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邓子恢稳步理农业！毛泽东号召学大寨(3)
过去，邓子恢常常提醒人们：“中国小农经济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损失和打击。”“农民不比我们国家干部，指挥错了，农民受损失，自己照样有饭吃。”心系农民，直言不讳，这是邓子恢光明磊落、品格高尚之所在，也是邓子恢屡遭风霜、多有磨难之所致。
毛主席威望很高，一呼百应。在那种局势下，实际上任何人都帮不了邓子恢的忙。顿时，全国上下都在按主席的讲话精神反右倾，转思想，加速度，掀高潮。各地一批据说是“顶着右倾风暗藏下的硬骨头社”，突然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先进材料”不断上报中央。毛主席很欣赏这些材料，亲自选阅、编印《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执笔写了许多编者按语。
同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升级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果然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形势确实喜人”。早先陷蔽的左倾情绪，此时也乘机兴起。幸好被敏感的毛主席察觉，他曾建议各地党委“刹车”，但未能如愿刹住。农业合作化一旦在政治运动方式的驱动下，往往会以特有惯性继续向前滑行。
据统计，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秋，不到一年时间，我国农业合作化，即以万马奔腾之势迅猛发展。不仅完成了初级合作化，而且神奇地达到了合作化的高级阶段。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还重申以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从1953年算起，共15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只用三年就化成功了，速度之快堪称奇迹。然而，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较为普遍的是农民闹退社、散社现象，此起彼伏，各省均有，而且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浙江又一次成为闹退社的突出典型，仙居县的农民甚至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砸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领导未能把这些现象视为超速发展、违背农民利益所致，而是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并决定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方式来击退“阶级敌人和富裕中农的进攻”。
农村的大批判、大辩论，暂时制止了农民退社、散社的浪潮，又一次推动了农业社的“大发展”。农村中原有的问题被掩盖和忽视了。在农业社很不巩固，尚须做大量巩固和完善工作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紧接着又快马加鞭，迅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的改革再次登上了“新台阶”。
这些就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大争论和种种历史背景和史实。
毛泽东：“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要靠邓老”
1955年以后。邓子恢尽管屡遭错误的批判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还是心系农民、一心为党，矢志不移。农业合作化高速发展和全面实现公社化，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成为社会现实，人们已无法改变。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邓子恢只有把注意力转移到潜心研究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上，他试图以此作突破口，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做出贡献。
多年来，邓子恢一直深感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因此，他坚定地协助毛主席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但一旦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后，他又不断提醒人们：“不要为下边一片叫好声所迷惑，办社容易巩固难。”为纠正各地只顾建社、不顾巩固的偏向，他及时提出“整顿、巩固合作社”，主张勤俭办社，开展各种经营，增加收入；对社员实行按件付酬、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牲畜分户饲养，集体使用等等。
我国农业社高级化后，邓子恢强调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为理顺因高级化“一步登天”造成的经营管理混乱局势，他戴着“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继续坚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总结研究出一套“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组分片、户分块，大活集体做、小活自己干”等分工负责制，使产量和劳动质量两个制度统一起来。
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邓子恢持反对态度。当时，他患病治疗，但病中仍不忘关注农村工作，耳闻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信息，内心极为不安。病情稍有好转，他就不顾疲倦，赶赴“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先后考察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新生事物”。回京后，他心情很不平静，明确指出：“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那时，左倾思潮兴盛，到处搞“拔白旗、插红旗”，形成“批右一边倒”的局面。有的地方为放“卫星”、捞政治资本，还把几亩稻苗积为一亩，搞“堆产田”。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用电灯照明、鼓风机送风夺高产，而且大肆宣传。邓子恢对这些虚夸、造假现象，极为恼火。但当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会上义正词严地作专题发言，阐述合理密植、科学种田的道理，指出：“禾苗生长必须靠光合作用和必要的通风。过分密植，株行距过小，枝叶不通风，不透阳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相互干扰，作物反而不能正常生长，结果不能增产反而减产。”邓子恢的发言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有的说：“我最爱听邓老讲求实际的发言。”称他是最讲求实际的人。
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因天灾人祸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不断出现，举国上下都在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案。年逾花甲、患有多种疾病的邓子恢，又开始受到中央重视。1960年9、10月间，他受中央委托，率工作组先到山西、河北，后又到江苏无锡，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在无锡，他领导工作组创造性地草拟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内容有社员权利和义务；公社三级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管理权限；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按劳分配、民主制度等等，试图通过法规形式加强公社内部经营管理，解决平均主义，限制共产风和瞎指挥。回京后呈送周总理，并作了汇报。周总理喜形于色，十分赞赏邓子恢的创举，迅速转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看后也很高兴。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农村工作，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邓子恢前往出席。会上，毛主席情绪很好，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致使与会者的目光顿时转向邓子恢。随后，毛主席高度赞扬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称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是对的，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我过去同邓老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这几年（农村）犯的错误（指共产风、浮夸风），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老邓。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人民公社条例》首先是邓老倡议的，然后是总理的支持……”
这是1955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后，首次高度赞扬邓子恢，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宣布争论结束。这又一次出人意外，在党内产生巨大影响。邓子恢名声大振，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子恢未立即回北京，他直接带工作组在广东、福建农村作进一步调查研究。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召集社队干部开座谈会，鼓励人们说真话，畅所欲言，还到田头、食堂、农户访问、查看，历时45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连续两次向中央写报告，如实反映民意，大胆建议：停办食堂，基本口粮分到户；取消供给制，贯彻按劳分配；耕畜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社队规模应划小，不宜过大；自留地允许超过5%。他还要求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以利解放生产力。中央很重视邓子恢的意见，将他的两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阅研。
