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和 平 篇(2)
宋子文在当天下午向蒋介石汇报了与西安方面谈判的情况。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述，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以下意见：
一、他(指蒋介石)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宋子文随之将上述答复交给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
当天晚上，周恩来会见了宋美龄。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13―414页。
周恩来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宋美龄对她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讳莫如深。在她事后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甚至不愿公开周恩来的名字，而称之为“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06页。
。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据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关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的汇报：
子、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子文)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当天下午，周恩来与宋子文进行了谈判。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6页。
就在这天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释放蒋介石回南京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参加会议的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与会的“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在与宋子文商议后，决定召集“其中态度最激烈者予以训话”。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史事探幽》上卷，第86―87页。
曾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卢广绩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说：
记得在决定送蒋回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无更多争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4页。
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尽管取得了成果，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和承诺。但是，西安方面在何时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关于这次会见时所谈的内容，周恩来和秦邦宪在12月25日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汇报说：“蒋(介石)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原注)。(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192页。
周恩来在九年之后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时，也介绍了当时会谈的一些情况。周恩来说：“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③
张国焘回忆说：“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学良)对蒋(介石)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介石)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恩来)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恩来)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陈见，团结御侮的必要。”②③《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7―338、338、338页。
张国焘还写道，周恩来“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氏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即满口答应将帮助他父子团聚。”②张国焘写道，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③。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见，促成了蒋经国的回国。
蒋经国(1910―1988)，蒋介石的长子。1925年10月，经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的推荐，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12月，15岁的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4月24日出版的汉口《人民论坛》刊登了声明全文：“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大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59页。
蒋经国的这一声明使17岁的他声名远播。他于1928年夏，经共产国际推荐，进入设在列宁格勒涅瓦河畔的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30年2月，他被接收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同年6月，蒋经国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狄纳莫电气厂当学徒工。1931年冬，他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农村，并当选为村苏维埃的副主席。
一年之后，蒋经国又被流放到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这里，他当过火车站的搬运工人。之后，又被送往阿尔泰金矿当矿工。1933年春，蒋经国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技工，后成为技师，并担任车间行政管理副主任。此后，他又被提升为一个分厂的副厂长，他还兼任着厂里办的一份《重工业报》的主编。1936年12月7日，蒋经国被批准转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蒋经国转为苏联共产党员正式党员的五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听到他父亲被扣西安的消息，蒋经国非常着急，他向国内写信，希望能与家人取得联系，并致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希望能准予回国。
经过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斡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与苏联妻子芬娜(后改名蒋方良)，以及两岁的儿子蒋孝文，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4月19日，蒋经国一家乘坐苏联轮船抵达上海，不久之后，蒋经国在杭州与蒋介石父子重逢，并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蒋经国的回国，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余波。
就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频繁谈判期间，周恩来与前来西安的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在回答斯卡特提问时指出：这次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否则内战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必乘机侵占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要求政府必须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国民党二中全会宣布赞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民主政府建立时，红色区域可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5、346页。
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取得重要成果后，周恩来、秦邦宪于12月24日晚19时30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电报首先汇报说，秦邦宪、叶剑英已到西安。电报还汇报了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的六项承诺：“(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②
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来说，12月24日的圣诞平安夜，是在希望与失望交织之中度过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高级将领对释放蒋介石一事所表现出的强烈抵触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本人感到担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西安诸人中，对昨日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面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7、307、210页。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写道：“圣诞夜转瞬至矣，是一日间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②。
就在这天晚上，当时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③据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第二天早晨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对他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309―310页。
关于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的分歧，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回忆说：“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恩来)将杨(虎城)说服。”《张学良遗稿》，第170页。
就在12月25日这天早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周恩来传(1898―1949)》，第210页。
关于这一情况，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未去，叛变者仍要求释放委员长前必得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为以此作标准，则必于11时半启行。及至10时，结果杳然，俄顷12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1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④
