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5)
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看法，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力量纠正政治报告中一些重大错误的可能性。
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同时，不仅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功绩”，而且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错误观点。甚至还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显然，党的十一大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两个凡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还需进一步作思想上的发动。
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
在酝酿和发动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胡耀邦起到了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在其讲话中即提到要研究党史，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据这一精神，1977年12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在指导研究编写《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历史材料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胡耀邦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为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000多名高中级领导干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3月以后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这时正好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也参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并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逐渐明朗化了。
当时的报刊舆论事实上也已触及到这些问题。1977年底和1978年初，报刊上已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要求。
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充当急先锋
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冲破“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人民日报》走在前边。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一千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读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是理论部约的稿。1977年8月，江苏省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旨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讨论会。报社理论部应邀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前往参加，并相机组织稿件。
在会上，王强华结识了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经交谈，约他为报纸的《哲学》专刊撰稿。两个月后，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文章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部的编辑认为，文章的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决定编发，并立刻着手对文章作手术。
杨西光看到的就是经过五次修改的稿，“从《哲学》上撤下来放到一版！”他说。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报社决定请胡福明本人来修改。
以后，文章经过第七、八次修改，再送到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定稿后，杨西光、吴江、孙长江商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在第八次改稿上，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九次修改了。随即送胡耀邦审阅，阅毕，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就全文发表了。5月11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前后修订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时，在报社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胡绩伟同吴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共事，吴的电话自然受到胡的重视。胡绩伟手执耳机，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吴冷西在“文革”前曾担任新华社社长，后又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两人虽然是老朋友，但因这个电话十分严厉，胡绩伟听完后即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有意思的是，在吴冷西的电话之后，还有一个电话。那是5月13日，当时，《红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文章，真是无独有偶。曾涛当时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可王殊后来还是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在会议期间，有人坚持维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
6月2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在讲到的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已收在《邓小平文选》中，读者可以仔细阅读。而且会从中发现，讲话未见一字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文章观点的支持，而且是直接批评这篇文章的反对者。
直到后来，即8月19日，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传出来之后，大家无不相对莞尔。邓小平对他们说：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就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后的第13天，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这个平时常常显得很随和甚至可以说相当温和的人，这次火气很盛：
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文章从理论观点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起到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相互响应的效果。
6月24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有人说它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有人认为，与前两文相比（包括《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它更尖锐、更泼辣。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人都在细细咀嚼这篇文章，吃透它深涵的底蕴。思想理论界似乎出现暂时的沉寂。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也不过一周左右，但在那节骨眼上，焦心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读者，就觉得这几天显得相当长。
其实，对大家如此关切的问题，是不会沉寂的，随后科学家们站出来了。用当时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话说，《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主张不再讨论下去。他们想挂起免战牌，我们不能同意。真理标准讨论才刚刚开始，不能现在就停下来。
童大林给人的印象是做官而无“官样”。这不但表现在他待人的“没大没小”，更在他时常署名撰文――并非只在重大的历史性场合――文章观点鲜明直率，而且，从来不用别人代笔。
他研究理论出身，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放思想特别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现在，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在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文章，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童大林接着还说了一句笑话：“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童大林的“敲敲锣鼓”终于引来了一阵“紧锣密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至24日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值盛夏，但会议气氛比天气更热。
17日上午，讨论会开幕式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天气虽热，但能坐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哲学研究所学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邓力群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上，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使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讨论会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传达，从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国。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讨论中，《红旗》一直沉默着――从春末到夏初，到暑气蒸腾的7月。这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呀！究竟……读者纷纷投书，海内外一片疑虑，接着，就是种种猜测。答案其实很简单：她的不置一词与《光明日报》当初的冲锋陷阵有着同样的成因――总编辑的主意。
《红旗》奇怪的沉默
熊复是5月17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在这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到任的当天，跟《红旗》的几个负责人见面时，他就针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直抒己见：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有问题，我也有不同意见。他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他又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谈什么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第二天，5月18日，汪东兴找熊复同《红旗》前任总编辑谈话，谈交接工作的问题。汪东兴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并说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后来，各界都动起来了，真理标准讨论十分火热。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第三天，5月19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向干部传达汪东兴对《红旗》工作的指示，并谈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红旗》的任务是完整而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而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汪东兴很关心《红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这就是熊复到《红旗》后头三天的情况。
两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各报发文，小平讲话，科学家们表态，全世界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7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且把这件事交代给当时的一位副总编辑。怎么写呢？8月份，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读者在这里肯定已经注意到，“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这句话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口中，本身就已经是“发展和创新”。其实，除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学派强调自己不可以发展和创新，就连对《圣经》的这种“捍卫”也是徒然，还是出了路德，出了加尔文，出了拥有数亿信徒的新教。
根据这个调子，执笔的那位副总编辑经一个月苦战，于9月11日写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2万多字。从9月11日到9月19日，经几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这中间主要的修改之点是：
