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戏曲集导读

二 对封建礼教的抨击和对广大妇女的同情

　　封建礼教是封建社会束缚、迫害、摧残妇女最野蛮的手段。封建地主阶级在婚姻关系上从来都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最高准则，以此来加强和维护父权、夫权的封建伦理观，作为巩固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手段之一。

　　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传统的封建礼教不仅没有丝毫的削弱，相反大大地加强了。它不仅给那些希望追求美满婚姻的闺阁小姐带来痛苦，而且使那些被压迫、被剥削得无路可走而沦为娼妓的妇女，蒙受了更大的侮辱和蹂躏。

　　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关汉卿，对封建礼教在封建伦理掩盖下对广大妇女的摧残，在作品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

　　《拜月亭》中的王瑞兰对蒋世隆深深爱恋，但在以她父亲王尚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强大势力的干预下，精神上遭受了极其凄惋的痛苦。《拜月亭》是以蒙古军队迫近中都，金宣宗不得不暂时迁都汴梁，社会秩序极其混乱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的。当时兵荒马乱，“河南初破，被俘虏者不可胜计”，“逃者十八九”，“逃民无所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蹑也”（《元文类》卷五十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此情此景，正如元遗山在他的诗篇中所描述的：“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几家。”（《元遗山诗集》卷十《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之一）在这种社会大动乱、大逃亡之中，家人的失散是不计其数的；而青年妇女在这大逃亡之中，更是军队掠夺的对象，尤其是与家人离散后，则潜伏着更大的危险。王瑞兰在逃亡之中，与母亲被哨马冲散，可巧这时遇到了与家人失散的秀才蒋世隆，便结成患难之交，在逃亡中相互照应。听说“有儿夫的不掳掠，无家长的落便宜（吃亏）”，二人就约定，旁人“不问时权做弟兄，问着后道做夫妻”。一路上蒋世隆为王瑞兰“汤风打浪”，照顾备至。然而不料蒋世隆在途中生病，王瑞兰则为他“无明夜过药煎汤”。相依为命的逃亡生活，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在封建社会，这种自作主张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婚姻伦理观。何况蒋世隆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秀才，“穷秀才几时有发迹”？在门户不当的情况下，这种婚姻关系更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65—66 页）所以当王尚书见到女儿王瑞兰和蒋世隆在一起，就冷若冰霜地把女儿“横拖倒拽出招商舍，硬厮强扶上走马车”，逼她回家，“生扭散”她和蒋世隆的美满婚姻。封建礼教实质上就是禁锢妇女的牢狱。

　　封建礼教规定那些违背人性的戒条，其目的就在于压迫和奴役善良的妇女，不让她们越雷池一步；而妇女们不甘心这种奴役和禁锢，他们要求合乎人性的生活，要冲破这些束缚和奴役，这就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矛盾冲突。《拜月亭》中的王瑞兰、《玉镜台》中的王倩英、《四春园》中的王闰香都是这种矛盾冲突中的典型代表人物。然而，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这些人物的抗争力量是很弱小的，王瑞兰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拜月，对景伤情，在那里“先肝肠眉黛千千结”，她的心愿只有对天倾诉：“天那！这一炷香，则愿削减了俺尊亲狠切；这一炷香，则愿俺那抛闪下的男儿较些。”“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然而这只是一个年青女子追求幸福婚姻的良好愿望。在烦恼忧愁中，她只得诅咒他的父亲：“他则图今生贵，岂问咱夙世缘。连着孩儿心，只要遂他家愿。”她对自己父亲充满了怨恨：“谁无个老父，谁无个尊君，谁无个亲爷；从头儿看来都不似俺爷狠爹爹！”

　　虽然王瑞兰只知道诅咒作为封建礼教维护者和执行者的父亲，还不懂得这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问题，但是她对父亲的诅咒，表明她对封建礼教以至整个封建制度强烈的批判力量，具有反封建的精神。

