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6)
此后，中央办公厅派二人来，说审查委员会要他写自传，着重谈1934年上海青年团被破坏和他当时回到中央苏区的一段。他答应照办（为什么要他着重写这一段历史，我们以后将会谈到）。
隔二日，中央办公厅派三人来，要他谈自己的历史，谈了一个下午，他们对谈话做了记录。
9月27日，他将写好的这段自传送交，并向周总理写信，谈到孩子们反映的中宣部作报告揭批他的事，他写道：“这个报告既然向学生讲了，我是当事人，我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您写了信，现在再给您写这封信，要求给我看。同时，为了自己进一步检查和核对，要求将我的历次发言稿和旧中宣部的一些有关文件给我看。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请予批准为祷。”
然而，周总理也无力回天。
至此，要他交待的三个问题：（1）历史问题；（2）与严慰冰案的关系；（3）思想和工作检查，都已经做了交待。
9月26日晚，负责看守并管理他的生活的邵××却向他提出：“（1）写信给主席，只能写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检讨，别的不许写；（2）要多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别的不许管；（3）孩子们把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言读给你听，是不许可的。”
入夜，他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眠，对于这一时期自己的政治待遇，他不计较，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但令人苦恼的是无限期的软禁，无结论的审查，自己的多次交待和给中央的信却没有任何回音。最使人气愤的是，一个半月以前就向邵××提出要把他中南海原住地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要来，至今没有同意。这些东西，即使是政治犯、战犯也可以有，为什么自己这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却得不到满足。现在，邵××又提出三条，便是进一步不许他有写信、思想和谈话的自由，不许有申辩的权利。
第二天一早，他向邵××表示：“你昨天提的三条，我坚决拒绝遵守，除非你给我中央的书面通知。”
他还立即给中央写了一信，对这种非法软禁和不公正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愤慨，并提出抗议：“我在这里已被软禁将近五个月了（5月8日起），我自己要求党审查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嫌疑，至今没有人来对我说审查结果如何。这种软禁，是莫名其妙的，是非法的。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既非主谋，亦非同谋。工作中犯错误，亦用不着用软禁的办法来处理。”
他的愤慨和抗议在“文革”的狂潮恶啸中，无疑是一丝微不足道的声息。“文革”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已经被破坏殆尽；林彪逐渐取得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地位，他在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革”大会上声嘶力竭、杀气腾腾地喊道：“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打、砸、抢在全国成风。安儿胡同一号也就不得安宁了，开始接二连三地遭受红卫兵的骚扰。起初是中南海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加进了外地串连到京的红卫兵。他们一来，便将他团团围住，勒令、质问，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纸篓糊上纸做成高帽子戴在他头上；用墨汁在他衬衣背上写“黑帮头子陆定一”；认为他交待问题“不老实”，动不动使用皮带往他身上抽……他们还乱翻东西、见着好的，就顺手往兜里塞……
9月28日下午4时许，他又受到一次这样的骚扰。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仍然表示愿意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批判，改正错误，同时，“我亦恳求同主席或中央其他同志面谈一次，得到主席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指出我的错误。而且，我的眼睛很坏，写材料很不方便，见到主席时，面谈我对错误的认识，和一些事实的真相，就更方便些。”
他还在信中说：“我从事革命已40多年了，追随主席亦已20多年了。我年已六十，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我要改正。跌了跤子，我要爬起来，继续前进，争取一个较好的晚年，把我的余生，贡献给革命，跟着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直到我还有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
他再次写上那一句誓言：“不能跟着走，爬着也要跟上去。”这是陆定一在安儿胡同一号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从软禁到看守所
这是9月的最后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迎来她的17岁生日。
