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12)
江青也发了言，她说27日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做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提议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开得是成功的。尽管没有把话全部讲完，“四人帮”也不承认有“四人帮”，但毕竟是在政治局内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的一次反击。这样的面对面地把问题摆开，使“四人帮”处于一种受批评而不是教训、攻击别人的地位，这还是从未有过的。
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这两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毛泽东说：
“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对“四人帮”的成员，毛泽东始终对他们反刘、林给予很高评价，这一点从未含糊过。毛泽东对陈锡联很器重，总是称他为“司令官”。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亲自提议陈为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分管体委的副总理陈锡联，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5月27日政治局会上，邓小平曾批评过。毛泽东在这里也表了态。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说得很形象，而且充分表露出这位中央主席对政治局出现的风向变化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邓小平这里指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毛泽东说。
1974年下半年，江青与王洪文曾发生过争论。不过这种争论是同一条战线内部的争论。王洪文与江青的配合不像张、姚二人那么熟练自如。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表示。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邓小平说。
“那好！”毛泽东很高兴。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
毛泽东笑着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迫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江青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狭隘、极强的仇恨心理，使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压抑。不久，她离开了北京。她想换个环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郁积。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便传到了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300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姚文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已经开始秃顶，身体也已经发胖。其实，1975年他才不过44岁，比王洪文仅大4岁。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笔熟练，颇有制造文字狱的功夫。1966年，他只有35岁，便写了闻名天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年，他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传。
姚文元考虑成熟，立即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当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地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于是，毛泽东对一部古典小说的即兴评论在姚文元等人手里起了化学反应，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成了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发动新的进攻的重型武器。
毛泽东本人当时的的确确没有赋予他的这几段话以特别的政治含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
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答复：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当江青在山西昔阳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就要上手术台。
这时，一份手写稿件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稿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这样一行字：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
在场的人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这是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来把“周恩来”三个字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这次手术，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很难说。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面临严重威胁。顾顺章家人对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顾顺章认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祸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来身上。顾顺章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用这种反间计陷害周恩来。这个“启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于1931年底离开上海抵达中央根据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类报纸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认声明”。临时中央决定：请《申报》先转登伪造的“伍豪启事”，然后再刊登一个拒绝伍豪要求否认这个启事的声明。这种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认“伍豪声明”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伍豪启事”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6406信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报纸刊登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国内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进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启事”问题。5月1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否认，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仲发相继叛变后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申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评《水浒》前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最初是支持的。最有说服力的明显事实为：
一、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项党政军重要职务，均为毛泽东提议，由中共中央决定的。
二、在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后，又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三、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
四、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同志是赞成的。邓小平1975年9月27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讲过：“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周恩来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更是充满了关注，大力支持，并对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胆识、魄力、才干和政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早已积劳成疾，久患重病，之所以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方面也是担心住院以后，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落到“四人帮”手里。因此，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周恩来首先竭尽全力落实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指示。然后，又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预定计划圆满实现。直到邓小平真正担负起了国务院的领导重任以后，周恩来才放心地住进了医院。
1975年9月7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宾主互致问候中，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时，周恩来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坦率地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告罗马尼亚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养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
“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虽然，周恩来早已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亲眼看到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各项工作都呈现出新的气象，他为此而感到衷心的喜悦。
“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最后的一句话，周恩来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坚定而有力量。因为他从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从而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寄托和坚定不移的信心。
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为此而感到欣慰！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客人。
几天之后，在周恩来又一次进行大手术之前，一些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去看望他，周恩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张春桥，说：你和洪文同志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下旬，医院再次对周恩来进行手术。临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已经躺在了手推车上，又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走到手推车旁时，周恩来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感情真挚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对邓小平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并通过各种方式，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的挫败。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伺机反扑。