　　和王瑞兰遭遇不同而特征相近的是《四春园》中王闰香对李庆安的爱情。

　　王闰香和李庆安是由双方父母指腹为婚的，后来因李家贫穷了，王闰香的父亲王半州心想，李家“当初有钱时，我便和他做亲家，他如今消乏了也，都唤他做叫化李家，我怎生与他做亲家？”于是便派人悔了这门亲事。但是王闰香对她的未婚夫李庆安却情深意切，在他父亲悔婚前，她就为李庆安做了一双鞋，她父亲悔亲后，她认为“人有且贫且富”，“今日个穷暴了也是他无奈间”，当她在花园中见到李庆安时，就对李庆安说：“我今夜晚间收拾一包袱金珠财宝，着梅香送与你，倒换过来做你的财礼钱，你可来娶我。”

　　这是多么真挚的情意，比起她那势利的父亲来，情操高尚得多了。她这样做，在封建社会也是有悖于封建礼教的。尽管《四春园》是一出公案剧，因惯贼裴炎的闯入，杀死梅香取走一包袱金珠财宝，李庆安几乎蒙冤致死，幸好钱大尹是个清官，找出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李庆安，王闰香和李庆安终于结成美满的婚姻，但王闰香的行为对封建社会那种“权衡利害”的婚姻观和封建礼教都有一定的批判力量。

　　《玉镜台》中的刘倩英，和《拜月亭》中的王瑞兰与《四春园》中的王闰香一样，都是闺阁小姐，她们都对封建礼教发起了冲击。但不同的是，《玉镜台》中的刘倩英从另一个侧面和封建礼教展开了一场抗争。刘倩英的母亲托温峤为自己的女儿说亲，这个年龄与刘倩英过分悬殊的温峤，这时“正行功名运”，“正在富贵乡”，他“帽檐相接御阶前”，“靴踪不离金阶上”，可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但遗憾的是，年事已高，独缺佳偶。他叹息：“不枉了开着金屋、空着画堂，酒醒梦觉无情况，好天良夜成疏旷，临风对月空惆怅。怎能彀可情人消受锦幄凤凰衾，把愁怀都打撇在玉枕鸳鸯帐。”（第一折[幺篇]）当他一见到年青美貌的刘倩英，便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正在这时，刘母托他为女儿说亲，他就以欺骗的手段，用玉镜台为定婚礼物，骗得了刘母的应允，娶了刘倩英。当这一不合理的婚姻强加在刘倩英身上时，便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抗。在洞房花烛之夜，她不许温峤到她跟前接近，说“若是他来时节，我抓了他那老脸皮，看他好做得人！”这是多么激烈的人生厮斗！在封建社会里，儿女婚姻都由父母决定，当事人的意志是不被重视的；一旦成婚，丈夫对妻子有着无上的权威，妻子不能违背丈夫的意志。但刘倩英将这些封建礼教观念都撇在一边，她的反抗是青年妇女为追求合理的生活，对封建强制婚姻发起的巨大冲击。

　　封建夫权思想所带来的恶果之一，是卖淫制度的产生。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卖淫制度从一产生就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庇护和利用。虽然封建社会也以虚伪的伦理道德来非难卖淫制度，然而“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嫖妓纳妾往往被人当做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而被摧残与蹂躏的妓女、侍妾却被看成伤风败俗的贱人。元代社会由于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卖淫制度也得到了恶性膨胀。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北京的妓女就有二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明代谢肇淛所说的那些“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的“私科子”（《五杂俎》）。

　　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关汉卿，他对妓女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因为不少妓女又是“乐人”，也就是杂剧演员，我们从夏庭芝记载元代妓女悲惨遭遇的《青楼集》中可以看出，注明擅长杂剧表演的妓女就有三分之一以上，作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并且“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的关汉卿，当然和勾栏瓦舍的演员有着经常的、广泛的接触，对妓女生活中的苦难遭遇和她们的觉醒与觉醒后的抗争自然就非常熟悉；她们所蒙受的种种侮辱和摧残，不能不激起这位伟大戏曲家的义愤，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正像他在散曲《骋怀》中所唱的那样：“展放征旗任谁走，庙算神谟必应口。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关汉卿正是以战斗的精神创作了《救风尘》、《谢天香》、《金线池》等一系列反映妓女问题的杰作。