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上午，安儿胡同一号出现这些日子来少有的宁静，陆定一坐在书桌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所要写的交待材料都写了，26日、27日、28日连续几天分别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的信也已交看守人员转送。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相信他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使他很快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去。他早就开始读的《反杜林论》，曾因写交待材料和红卫兵的骚扰而多次中断阅读。像这样安静的时光，可以用来安静地读书，是多么难得呀！
他身边的三个孩子在张罗第二天过节的事情。母亲被捕，父亲被软禁、接受审查，几月来家中一直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现在国庆节即将来临，红卫兵正万分激动地等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第三次接见，大概不会闯进家来了，照理也总该让人过个安心的节日吧。他们这样想，并且为使父亲心情舒畅，打算把节日过得热闹些。女儿陆瑞君上街去采购节日食品，陆德和陆健两个男孩在家里忙乎。
然而，这一份宁静却十分短暂，很快被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鸣声所打破。“嘎吱——”，有车子在门口停住了。两个男孩子停住了手中的活，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大门，满脸惶惑，不知道此刻又会有什么灾难降临这个本就多难的家庭。
陆定一却丝毫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发生，他的思绪正随着一位伟大哲人在一个抽象的深邃的理性的王国里漫游。
一阵劈劈啪啪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接着从门外闯进五个穿便衣的男人。他们进了门，看见两个男孩在场，便私下使了使眼色，其中一个走到他们面前，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两个立即到门外去，有人找你们谈话。”
两个男孩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去。
这五个人望着他们出了门，便立即闯进陆定一看书的房间，将他团团围住，二话不说，一齐伸出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他揪住，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往门外拖。
陆定一愤怒地反抗着：“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们走！”他们吼道。
“走？到哪里去？”
“不许问，要你走你就得走！”
“我不走！如果是抓人，就把逮捕证拿出来。”陆定一挣扎着说。
然而，他们不容他争辩，凭着人多力大，强行将他拖出门，带到大门口，推进停在那里的车子里……
当两个男孩和街上回来的女儿被允许进入屋子时，已经不见了父亲的身影。几个房间像经过了洗劫，空荡荡的，所有的东西都被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上了锁，贴了封条，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要把父亲做怎样的处置？然而所有的问题都被拒绝告知。
孩子们的心倏地变得万分沉重，他们痛苦地想到，更深的厄运、更大的磨难将会落到父亲的身上……
陆定一被带到哪里去了呢？
起初，他还觉到车子是向西开，后来七弯八拐，且走的尽是小巷，便弄不清方向了。最后车停了，他被带下车，才看见来到了一幢三层小洋楼的前面（后来才知道，这幢小洋楼位于海军大楼的西南，是日侵华期间由日本人为德国工程师造的）。
陆定一被带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写字台、椅子，还有一张席梦思床。
陆定一问：“这是什么地方？”
“看守所。”一个男人回答。
“我犯了什么罪，还要进看守所？”
“现在你必须接受党内审查！”
陆定一更火了，质问道：“岂有此理？党内审查还进看守所？”
被问的男人噎住了，半晌答不上来。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女人出来招架。这女人身高体粗，脸盘奇大，大脸上还长着一颗醒目的黑痣。她的脸大，嗓门也大：“一是审查你，二是保护你。你别不识好歹，你知道吗，明天红卫兵大游行，完了还要闯到你家里去，会让你受不了。哼！”
果真如此，那真要感恩戴德了。
阔脸女人继续吼道：“你听着，到了这里，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吧，你原先的住宅，掘了墙，挖了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在我们手里，现在嘛，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这女人说得倒也不假。他们一家搬出中南海的增福堂后，增福堂接连四次被抄。第一次是中央戏剧学院某些人抄的，他们砸碎了所有的陈设和唱片，并卷走了细软物品。后来又来过三批人，挖地三尺，据说是为了寻找“特务电台”。接着在中宣部举办了一个“陆定一、严慰冰罪行展览”，展品是从无锡、南京、广东和北京陆、严七家亲属处运来的。这个展览会耸人听闻之处在于：造反派嫌展品太少，不足以显示陆、严的“累累罪恶”，便挖空心思“敢想敢干”，竟动用了国库，将十几只金光灿灿的大金元宝搬来，也作为“罪品”展出。如此“创举”，果然取得了“轰动效应”，招惹得全国各省市的人前来参观。一时间人头攒动，嗡嗡营营，热闹非凡，这确属“文革”才有的奇观之一。
