了，赵正洪只好含糊地说：“会去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到中国的。”
于是中国代表团又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想访华。
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市立学院19岁的学生格伦？科恩，是个标准的嬉皮士：披着满头长发，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一脸毫不在乎的神情。4月4日，当他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来时的汽车了。正在这时，一辆带有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他连连招手，当车停下时，赶忙跳上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他回头细看时，却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车上全是中国人。他便独自站在车门口而没有找位子坐下。
同样吃惊的还有中国运动员，他们都认出了这位是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一个“嬉皮士”。车里静静的，无人和科恩搭话。
在这令人尴尬而又沉闷的气氛中，科恩大声说：“你们谁能讲英语？”
在座的翻译朝他点点头。科恩于是对中国运动员说：“我知道，我的帽子，我的头发，我的衣裳让你们看了好笑，但在我们美国有好多人也像我一样……”
坐在车后的庄则栋为了消除这种尴尬局面，就站起来向车门口走去。科恩一眼认出了庄则栋，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的上帝，你是庄先生！”
通过翻译，庄则栋和科恩热情地交谈起来。在互相介绍了解后，庄则栋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品吧……”
当庄则栋伸手往挎包里掏东西时，身后响起了一连串的低语：“小庄，小庄，别……”还有人在他的衣服后摆上拉了一下。庄则栋理解朋友们的好意，他还是拿出一幅绣着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递了过去：“这件礼物送给你！”
三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的这一意外举动使科恩激动不已，他慌乱地在自己的挎包里搜寻，然而却失望地叫了起来：“天哪，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也找不出来。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
正说着，大轿车停在了爱知县体育馆门口。一群敏感的记者立即发现庄则栋和科恩一起下车，他们把镜头全对准了这一具有轰动效应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这立即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新华社编辑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第二天，科恩回送了一件印有英文“听其自然”的红白蓝三色的T恤衫给庄则栋。4月7日，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各国代表团就要离开日本了。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办公桌上，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呈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已放了好几天了，毛泽东数次拿起这份周恩来签署“拟同意”的报告，又数次放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它既能创造机遇，也能带走机遇。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什么要说“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时机不成熟”？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毛泽东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终于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决策：让他们来！
上午10点，周恩来给赵正洪、宋中发去了紧急指示：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10点30分，宋中赶到美国队住处，刚好领队斯廷霍文不在，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副领队哈里森出面接待。宋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哈里森先生，我代表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正式发出邀请，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虽然美国队多次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但并没抱多大希望，当中国发出正式邀请时，没有心理准备的美国人反而惊呆了。哈里森借口要和领队商量，请求稍后答复。
斯廷霍文听了汇报后又惊又喜，他立即打电话向美国驻日大使馆请示。大使阿明？H？迈耶因事外出，驻日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坎宁虽对中美双方的私下接触不甚了解，但凭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当即毫不犹豫地建议斯廷霍文接受邀请。
当美国队员得知将去中国时，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变得严重了，仿佛他们将被邀去另一个星球一样。
沉寂几分钟后，美国青年们一下又变得激动起来：“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科恩尤其激动，猛地跳起来，说出去给远在美国的妈妈打电话，边跑边大声说：“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兴了！”
两个姑娘也激动不已地高声叫起来：“我们也要去，不能把我们忘了。”
一阵激动之后，他们又平静下来。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又把神秘的中国之行看得悲壮起来。于是全队做出了一个特别决议：未成年的人立即给家里打电话，征求父母的同意；其余的人，如果夫人没有随行，也打电话告诉家里。在所有的电话中，以年已40的博根给妻子的电话最为“悲壮”：“万一我在那边发生什么事，请你把我写下的未及发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后传给两个孩子――斯科特和埃里克。”
美国国务院在接到消息后立即向白宫打报告说：“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尼克松更是欣喜万分，他一面连夜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研究对华新政策，一面指示发加急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迈耶，告诉他白宫的意见是：运动员务必去北京。事后他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求得实现。”
周恩来妙论“嬉皮士”得到了一束红玫瑰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随行的还有4名美国记者，其中有40年代长驻中国，采访过国共两党谈判，与周恩来很熟悉的约翰？罗德里克。当晚10点，他们到达北京，受到中国运动员的热情欢迎，科恩还抢着佩带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从4月11日开始，美国运动员参观了清华大学、故宫，漫步在雄伟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游览了颐和园，登上了长城，还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周恩来指示对比赛进行了电视转播，他还亲自审阅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黄际臣、宋世雄拟就的广播稿。
4月14日下午，身着银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的周恩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等国的乒乓球代表团，这是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实现的宏愿。当周恩来和加拿大队员握手时，罗德里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手里拿着本笔记本跑过去，用一种奇怪的半蹲姿势来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周恩来果然认出了他，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啊，是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不见了。”
罗德里克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先在延安见过，后来是南京，然后是20多年后的今天。”
周恩来充满感慨地说：“你看到了吧，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看到了……”罗德里克深深地点点头，兴奋地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更关心美中关系。”
“哦。”周恩来应声说，“现在，门已经打开了。”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你看，你就打开了中美两国记者互访的大门。”
罗德里克向周总理表示感谢邀请美国记者访华，他说：“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像往常会见外国运动员一样，周恩来在美国运动员中间坐了下来，他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对美国队员到中国访问的欢欣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致意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作为应邀来访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美国队员报以热烈的掌声，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当即作了肯定回答：“可以去。”他又将目光转向代表团成员，关切地询问：“你们住得怎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希望你们对中国提出批评意见。”
只见科恩一下站了起来，欠欠身子大声问道：“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今天在美国青年中广泛流行的嬉皮士的？”
周恩来认真地听了科恩的提问，略加思考，坦然地说：“首先我对此了解得不多，我只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