在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的整顿中，在一些省、市、自治区进行的整顿中，都曾遇到过在“四人帮”支持下的帮派体系的反对、阻挠、干扰和破坏。他们或者秘密串联，召开“派性会议”，商量对策；或者向上写诬告信，诬蔑陷害坚决进行整顿的领导干部；或者利用他们在领导班子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为派性张目，给整顿设置重重障碍；或者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攻击、谩骂、诽谤勇于搞整顿、敢于捅“马蜂窝”的领导干部，把为进行整顿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式方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制全面整顿的顺利进行，继续“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四人帮”还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进行诬蔑和攻击。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到上海参观访问。王洪文立即秘密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在上海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布置说：“邓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邓小平在上海期间，考虑到马天水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长期在上海负责工交战线的老人，出于对马天水的教育挽救，根据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批评“四人帮”会议的精神，向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的精神，告诫马天水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要维护各级党委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最后，还告诉他以后到北京还可以再谈谈。但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四人帮”的先打后拉，早已心甘情愿地上了“四人帮”的战车，卖身投靠了“四人帮”。听了邓小平教育挽救的谈话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窍，将邓小平同他谈话的内容密报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让马天水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内容整成材料，用大字抄写，报给毛泽东，并附上王洪文的话，诬蔑这次谈话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妄图通过这件事，诬告邓小平，制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信任，离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王洪文、姚文元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在1975年夏天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了对军队的整顿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党、全军、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王洪文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为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一言不发，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后，他们却大肆制造谣言，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诬蔑会议后军队各大单位经过调整组成的领导班子是“复辟班子”，等等。王洪文还利用权力，调阅会议记录和有关文件，阴谋“秋后算帐”。1975年秋，王洪文又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向毛泽东诬告说：7、8、9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公然把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对“四人帮”的批评情况，诬蔑为“谣言”，并加以歪曲，欺骗毛泽东。
1975年8月，“四人帮”又企图利用评论《水浒》的机会，进行反扑。他们假借评论《水浒》的名义，借古喻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层层批“宋江”，揪所谓“投降派”，企图制造新的政治动乱。幸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制止了。
事情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晚年，眼睛因患白内障，看书很困难，这对于每天都手不释卷的这位伟人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须知，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像吃饭、睡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有时候，读书甚至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为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了一位女教师，专门给毛泽东读书。每次女教师读书以后，毛泽东一般也谈谈看法，对书中的内容作一些评论。
8月13日这天深夜（实际上应为8月14日凌晨），女教师在读书之后，请教毛泽东对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时，评论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女教师一边听着毛泽东这一番独出新意不同凡响的谈话，一边迅速记录了下来。事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让女教师把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了中央办公厅。
当时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姚文元，见到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后，立即意识到大有文章可作，闻风而动，给毛泽东写信说：
评论《水浒》，“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还向毛泽东提议：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最后，邓小平提议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开得是成功的。尽管没有把话全部讲完，“四人帮”也不承认有“四人帮”，但毕竟是在政治局内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的一次反击。这样的面对面地把问题摆开，使“四人帮”处于一种受批评而不是教训、攻击别人的地位，这还是从未有过的。
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这两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毛泽东说：
“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对“四人帮”的成员，毛泽东始终对他们反刘、林给予很高评价，这一点从未含糊过。毛泽东对陈锡联很器重，总是称他为“司令官”。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亲自提议陈为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分管体委的副总理陈锡联，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5月27日政治局会上，邓小平曾批评过。毛泽东在这里也表了态。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说得很形象，而且充分表露出这位中央主席对政治局出现的风向变化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邓小平这里指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毛泽东说。
1974年下半年，江青与王洪文曾发生过争论。不过这种争论是同一条战线内部的争论。王洪文与江青的配合不像张、姚二人那么熟练自如。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表示。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邓小平说。
“那好！”毛泽东很高兴。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
毛泽东笑着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迫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江青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狭隘、极强的仇恨心理，使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压抑。不久，她离开了北京。她想换个环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郁积。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便传到了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300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姚文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已经开始秃顶，身体也已经发胖。其实，1975年他才不过44岁，比王洪文仅大4岁。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笔熟练，颇有制造文字狱的功夫。1966年，他只有35岁，便写了闻名天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年，他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传。
姚文元考虑成熟，立即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当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地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于是，毛泽东对一部古典小说的即兴评论在姚文元等人手里起了化学反应，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成了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发动新的进攻的重型武器。
毛泽东本人当时的的确确没有赋予他的这几段话以特别的政治含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
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答复：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当江青在山西昔阳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就要上手术台。
这时，一份手写稿件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稿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这样一行字：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