陆定一就这样在这幢小洋楼那间屋子里住了下来，在“看守所”接受“党内审查”。一开始要他写交待材料，并派了两人在房间里看守，寸步不离。为查历史问题，先要他写自传。自传写了一月有余，好几万字，11月8日交卷，送审查委员会。
11月18日，开始对他进行无休无止地审讯。审讯的内容，先是“夫妻黑店”问题，即他在严慰冰匿名信案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接下来又要他交待莫须有的“反对派”名单、“政变行动”；再就是历史问题：加入国民党、入团、与被打成“特务分子”的弟弟陆亘一的关系，与被杀的“托派”夏采喜的关系；在1933年上海团中央机关被破坏时期他的活动，等等，等等。每次审讯以后，又留下题目，要他根据题目写交待材料。
审查期间，还要强迫劳动——筛煤渣、拣煤核。天寒地冻，雪花纷飞，年过花甲的陆定一，一大清早就被赶着起床，在露天里用脸盆从煤渣堆中盛来一盆一盆的煤渣，倒在地上，蹲下来，伸出裸露的双手，扒拉着煤渣。他睁大着不太好使的眼睛，细心地把一颗颗未烧尽的煤核拣出来，放成一个小堆。腿蹲麻了，手冻僵了，眼看花了，呼啸的朔风中，煤灰与雪花齐飞，陆定一被笼罩在尘埃雪雾里，很快就变成灰人、雪人。
时间进入12月，在“揪出来示众”的“造反”声浪中，陆定一自12月9日起被拉出去接受公开批斗。自此，参加批斗会挨斗成为他的家常便饭。这次中宣部，下回文化部，今天这个院，明天那个校。中直机关、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天安门广场……轮番开。批斗会的规模由小到大，不断升级，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乃至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园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粗略地估计，在年把时间里，经过的批斗会不下八九十次。每次都是人格遭污辱、尊严受践踏、身体遭摧残……挨斗的那一套程序领受多了便也烂熟，通常都是用车子从看守所拉至会场，在震天撼地的“把×××拉出来示众”“打倒……”“火烧……”“绞死……”的口号声中，被两个人一边一个挟住胳膊往台上拖，然后低头弯腰举手下跪，接受口诛笔伐声讨拳打脚踢鞭笞……
中国“文革”的批判台上，被造反狂热催动的人性中隐藏最深的野性兽性尽可以理直气壮地爆发；任何一个虐待狂的欲望，也尽可以在这里堂堂正正地纵情宣泄；魔鬼尽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将人格拿来耍猴，将尊严用来擦脚；卑鄙的小人亦能从中找到复仇解恨的大好时机，尽可以大施其种种奇怪的伎俩。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堂而皇之说成是最最革命的行动——“造反有理！”
当时陆定一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写到了几天里挨斗的情形：
“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以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3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着就不能行走。”……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经受的就是这一切，这一切呵……
陈伯达接手陆定一专案
“文革”期间的所谓“看守所”“审查委员会”，逐步演化为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私设公堂”。在这样的“私设公堂”里，迫害狂们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在审讯中肆意施行逼供信和体罚、严刑。被迫害者基本权利被剥夺、受尽凌辱却有冤不能伸，有理无处诉，成了可以随意宰割的绵羊……
然而，是人就不甘做一头绵羊，有迫害就有反迫害的斗争。只不过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正义的抗争往往只好被迫采取特殊的方式罢了。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陆定一为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曾经绝食三次。
第一次绝食，是在1966年12月10日。上午，审查委员会要他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反对派”本就纯属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人而故意炮制的罪名。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东西，陆定一便拒绝交待。他看穿了他们一伙的阴谋，决不做诬陷好人、连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事情，哪怕会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也不做。
由于他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他们便给他施加种种压力，并大肆进行逼供。陆定一忍无可忍，在当天下午宣布绝食。
他未进晚餐，晚上却还被拉去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接受批斗，站了五个小时，造反派狂叫：“如此顽固不化分子，饿死100个也不要紧！”