就在这天上午，周恩来又一次会见了蒋介石，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一、他(指蒋介石)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宋子文随之将上述答复交给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
当天晚上，周恩来会见了宋美龄。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13―414页。
周恩来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宋美龄对她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讳莫如深。在她事后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甚至不愿公开周恩来的名字，而称之为“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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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据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关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的汇报：
子、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子文)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当天下午，周恩来与宋子文进行了谈判。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6页。
就在这天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释放蒋介石回南京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参加会议的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与会的“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在与宋子文商议后，决定召集“其中态度最激烈者予以训话”。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史事探幽》上卷，第86―87页。
曾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卢广绩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说：
记得在决定送蒋回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无更多争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4页。
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尽管取得了成果，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和承诺。但是，西安方面在何时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关于这次会见时所谈的内容，周恩来和秦邦宪在12月25日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汇报说：“蒋(介石)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原注)。(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192页。
周恩来在九年之后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时，也介绍了当时会谈的一些情况。周恩来说：“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③
张国焘回忆说：“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学良)对蒋(介石)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介石)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恩来)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恩来)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陈见，团结御侮的必要。”②③《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7―338、338、338页。
张国焘还写道，周恩来“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氏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即满口答应将帮助他父子团聚。”②张国焘写道，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③。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见，促成了蒋经国的回国。
蒋经国(1910―1988)，蒋介石的长子。1925年10月，经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的推荐，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12月，15岁的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4月24日出版的汉口《人民论坛》刊登了声明全文：“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大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59页。
蒋经国的这一声明使17岁的他声名远播。他于1928年夏，经共产国际推荐，进入设在列宁格勒涅瓦河畔的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30年2月，他被接收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同年6月，蒋经国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狄纳莫电气厂当学徒工。1931年冬，他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农村，并当选为村苏维埃的副主席。
一年之后，蒋经国又被流放到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这里，他当过火车站的搬运工人。之后，又被送往阿尔泰金矿当矿工。1933年春，蒋经国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技工，后成为技师，并担任车间行政管理副主任。此后，他又被提升为一个分厂的副厂长，他还兼任着厂里办的一份《重工业报》的主编。1936年12月7日，蒋经国被批准转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蒋经国转为苏联共产党员正式党员的五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听到他父亲被扣西安的消息，蒋经国非常着急，他向国内写信，希望能与家人取得联系，并致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希望能准予回国。
经过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斡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与苏联妻子芬娜(后改名蒋方良)，以及两岁的儿子蒋孝文，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4月19日，蒋经国一家乘坐苏联轮船抵达上海，不久之后，蒋经国在杭州与蒋介石父子重逢，并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蒋经国的回国，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余波。
就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频繁谈判期间，周恩来与前来西安的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在回答斯卡特提问时指出：这次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否则内战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必乘机侵占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要求政府必须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国民党二中全会宣布赞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民主政府建立时，红色区域可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5、346页。
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取得重要成果后，周恩来、秦邦宪于12月24日晚19时30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电报首先汇报说，秦邦宪、叶剑英已到西安。电报还汇报了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的六项承诺：“(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②
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来说，12月24日的圣诞平安夜，是在希望与失望交织之中度过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高级将领对释放蒋介石一事所表现出的强烈抵触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本人感到担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西安诸人中，对昨日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面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7、307、210页。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写道：“圣诞夜转瞬至矣，是一日间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②。
就在这天晚上，当时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③据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第二天早晨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对他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309―310页。
关于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的分歧，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回忆说：“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恩来)将杨(虎城)说服。”《张学良遗稿》，第170页。
就在12月25日这天早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周恩来传(1898―1949)》，第210页。
关于这一情况，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未去，叛变者仍要求释放委员长前必得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为以此作标准，则必于11时半启行。及至10时，结果杳然，俄顷12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1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④
就在这天上午，周恩来又一次会见了蒋介石，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