　　妓女们是社会生活中处于最低层、最卑贱的一群，她们不仅要“当番承应”，做那些荒淫无耻的统治阶级的玩物，而且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统治者杀死妓女可以不偿命，如同杀死奴婢一样。妓女们甚至在服饰上也不得享受良人的权利，“不得戴笠子”，“不得穿戴金衣服”，“不得骑坐马匹”，“违者，许诸色人捉拿到官，将马匹给付拿住的人为主”。（见《元典章》）妓女们在这种重重歧视和压迫下，“那一个不碜可可道横死亡？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救风尘》第二折[幺篇]）她们为了改变这一悲惨的命运，最大的愿望，是跳出柳陌花街妓院生活的火坑，做一个良家妇女。如《救风尘》中宋引章所说的：“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儿脓（指脱离妓女生涯），做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我做鬼也风流。”

　　但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要实现这样一个起码的愿望又是谈何容易：“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妓女们一方面受着社会的歧视，另一方面她们又受到官府的压迫和管束、卜儿的压迫和剥削、嫖客的侮辱和欺凌。这里面的甘苦，赵盼儿的体会比宋引章深刻得多，阅历也比宋引章丰富得多。她何尝不想“立个妇名”，“也待嫁个客人”，但是她知道，妓女们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第一折[油葫芦]）她为了嫁个“称意”的丈夫，也曾对来过两三遭的客人赤诚相待，“不问那厮要钱”，希望建立真正的感情；可是到头来，这些花台客人反而说她是“敲镘儿”，要大钱，她终于明白了这些花台子弟们的“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只是玩弄她们的手段，都是虚情假意，“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罢手。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第二折[逍遥乐]）嫖客们给妓女生活带来的痛苦教训使她认识到：“那做丈夫的做的子弟（嫖客），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她耳闻目睹了许多同行姐妹们的不幸遭遇：“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郎，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第一折[天下乐]）当她知道同行姐妹宋引章要嫁给花台子弟周舍时，连忙坦诚地“把衷肠话劝妹妹”，她看出了周舍的所作所为“衠一味是虚脾”，“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打脚踢，打得你哭啼啼”。宋引章不听赵盼儿的忠诚劝告，嫁给周舍后一进门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受尽折磨，如果不是赵盼儿相救，几乎送掉了性命。可见嫖客对妓女的侮辱和欺凌，给妓女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官府的压迫和管束，给妓女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是深重的。她们受着官府乐探执事的管束，不得“误了官身”，随时被官府题名唤将来为老爷相公唱曲，供老爷相公玩乐。她们在官府的严厉管束下就像笼中的小鸟，是没有太多的自由的。《谢天香》中的上厅行首谢天香就将自己比做笼中的鹦鹉：“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不得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第一折[油葫芦]）她对妓女生活充满了怨恨，她怨恨掌握着她命运的官府，因她能唱会弹，多才多艺，越发摆脱不了被老爷相公们消遣玩弄的地位：“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史，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第一折[油葫芦]）尽管她对这烟花火海的生涯无比痛恨，但她又是无可奈何的。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情人、“一代文章”柳耆卿身上。她为柳耆卿精心准备了上京应考的衣服、盘缠，劝他“休为我误了功名”；她憧憬柳耆卿一旦京师阙下得了官，她可以“五花官诰，驷马香车”，做一个“夫人县君”，脱离这柳陌花街的风尘生涯。然而她本是“开封府阶下承应辈”，官府怎能容忍她“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更何况“歌妓女怎做的大臣姬妾”，“品官不得娶娼女为妻”。开封府尹钱可道，这位虚伪的封建礼教卫道者，对柳耆卿与谢天香相爱十分恼火，他希望自己的同堂故友皈依正道，在功名上用心，于是他便对谢、柳的爱情从中作梗。你看他对谢天香“好个冷脸也”，他要寻找谢天香的过失，好“扣厅责他四十”，这样谢天香“便是典刑过罪人也，使耆卿再不好往他家去”。可见作为妓女的谢天香希望脱离身陷风尘生涯的正当愿望，在官府的管束和压迫下也是不容易实现的。虽然后来谢天香和柳耆卿终于结成夫妇，但这不是妓女谢天香的胜利，而是钱可道看出了谢天香的才华和柳耆卿对谢天香的感情，“可知柳耆卿爱他哩”。他知道柳耆卿的学问不在自己之下，“这等才学，在那五言诗、八韵赋、万言策上留心，有什么都堂不做那”；而一旦柳耆卿得了官职，和他“轴头儿厮抹着”，没有“好觑谢氏”，如何向未来的新贵交代？