在场的人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这是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来把“周恩来”三个字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这次手术，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很难说。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面临严重威胁。顾顺章家人对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顾顺章认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祸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来身上。顾顺章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用这种反间计陷害周恩来。这个“启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于1931年底离开上海抵达中央根据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类报纸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认声明”。临时中央决定：请《申报》先转登伪造的“伍豪启事”，然后再刊登一个拒绝伍豪要求否认这个启事的声明。这种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认“伍豪声明”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伍豪启事”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6406信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报纸刊登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国内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进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启事”问题。5月1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否认，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仲发相继叛变后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申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评《水浒》前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最初是支持的。最有说服力的明显事实为：
一、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项党政军重要职务，均为毛泽东提议，由中共中央决定的。
二、在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后，又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三、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
四、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同志是赞成的。邓小平1975年9月27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讲过：“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周恩来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更是充满了关注，大力支持，并对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胆识、魄力、才干和政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早已积劳成疾，久患重病，之所以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方面也是担心住院以后，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落到“四人帮”手里。因此，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周恩来首先竭尽全力落实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指示。然后，又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预定计划圆满实现。直到邓小平真正担负起了国务院的领导重任以后，周恩来才放心地住进了医院。
1975年9月7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宾主互致问候中，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时，周恩来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坦率地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告罗马尼亚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养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
“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虽然，周恩来早已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亲眼看到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各项工作都呈现出新的气象，他为此而感到衷心的喜悦。
“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最后的一句话，周恩来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坚定而有力量。因为他从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从而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寄托和坚定不移的信心。
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为此而感到欣慰！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客人。
几天之后，在周恩来又一次进行大手术之前，一些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去看望他，周恩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张春桥，说：你和洪文同志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下旬，医院再次对周恩来进行手术。临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已经躺在了手推车上，又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走到手推车旁时，周恩来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感情真挚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对邓小平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并通过各种方式，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的挫败。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伺机反扑。
在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的整顿中，在一些省、市、自治区进行的整顿中，都曾遇到过在“四人帮”支持下的帮派体系的反对、阻挠、干扰和破坏。他们或者秘密串联，召开“派性会议”，商量对策；或者向上写诬告信，诬蔑陷害坚决进行整顿的领导干部；或者利用他们在领导班子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为派性张目，给整顿设置重重障碍；或者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攻击、谩骂、诽谤勇于搞整顿、敢于捅“马蜂窝”的领导干部，把为进行整顿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式方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制全面整顿的顺利进行，继续“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四人帮”还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进行诬蔑和攻击。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到上海参观访问。王洪文立即秘密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在上海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布置说：“邓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邓小平在上海期间，考虑到马天水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长期在上海负责工交战线的老人，出于对马天水的教育挽救，根据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批评“四人帮”会议的精神，向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的精神，告诫马天水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要维护各级党委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最后，还告诉他以后到北京还可以再谈谈。但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四人帮”的先打后拉，早已心甘情愿地上了“四人帮”的战车，卖身投靠了“四人帮”。听了邓小平教育挽救的谈话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窍，将邓小平同他谈话的内容密报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让马天水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内容整成材料，用大字抄写，报给毛泽东，并附上王洪文的话，诬蔑这次谈话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妄图通过这件事，诬告邓小平，制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信任，离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王洪文、姚文元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在1975年夏天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了对军队的整顿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党、全军、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王洪文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为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一言不发，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后，他们却大肆制造谣言，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诬蔑会议后军队各大单位经过调整组成的领导班子是“复辟班子”，等等。王洪文还利用权力，调阅会议记录和有关文件，阴谋“秋后算帐”。1975年秋，王洪文又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向毛泽东诬告说：7、8、9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公然把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对“四人帮”的批评情况，诬蔑为“谣言”，并加以歪曲，欺骗毛泽东。
1975年8月，“四人帮”又企图利用评论《水浒》的机会，进行反扑。他们假借评论《水浒》的名义，借古喻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层层批“宋江”，揪所谓“投降派”，企图制造新的政治动乱。幸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制止了。
事情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晚年，眼睛因患白内障，看书很困难，这对于每天都手不释卷的这位伟人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须知，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像吃饭、睡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有时候，读书甚至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为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了一位女教师，专门给毛泽东读书。每次女教师读书以后，毛泽东一般也谈谈看法，对书中的内容作一些评论。
8月13日这天深夜（实际上应为8月14日凌晨），女教师在读书之后，请教毛泽东对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时，评论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女教师一边听着毛泽东这一番独出新意不同凡响的谈话，一边迅速记录了下来。事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让女教师把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了中央办公厅。
当时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姚文元，见到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后，立即意识到大有文章可作，闻风而动，给毛泽东写信说：
评论《水浒》，“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还向毛泽东提议：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