11日起来，继续绝食，早餐和午餐未进食。下午，看守所石所长与他谈话后，他才停止绝食，用了晚餐。这次绝食进行了24小时。
隔二日，中央办公厅派三人来，要他谈自己的历史，谈了一个下午，他们对谈话做了记录。
9月27日，他将写好的这段自传送交，并向周总理写信，谈到孩子们反映的中宣部作报告揭批他的事，他写道：“这个报告既然向学生讲了，我是当事人，我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您写了信，现在再给您写这封信，要求给我看。同时，为了自己进一步检查和核对，要求将我的历次发言稿和旧中宣部的一些有关文件给我看。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请予批准为祷。”
然而，周总理也无力回天。
至此，要他交待的三个问题：（1）历史问题；（2）与严慰冰案的关系；（3）思想和工作检查，都已经做了交待。
9月26日晚，负责看守并管理他的生活的邵××却向他提出：“（1）写信给主席，只能写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检讨，别的不许写；（2）要多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别的不许管；（3）孩子们把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言读给你听，是不许可的。”
入夜，他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眠，对于这一时期自己的政治待遇，他不计较，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但令人苦恼的是无限期的软禁，无结论的审查，自己的多次交待和给中央的信却没有任何回音。最使人气愤的是，一个半月以前就向邵××提出要把他中南海原住地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要来，至今没有同意。这些东西，即使是政治犯、战犯也可以有，为什么自己这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却得不到满足。现在，邵××又提出三条，便是进一步不许他有写信、思想和谈话的自由，不许有申辩的权利。
第二天一早，他向邵××表示：“你昨天提的三条，我坚决拒绝遵守，除非你给我中央的书面通知。”
他还立即给中央写了一信，对这种非法软禁和不公正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愤慨，并提出抗议：“我在这里已被软禁将近五个月了（5月8日起），我自己要求党审查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嫌疑，至今没有人来对我说审查结果如何。这种软禁，是莫名其妙的，是非法的。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既非主谋，亦非同谋。工作中犯错误，亦用不着用软禁的办法来处理。”
他的愤慨和抗议在“文革”的狂潮恶啸中，无疑是一丝微不足道的声息。“文革”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已经被破坏殆尽；林彪逐渐取得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地位，他在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革”大会上声嘶力竭、杀气腾腾地喊道：“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打、砸、抢在全国成风。安儿胡同一号也就不得安宁了，开始接二连三地遭受红卫兵的骚扰。起初是中南海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加进了外地串连到京的红卫兵。他们一来，便将他团团围住，勒令、质问，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纸篓糊上纸做成高帽子戴在他头上；用墨汁在他衬衣背上写“黑帮头子陆定一”；认为他交待问题“不老实”，动不动使用皮带往他身上抽……他们还乱翻东西、见着好的，就顺手往兜里塞……
9月28日下午4时许，他又受到一次这样的骚扰。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仍然表示愿意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批判，改正错误，同时，“我亦恳求同主席或中央其他同志面谈一次，得到主席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指出我的错误。而且，我的眼睛很坏，写材料很不方便，见到主席时，面谈我对错误的认识，和一些事实的真相，就更方便些。”
他还在信中说：“我从事革命已40多年了，追随主席亦已20多年了。我年已六十，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我要改正。跌了跤子，我要爬起来，继续前进，争取一个较好的晚年，把我的余生，贡献给革命，跟着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直到我还有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
他再次写上那一句誓言：“不能跟着走，爬着也要跟上去。”这是陆定一在安儿胡同一号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从软禁到看守所
这是9月的最后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迎来她的17岁生日。