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邓子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讨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6日，毛主席听了邓子恢的汇报，赞成其意见，7日亲自起草《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随后，邓子恢又率调查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实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写了报告，深受毛主席赞赏。11月23日，中央在批转邓子恢报告的同时，特别指示各省、市第一书记仿效邓子恢的办法，率工作组下乡作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当时，邓老已成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榜样。
邓子恢依然不跟“风”
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解决温饱问题成了头等大事。许多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义”不满，有的自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有的推行责任田，有的干脆分田单干。这些做法，当时虽然很难被一些领导人所接受，但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深受农民欢迎。长期心系农民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精神为之振奋，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调查。他赞赏那里“五统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当面支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农村经济形势究竟如何？怎样看待包产到户责任制？当时人们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干部普遍关注的焦点。既然毛主席赞扬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农村工作要靠邓老”，于是中央党校、总后勤部、中央团校等党政军机关，都相继邀邓子恢作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农村的形势和问题，明确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认为它能够解决农村遇到的暂时困难。
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安徽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子恢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过：“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子恢表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接着，邓子恢又到中南海见毛主席，详细汇报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毛主席不赞成包产到户。邓子恢没有灰心，又再派人到安徽淮北调查。淮南、淮北两次调查的大量数据均表明：实行包产到户比上年增产增收，群众普遍满意。
事也凑巧，这一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他们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亲自写批语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短短数语，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邓子恢感到包产到户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于是决定趁热打铁。7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同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人驱车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观点，这是一次艰巨的谈话，又是谈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返回万寿路大院。
鉴于当时党内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数不少，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当有人看到邓子恢刚从中南海回来时，理所当然打听毛主席的态度。邓子恢满面笑容，兴奋地说：“主席同意试一试。”
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同意包产到户可以试一试，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邓子恢立即布置有关人员准备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推荐。有的同志心有余悸，劝邓子恢：待中央明确表态后再提。而他却毫不含糊地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死活。为个人得失而不顾群众利益，那还算是共产党员？”
8月份，北戴河天气晴朗、凉爽，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重点研究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农村问题。会上，人们对广东、安徽的包产到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决定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在这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邓子恢无疑表现得十分积极、活跃，他大力倡导包产到户，为实现“试一试”鸣锣开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测风云一样，中央工作会议的政治风云也正孕育着急剧的变化，随时都可能突变。一天，邓子恢手持包产到户的材料，满怀希望去见毛主席。他滔滔不绝地陈述支持推行包产到户的种种论点和论据。殊不知，毛主席此时已经有了新念头，原先在中南海还答应允许试一试包产到户，如今听了某几个人的进言，又不同意试一试了。邓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会变得那么快。他以为是自己的话没有说透，因此继续对毛主席做工作，试图说服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维持允许试一试的态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态度坚定，毫不松动。两人辩来辩去，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毛主席很不满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随之严厉指出：“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很自负，谈了半天，就是听不进意见，还在要求试一试。试什么！中国农民不是试了几千年了嘛”！这句反问语，威力很大，说服力很强。是啊，中国农民一家一户生产，确有几千年了，结果不好，还试什么！原先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现在心悦诚服改变态度，称赞毛主席高瞻远瞩，看得深，确实伟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组成员开会，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组再增加邓子恢同志。”邓子恢确实倔强，依然不跟“风”。他在中心组发言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民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社员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在扩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风云也在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带头批判“安徽的责任田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集体经济”。从而加剧了党内斗争的发展，形成批邓子恢一边倒的局面。
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从阶级斗争的高度继续批判邓子恢，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批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而撤销了。问题严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因此人们长期视“包产到户”为洪水猛兽，谈“户”色变。包产到户成了“单干”“资本主义”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人们讳之莫深。
丰泽园里的促膝长谈：“是翻一番，还是翻半番”