　　这一利害关系对于“累蒙擢用”的官场老手钱可道来说，不会不清楚的，他决不会傻到为了一个妓女而在官场中树敌。因此，他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以老谋深算的手腕摆弄着谢天香，最后将谢天香作为一份厚礼送给这位新科状元柳耆卿。关汉卿笔下谢天香的遭遇，反映了妓女生活中形形色色遭遇的一种，但她的遭遇和所有的妓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金线池》中的杜蕊娘不像谢天香那样任人摆布，有着和《救风尘》中赵盼儿相似的刚强性格和抗争精神，但她同样遭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这种压迫不单来自嫖客和官府，而且还有操持妓院营生、榨取妓女血肉钱的鸨儿。

　　“妓女之母多假母”（孙棨《北里志》）。虽然杜蕊娘的鸨儿是她亲生母亲，“我是他亲生的女，又不是买来的奴”，但鸨儿的本性并不因是亲生母亲而有丝毫改变，她仍然是寄生在杜蕊娘身上的吸血鬼。她开着妓院“这不义之门”，全凭着恶、劣、乖、毒、狠五个字迭办金银，逼迫自己的女儿“淡抹浓妆倚市门”，去从事卖笑生涯，“夜夜留人夜夜新，殷勤，顾甚的恩”，为她“积趱下金银囤”。杜蕊娘见这些嫖客多半是“那矜爷害娘、冻妻饿子、折屋卖田”的花台子弟，她怨恨自己所处的这个低微的烟花环境：“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制下的？忒低微也呵！”

　　她想“改家门”，然而“十度愿从良，长则九度不依允”，尽管她凄楚地哀求母亲：“嫁了您孩儿罢，孩儿年纪大了也！”但她的母亲鸨儿眼里看到的只是金钱，面对女儿的合理要求竟无动于衷，还叫丫头“拿镊子来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鸨儿对妓女的压榨就是要她们“老死在风尘”。

　　当杜蕊娘在生活中遇到对她一往情深的“一个好秀才”韩辅臣时，便对他倾心相待，在她那濒于绝望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新的生机：“告辞了鸣珂巷，待嫁那韩辅臣”。但韩辅臣是个穷秀才，在鸨儿眼里，“无钱的可要亲近，则除是驴生戟角瓮生根”，何况杜蕊娘想要嫁给他，鸨儿哪里肯依，“你要嫁韩辅臣这穷秀才，我偏不许你！”杜蕊娘对韩辅臣的感情是真诚的，她甚至表示“遮莫拷的我皮肉烂，炼的我骨髓枯”，也要嫁给韩辅臣。于是鸨儿祭出了封建礼教的伦理观，妄图以此来压迫杜蕊娘俯首贴耳：“我不许嫁，谁敢嫁？有你这样生忿忤逆的！”杜蕊娘针锋相对，毫不示弱：“非是我偏生忿，还是你不关亲，只着俺淡抹浓妆倚市门，积趱下金银囤。”“有一日粉消香褪，可不道老死在风尘？”这是多么有力的反驳！你一点也不关心女儿的前程，只知道赚钱，怎么反说女儿忤逆呢？鸨儿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手：“你要嫁韩辅臣，这一千年不长进的，看你打莲花落（喻乞讨为生）也！”杜蕊娘对嫁给韩辅臣的未来生活却充满了信心：“他怎肯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坚信他们是会缔造美满生活的，给了企图从经济利害上摧毁杜蕊娘决心的鸨儿以有力的反击。