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熊复说，他请示过汪东兴，汪开始不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同意了，但认为文章的标题要改，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因执笔者不同意这样改，所以，将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同时，不仅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功绩”，而且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错误观点。甚至还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显然，党的十一大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两个凡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还需进一步作思想上的发动。
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
在酝酿和发动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胡耀邦起到了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在其讲话中即提到要研究党史，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据这一精神，1977年12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在指导研究编写《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历史材料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胡耀邦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为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000多名高中级领导干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3月以后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这时正好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也参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并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逐渐明朗化了。
当时的报刊舆论事实上也已触及到这些问题。1977年底和1978年初，报刊上已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要求。
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充当急先锋
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冲破“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人民日报》走在前边。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一千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读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是理论部约的稿。1977年8月，江苏省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旨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讨论会。报社理论部应邀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前往参加，并相机组织稿件。
在会上，王强华结识了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经交谈，约他为报纸的《哲学》专刊撰稿。两个月后，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文章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部的编辑认为，文章的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决定编发，并立刻着手对文章作手术。
杨西光看到的就是经过五次修改的稿，“从《哲学》上撤下来放到一版！”他说。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报社决定请胡福明本人来修改。
以后，文章经过第七、八次修改，再送到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定稿后，杨西光、吴江、孙长江商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在第八次改稿上，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九次修改了。随即送胡耀邦审阅，阅毕，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就全文发表了。5月11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前后修订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时，在报社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胡绩伟同吴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共事，吴的电话自然受到胡的重视。胡绩伟手执耳机，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吴冷西在“文革”前曾担任新华社社长，后又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两人虽然是老朋友，但因这个电话十分严厉，胡绩伟听完后即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有意思的是，在吴冷西的电话之后，还有一个电话。那是5月13日，当时，《红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文章，真是无独有偶。曾涛当时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可王殊后来还是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在会议期间，有人坚持维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
6月2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在讲到的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已收在《邓小平文选》中，读者可以仔细阅读。而且会从中发现，讲话未见一字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文章观点的支持，而且是直接批评这篇文章的反对者。
直到后来，即8月19日，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传出来之后，大家无不相对莞尔。邓小平对他们说：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就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后的第13天，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这个平时常常显得很随和甚至可以说相当温和的人，这次火气很盛：
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文章从理论观点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起到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相互响应的效果。
6月24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有人说它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有人认为，与前两文相比（包括《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它更尖锐、更泼辣。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人都在细细咀嚼这篇文章，吃透它深涵的底蕴。思想理论界似乎出现暂时的沉寂。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也不过一周左右，但在那节骨眼上，焦心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读者，就觉得这几天显得相当长。
其实，对大家如此关切的问题，是不会沉寂的，随后科学家们站出来了。用当时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话说，《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主张不再讨论下去。他们想挂起免战牌，我们不能同意。真理标准讨论才刚刚开始，不能现在就停下来。
童大林给人的印象是做官而无“官样”。这不但表现在他待人的“没大没小”，更在他时常署名撰文――并非只在重大的历史性场合――文章观点鲜明直率，而且，从来不用别人代笔。
他研究理论出身，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放思想特别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现在，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在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文章，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童大林接着还说了一句笑话：“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童大林的“敲敲锣鼓”终于引来了一阵“紧锣密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至24日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值盛夏，但会议气氛比天气更热。
17日上午，讨论会开幕式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天气虽热，但能坐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哲学研究所学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邓力群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上，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使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讨论会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传达，从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国。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讨论中，《红旗》一直沉默着――从春末到夏初，到暑气蒸腾的7月。这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呀！究竟……读者纷纷投书，海内外一片疑虑，接着，就是种种猜测。答案其实很简单：她的不置一词与《光明日报》当初的冲锋陷阵有着同样的成因――总编辑的主意。
《红旗》奇怪的沉默
熊复是5月17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在这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到任的当天，跟《红旗》的几个负责人见面时，他就针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直抒己见：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有问题，我也有不同意见。他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他又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谈什么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第二天，5月18日，汪东兴找熊复同《红旗》前任总编辑谈话，谈交接工作的问题。汪东兴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并说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后来，各界都动起来了，真理标准讨论十分火热。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第三天，5月19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向干部传达汪东兴对《红旗》工作的指示，并谈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红旗》的任务是完整而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而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汪东兴很关心《红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这就是熊复到《红旗》后头三天的情况。
两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各报发文，小平讲话，科学家们表态，全世界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7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且把这件事交代给当时的一位副总编辑。怎么写呢？8月份，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读者在这里肯定已经注意到，“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这句话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口中，本身就已经是“发展和创新”。其实，除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学派强调自己不可以发展和创新，就连对《圣经》的这种“捍卫”也是徒然，还是出了路德，出了加尔文，出了拥有数亿信徒的新教。
根据这个调子，执笔的那位副总编辑经一个月苦战，于9月11日写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2万多字。从9月11日到9月19日，经几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这中间主要的修改之点是：
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熊复说，他请示过汪东兴，汪开始不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同意了，但认为文章的标题要改，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因执笔者不同意这样改，所以，将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