然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经营形式，却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潜隐在农村，伺机顽强表现自己，以求东山再起。邓子恢这位顽强的革命老人，虽然遭受严厉批判，失去了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仍心系农民，坚信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却化名为李建中，先后到广西玉林和桂州蹲点两年搞四清。这期间，他用保密的方式瞒着区党委领导，在农村基层暗地里搞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的实验。四个试点区的实验效果都很好，统计表明：那一年的田间管理，是合作化以来管理最及时、质量最好的一年：粮食产量，也是合作化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长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骤起，邓子恢被迫终止包产到户的试验，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接受无休止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包产到户没有错”。
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经过数十年风霜雪雨的实践和艰苦探索，我国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终于真相大白，有了公论。过去给邓子恢戴的“小脚女人”“刮单干风”“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已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误会。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几场大争论中，始终坚持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无私无畏，敢于从实际出发，长期为亿万群众利益争鸣、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为人们传诵，而且载入史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为邓子恢平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论。邓子恢离开人世已经23年了，今年8月是邓子恢延辰100周年纪念，缅怀邓老的丰功伟绩，回顾他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温他经受的风霜雨雪，我们深感他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专家，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第三节 陈永贵作客中南海全中国人民学大寨
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毛泽东说：“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绩么。”1964年似乎是颇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瞩目的事只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
陈永贵的汇报非常合乎时代精神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竟不回武汉，掉头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人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什么事差不多都知道，自然也熟悉大寨。李一清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找了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又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郊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的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后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执笔写成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的笔下，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把个人融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掩盖并转移了。大跃进失败后，农村究竟该怎么搞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击退了“单干风”“三自一包”，开始搜索他中意的典型。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工作座谈会，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前去汇报工作。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毛泽东听了，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说着就叫秘书拿过报纸来看。这时距《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已经将近一个半月，而这份报纸还在毛泽东的专列上。
毛泽东说：“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绩么。”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陈永贵识不识字呀？”
毛主席威望很高，一呼百应。在那种局势下，实际上任何人都帮不了邓子恢的忙。顿时，全国上下都在按主席的讲话精神反右倾，转思想，加速度，掀高潮。各地一批据说是“顶着右倾风暗藏下的硬骨头社”，突然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先进材料”不断上报中央。毛主席很欣赏这些材料，亲自选阅、编印《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执笔写了许多编者按语。
同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升级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果然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形势确实喜人”。早先陷蔽的左倾情绪，此时也乘机兴起。幸好被敏感的毛主席察觉，他曾建议各地党委“刹车”，但未能如愿刹住。农业合作化一旦在政治运动方式的驱动下，往往会以特有惯性继续向前滑行。
据统计，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秋，不到一年时间，我国农业合作化，即以万马奔腾之势迅猛发展。不仅完成了初级合作化，而且神奇地达到了合作化的高级阶段。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还重申以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从1953年算起，共15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只用三年就化成功了，速度之快堪称奇迹。然而，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较为普遍的是农民闹退社、散社现象，此起彼伏，各省均有，而且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浙江又一次成为闹退社的突出典型，仙居县的农民甚至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砸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领导未能把这些现象视为超速发展、违背农民利益所致，而是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并决定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方式来击退“阶级敌人和富裕中农的进攻”。
农村的大批判、大辩论，暂时制止了农民退社、散社的浪潮，又一次推动了农业社的“大发展”。农村中原有的问题被掩盖和忽视了。在农业社很不巩固，尚须做大量巩固和完善工作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紧接着又快马加鞭，迅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的改革再次登上了“新台阶”。
这些就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大争论和种种历史背景和史实。
毛泽东：“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要靠邓老”
1955年以后。邓子恢尽管屡遭错误的批判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还是心系农民、一心为党，矢志不移。农业合作化高速发展和全面实现公社化，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成为社会现实，人们已无法改变。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邓子恢只有把注意力转移到潜心研究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上，他试图以此作突破口，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做出贡献。
多年来，邓子恢一直深感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因此，他坚定地协助毛主席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但一旦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后，他又不断提醒人们：“不要为下边一片叫好声所迷惑，办社容易巩固难。”为纠正各地只顾建社、不顾巩固的偏向，他及时提出“整顿、巩固合作社”，主张勤俭办社，开展各种经营，增加收入；对社员实行按件付酬、包工包产、超产奖励；牲畜分户饲养，集体使用等等。
我国农业社高级化后，邓子恢强调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为理顺因高级化“一步登天”造成的经营管理混乱局势，他戴着“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继续坚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总结研究出一套“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组分片、户分块，大活集体做、小活自己干”等分工负责制，使产量和劳动质量两个制度统一起来。