　　鸨儿眼看硬软兼施对杜蕊娘毫无作用，便使出了更恶毒的一着，挑拨韩辅臣和杜蕊娘的关系：“俺想那韩秀才是个气性高的人，他见俺有些闲言闲语，必然使性出门去，俺再在女孩儿根前调拨他，等他两个不和，讪起脸来，那时另接一个富家郎，才中俺之愿也。”她千方百计赶走了韩辅臣，不久又对杜蕊娘挑拨说，韩辅臣“是烂黄虀，如今又缠上一个粉头”。这一谎言使杜蕊娘震动了，从她的阅历和经验里，很难排除花台子弟们朝秦暮楚的行为，他们为了骗取妓女的感情，“也不管设誓拈香，到处里停眠整宿，说着他瞒心的谎、昧心的咒。”（第二折[二煞]）想不到“一心看上”，“思量嫁他”，定下“枕边盟，花下约”的意中人背叛了她，怎不叫她自艾自怨：“咱本是泼贱娼优，怎嫁得你俊俏儒流！”（第二折[感皇恩]）“往常个侍衾裯，都做了付东流，这的是娼门水局下场头！”（第二折[采茶歌]）虽然韩辅臣是冤枉的，他并没有缠上别的粉头，后来经过各种曲折，使杜蕊娘消除了对他的误解，结成姻缘，但是鸨儿的力量毕竟是难以抵挡的，即使像杜蕊娘这样精明而富于反抗精神的妓女，还是中了鸨儿的圈套，几乎葬送了美满的婚姻。可见鸨儿对妓女的压迫、剥削，给妓女造成的痛苦，并不亚于官府对妓女的压迫和嫖客对妓女的欺凌。

　　妓女们的生活充满了灾难，那么婢女的生活怎样呢？她们同样遭受着压迫和欺骗。《调风月》中的燕燕，就是婢女中的代表人物。她在夫人的驱使下去服侍贵族官僚的少爷小千户。作为统治阶级的小千户，对燕燕百般支使：“等不得水温，一声要面盘；恰递与面盆，一声要手巾；却执与手巾，一声解纽门。使的人无淹润，百般支分！”（第一折[那吒令]）小千户对燕燕不怀好意，诱骗了她，许她包髻、团衫、□手巾，做“世袭千户的小夫人”。

　　燕燕捉摸不透小千户对她的许诺是真是假，“不审得话儿真”，因此她一再叮嘱小千户：“许下我的休忘了”。事实上小千户对她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又爱上了别人。当燕燕发现后，对小千户发出了指斥：“老阿者使将来伏侍你，展污了咱身起。你养着别个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儿亏负你？”

　　（第二折[江儿水]）然而身份“半良不贱”的燕燕又有什么力量来保护自己呢？她只能以怨骂来发泄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天果报，无差移，子争个来早来迟”，“但年高都是积幸好心人，早寿夭都是辜恩负德贼”。（第二折[哨遍]）这种怨骂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的遭遇，她就像灯蛾扑火，在和命运作斗争。

　　她看着灯蛾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哎！蛾儿，俺两个有比喻：见一个耍蛾儿来往向烈焰上飞腾，正撞着银灯，拦头送了性命；咱两个堪为比并，我为那包髻白身，你为这灯火清。”（第三折[紫花儿序]）而命运又是那么无情地在捉弄她，小千户怂恿夫人硬逼燕燕到一位小姐家去为他说亲。残酷的现实，使纯真的燕燕内心充满了痛苦：“说得她美甘甘枕头儿上双成，闪得我薄设设被窝儿里冷！”（第三折[尾]）她不得不进行抗争：“着几句话，破了这门亲”。她揭露了小千户对她的欺骗：“俺那厮一日一个王魁负桂英”，“俺那厮一霎儿新情”。但在那种封建社会环境里，燕燕的抗争是决定不会胜利的。当小姐与小千户结婚时，燕燕还要为小姐梳妆打扮，虽然后来，由相公夫人作主，允许燕燕做小千户的第二个夫人，但是燕燕的处境仍然是可悲的。“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燕燕那书房中伏侍处，许第二个夫人做；他须是人身人面皮，人口人言语！”（第四折[雁儿落]）燕燕并没有改变婢女的地位，很难想象叫她“软地上吃交”的小千户会对她有真正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