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上午，安儿胡同一号出现这些日子来少有的宁静，陆定一坐在书桌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所要写的交待材料都写了，26日、27日、28日连续几天分别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的信也已交看守人员转送。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相信他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使他很快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去。他早就开始读的《反杜林论》，曾因写交待材料和红卫兵的骚扰而多次中断阅读。像这样安静的时光，可以用来安静地读书，是多么难得呀！
他身边的三个孩子在张罗第二天过节的事情。母亲被捕，父亲被软禁、接受审查，几月来家中一直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现在国庆节即将来临，红卫兵正万分激动地等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第三次接见，大概不会闯进家来了，照理也总该让人过个安心的节日吧。他们这样想，并且为使父亲心情舒畅，打算把节日过得热闹些。女儿陆瑞君上街去采购节日食品，陆德和陆健两个男孩在家里忙乎。
然而，这一份宁静却十分短暂，很快被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鸣声所打破。“嘎吱——”，有车子在门口停住了。两个男孩子停住了手中的活，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大门，满脸惶惑，不知道此刻又会有什么灾难降临这个本就多难的家庭。
陆定一却丝毫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发生，他的思绪正随着一位伟大哲人在一个抽象的深邃的理性的王国里漫游。
一阵劈劈啪啪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接着从门外闯进五个穿便衣的男人。他们进了门，看见两个男孩在场，便私下使了使眼色，其中一个走到他们面前，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两个立即到门外去，有人找你们谈话。”
两个男孩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去。
这五个人望着他们出了门，便立即闯进陆定一看书的房间，将他团团围住，二话不说，一齐伸出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他揪住，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往门外拖。
陆定一愤怒地反抗着：“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们走！”他们吼道。
“走？到哪里去？”
“不许问，要你走你就得走！”
“我不走！如果是抓人，就把逮捕证拿出来。”陆定一挣扎着说。
然而，他们不容他争辩，凭着人多力大，强行将他拖出门，带到大门口，推进停在那里的车子里……
当两个男孩和街上回来的女儿被允许进入屋子时，已经不见了父亲的身影。几个房间像经过了洗劫，空荡荡的，所有的东西都被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上了锁，贴了封条，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要把父亲做怎样的处置？然而所有的问题都被拒绝告知。
孩子们的心倏地变得万分沉重，他们痛苦地想到，更深的厄运、更大的磨难将会落到父亲的身上……
陆定一被带到哪里去了呢？
起初，他还觉到车子是向西开，后来七弯八拐，且走的尽是小巷，便弄不清方向了。最后车停了，他被带下车，才看见来到了一幢三层小洋楼的前面（后来才知道，这幢小洋楼位于海军大楼的西南，是日侵华期间由日本人为德国工程师造的）。
陆定一被带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写字台、椅子，还有一张席梦思床。
陆定一问：“这是什么地方？”
“看守所。”一个男人回答。
“我犯了什么罪，还要进看守所？”
“现在你必须接受党内审查！”
陆定一更火了，质问道：“岂有此理？党内审查还进看守所？”
被问的男人噎住了，半晌答不上来。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女人出来招架。这女人身高体粗，脸盘奇大，大脸上还长着一颗醒目的黑痣。她的脸大，嗓门也大：“一是审查你，二是保护你。你别不识好歹，你知道吗，明天红卫兵大游行，完了还要闯到你家里去，会让你受不了。哼！”
果真如此，那真要感恩戴德了。
阔脸女人继续吼道：“你听着，到了这里，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吧，你原先的住宅，掘了墙，挖了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在我们手里，现在嘛，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这女人说得倒也不假。他们一家搬出中南海的增福堂后，增福堂接连四次被抄。第一次是中央戏剧学院某些人抄的，他们砸碎了所有的陈设和唱片，并卷走了细软物品。后来又来过三批人，挖地三尺，据说是为了寻找“特务电台”。接着在中宣部举办了一个“陆定一、严慰冰罪行展览”，展品是从无锡、南京、广东和北京陆、严七家亲属处运来的。这个展览会耸人听闻之处在于：造反派嫌展品太少，不足以显示陆、严的“累累罪恶”，便挖空心思“敢想敢干”，竟动用了国库，将十几只金光灿灿的大金元宝搬来，也作为“罪品”展出。如此“创举”，果然取得了“轰动效应”，招惹得全国各省市的人前来参观。一时间人头攒动，嗡嗡营营，热闹非凡，这确属“文革”才有的奇观之一。