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邓子恢持反对态度。当时，他患病治疗，但病中仍不忘关注农村工作，耳闻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信息，内心极为不安。病情稍有好转，他就不顾疲倦，赶赴“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先后考察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新生事物”。回京后，他心情很不平静，明确指出：“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那时，左倾思潮兴盛，到处搞“拔白旗、插红旗”，形成“批右一边倒”的局面。有的地方为放“卫星”、捞政治资本，还把几亩稻苗积为一亩，搞“堆产田”。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用电灯照明、鼓风机送风夺高产，而且大肆宣传。邓子恢对这些虚夸、造假现象，极为恼火。但当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会上义正词严地作专题发言，阐述合理密植、科学种田的道理，指出：“禾苗生长必须靠光合作用和必要的通风。过分密植，株行距过小，枝叶不通风，不透阳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相互干扰，作物反而不能正常生长，结果不能增产反而减产。”邓子恢的发言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有的说：“我最爱听邓老讲求实际的发言。”称他是最讲求实际的人。
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因天灾人祸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不断出现，举国上下都在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案。年逾花甲、患有多种疾病的邓子恢，又开始受到中央重视。1960年9、10月间，他受中央委托，率工作组先到山西、河北，后又到江苏无锡，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在无锡，他领导工作组创造性地草拟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内容有社员权利和义务；公社三级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管理权限；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按劳分配、民主制度等等，试图通过法规形式加强公社内部经营管理，解决平均主义，限制共产风和瞎指挥。回京后呈送周总理，并作了汇报。周总理喜形于色，十分赞赏邓子恢的创举，迅速转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看后也很高兴。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农村工作，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邓子恢前往出席。会上，毛主席情绪很好，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致使与会者的目光顿时转向邓子恢。随后，毛主席高度赞扬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称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是对的，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我过去同邓老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这几年（农村）犯的错误（指共产风、浮夸风），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老邓。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人民公社条例》首先是邓老倡议的，然后是总理的支持……”
这是1955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后，首次高度赞扬邓子恢，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宣布争论结束。这又一次出人意外，在党内产生巨大影响。邓子恢名声大振，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子恢未立即回北京，他直接带工作组在广东、福建农村作进一步调查研究。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召集社队干部开座谈会，鼓励人们说真话，畅所欲言，还到田头、食堂、农户访问、查看，历时45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连续两次向中央写报告，如实反映民意，大胆建议：停办食堂，基本口粮分到户；取消供给制，贯彻按劳分配；耕畜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社队规模应划小，不宜过大；自留地允许超过5%。他还要求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以利解放生产力。中央很重视邓子恢的意见，将他的两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阅研。
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邓子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讨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6日，毛主席听了邓子恢的汇报，赞成其意见，7日亲自起草《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随后，邓子恢又率调查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实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写了报告，深受毛主席赞赏。11月23日，中央在批转邓子恢报告的同时，特别指示各省、市第一书记仿效邓子恢的办法，率工作组下乡作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当时，邓老已成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榜样。
邓子恢依然不跟“风”
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解决温饱问题成了头等大事。许多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义”不满，有的自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有的推行责任田，有的干脆分田单干。这些做法，当时虽然很难被一些领导人所接受，但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深受农民欢迎。长期心系农民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精神为之振奋，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调查。他赞赏那里“五统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当面支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农村经济形势究竟如何？怎样看待包产到户责任制？当时人们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干部普遍关注的焦点。既然毛主席赞扬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农村工作要靠邓老”，于是中央党校、总后勤部、中央团校等党政军机关，都相继邀邓子恢作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农村的形势和问题，明确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认为它能够解决农村遇到的暂时困难。
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安徽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子恢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过：“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子恢表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接着，邓子恢又到中南海见毛主席，详细汇报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毛主席不赞成包产到户。邓子恢没有灰心，又再派人到安徽淮北调查。淮南、淮北两次调查的大量数据均表明：实行包产到户比上年增产增收，群众普遍满意。
事也凑巧，这一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他们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亲自写批语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短短数语，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邓子恢感到包产到户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于是决定趁热打铁。7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同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人驱车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观点，这是一次艰巨的谈话，又是谈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返回万寿路大院。
鉴于当时党内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数不少，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当有人看到邓子恢刚从中南海回来时，理所当然打听毛主席的态度。邓子恢满面笑容，兴奋地说：“主席同意试一试。”