陆定一就这样在这幢小洋楼那间屋子里住了下来，在“看守所”接受“党内审查”。一开始要他写交待材料，并派了两人在房间里看守，寸步不离。为查历史问题，先要他写自传。自传写了一月有余，好几万字，11月8日交卷，送审查委员会。
11月18日，开始对他进行无休无止地审讯。审讯的内容，先是“夫妻黑店”问题，即他在严慰冰匿名信案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接下来又要他交待莫须有的“反对派”名单、“政变行动”；再就是历史问题：加入国民党、入团、与被打成“特务分子”的弟弟陆亘一的关系，与被杀的“托派”夏采喜的关系；在1933年上海团中央机关被破坏时期他的活动，等等，等等。每次审讯以后，又留下题目，要他根据题目写交待材料。
审查期间，还要强迫劳动——筛煤渣、拣煤核。天寒地冻，雪花纷飞，年过花甲的陆定一，一大清早就被赶着起床，在露天里用脸盆从煤渣堆中盛来一盆一盆的煤渣，倒在地上，蹲下来，伸出裸露的双手，扒拉着煤渣。他睁大着不太好使的眼睛，细心地把一颗颗未烧尽的煤核拣出来，放成一个小堆。腿蹲麻了，手冻僵了，眼看花了，呼啸的朔风中，煤灰与雪花齐飞，陆定一被笼罩在尘埃雪雾里，很快就变成灰人、雪人。
时间进入12月，在“揪出来示众”的“造反”声浪中，陆定一自12月9日起被拉出去接受公开批斗。自此，参加批斗会挨斗成为他的家常便饭。这次中宣部，下回文化部，今天这个院，明天那个校。中直机关、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天安门广场……轮番开。批斗会的规模由小到大，不断升级，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乃至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园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粗略地估计，在年把时间里，经过的批斗会不下八九十次。每次都是人格遭污辱、尊严受践踏、身体遭摧残……挨斗的那一套程序领受多了便也烂熟，通常都是用车子从看守所拉至会场，在震天撼地的“把×××拉出来示众”“打倒……”“火烧……”“绞死……”的口号声中，被两个人一边一个挟住胳膊往台上拖，然后低头弯腰举手下跪，接受口诛笔伐声讨拳打脚踢鞭笞……
中国“文革”的批判台上，被造反狂热催动的人性中隐藏最深的野性兽性尽可以理直气壮地爆发；任何一个虐待狂的欲望，也尽可以在这里堂堂正正地纵情宣泄；魔鬼尽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将人格拿来耍猴，将尊严用来擦脚；卑鄙的小人亦能从中找到复仇解恨的大好时机，尽可以大施其种种奇怪的伎俩。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堂而皇之说成是最最革命的行动——“造反有理！”
当时陆定一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写到了几天里挨斗的情形：
“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以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3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着就不能行走。”……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经受的就是这一切，这一切呵……
陈伯达接手陆定一专案
“文革”期间的所谓“看守所”“审查委员会”，逐步演化为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私设公堂”。在这样的“私设公堂”里，迫害狂们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在审讯中肆意施行逼供信和体罚、严刑。被迫害者基本权利被剥夺、受尽凌辱却有冤不能伸，有理无处诉，成了可以随意宰割的绵羊……
然而，是人就不甘做一头绵羊，有迫害就有反迫害的斗争。只不过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正义的抗争往往只好被迫采取特殊的方式罢了。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陆定一为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曾经绝食三次。
第一次绝食，是在1966年12月10日。上午，审查委员会要他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反对派”本就纯属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人而故意炮制的罪名。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东西，陆定一便拒绝交待。他看穿了他们一伙的阴谋，决不做诬陷好人、连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事情，哪怕会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也不做。
由于他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他们便给他施加种种压力，并大肆进行逼供。陆定一忍无可忍，在当天下午宣布绝食。
他未进晚餐，晚上却还被拉去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接受批斗，站了五个小时，造反派狂叫：“如此顽固不化分子，饿死100个也不要紧！”
11日起来，继续绝食，早餐和午餐未进食。下午，看守所石所长与他谈话后，他才停止绝食，用了晚餐。这次绝食进行了24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