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同意包产到户可以试一试，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邓子恢立即布置有关人员准备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推荐。有的同志心有余悸，劝邓子恢：待中央明确表态后再提。而他却毫不含糊地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死活。为个人得失而不顾群众利益，那还算是共产党员？”
8月份，北戴河天气晴朗、凉爽，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重点研究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农村问题。会上，人们对广东、安徽的包产到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决定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在这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邓子恢无疑表现得十分积极、活跃，他大力倡导包产到户，为实现“试一试”鸣锣开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测风云一样，中央工作会议的政治风云也正孕育着急剧的变化，随时都可能突变。一天，邓子恢手持包产到户的材料，满怀希望去见毛主席。他滔滔不绝地陈述支持推行包产到户的种种论点和论据。殊不知，毛主席此时已经有了新念头，原先在中南海还答应允许试一试包产到户，如今听了某几个人的进言，又不同意试一试了。邓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会变得那么快。他以为是自己的话没有说透，因此继续对毛主席做工作，试图说服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维持允许试一试的态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态度坚定，毫不松动。两人辩来辩去，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毛主席很不满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随之严厉指出：“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很自负，谈了半天，就是听不进意见，还在要求试一试。试什么！中国农民不是试了几千年了嘛”！这句反问语，威力很大，说服力很强。是啊，中国农民一家一户生产，确有几千年了，结果不好，还试什么！原先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现在心悦诚服改变态度，称赞毛主席高瞻远瞩，看得深，确实伟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组成员开会，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组再增加邓子恢同志。”邓子恢确实倔强，依然不跟“风”。他在中心组发言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民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社员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在扩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风云也在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带头批判“安徽的责任田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集体经济”。从而加剧了党内斗争的发展，形成批邓子恢一边倒的局面。
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从阶级斗争的高度继续批判邓子恢，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批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而撤销了。问题严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因此人们长期视“包产到户”为洪水猛兽，谈“户”色变。包产到户成了“单干”“资本主义”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人们讳之莫深。
丰泽园里的促膝长谈：“是翻一番，还是翻半番”
然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经营形式，却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潜隐在农村，伺机顽强表现自己，以求东山再起。邓子恢这位顽强的革命老人，虽然遭受严厉批判，失去了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仍心系农民，坚信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却化名为李建中，先后到广西玉林和桂州蹲点两年搞四清。这期间，他用保密的方式瞒着区党委领导，在农村基层暗地里搞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的实验。四个试点区的实验效果都很好，统计表明：那一年的田间管理，是合作化以来管理最及时、质量最好的一年：粮食产量，也是合作化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长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骤起，邓子恢被迫终止包产到户的试验，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接受无休止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包产到户没有错”。
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经过数十年风霜雪雨的实践和艰苦探索，我国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终于真相大白，有了公论。过去给邓子恢戴的“小脚女人”“刮单干风”“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已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误会。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几场大争论中，始终坚持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无私无畏，敢于从实际出发，长期为亿万群众利益争鸣、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为人们传诵，而且载入史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为邓子恢平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论。邓子恢离开人世已经23年了，今年8月是邓子恢延辰100周年纪念，缅怀邓老的丰功伟绩，回顾他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温他经受的风霜雨雪，我们深感他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专家，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第三节 陈永贵作客中南海全中国人民学大寨
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毛泽东说：“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绩么。”1964年似乎是颇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瞩目的事只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
陈永贵的汇报非常合乎时代精神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竟不回武汉，掉头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人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什么事差不多都知道，自然也熟悉大寨。李一清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找了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又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郊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的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后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执笔写成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的笔下，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把个人融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掩盖并转移了。大跃进失败后，农村究竟该怎么搞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击退了“单干风”“三自一包”，开始搜索他中意的典型。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工作座谈会，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前去汇报工作。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毛泽东听了，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说着就叫秘书拿过报纸来看。这时距《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已经将近一个半月，而这份报纸还在毛泽东的专列上。
毛泽东说：“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绩么。”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陈永贵识不识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