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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来自兄长的威胁

昭帝即位之后,霍光等辅政大臣们纷纷迁官,弹冠相庆,饱经巫蛊之祸恐吓惊骇的百官们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无不希望新帝的登基能带来祥和之运,朝廷内外也洋溢着企盼着与民休息、维新更始的气氛。或许是对未来命运的美好憧憬感动了上苍,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一种名曰“黄鹄”的大鸟降临到建章宫太液池中。据说“黄鹄”志向高远,能一举千里;而建章宫太液池是武帝时开凿的,取其“津润所及广也”之意。吉祥之鸟降临到恩泽广被之池,真是天遂人愿,于是公卿百官纷纷上寿,称颂少年皇帝的圣德。当然,昭帝也免不了要依照诸侯王、列侯、宗室地位之高下赏赐“金钱各有差”,以报答公卿们的美意。然而,在远离京城、地处北疆的兄长燕王刘旦的宫中,却是另外一番与此迥然不同的景象。

就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后不久,燕王刘旦就接到了赐诸侯王的玺书,非但不肯依制而哭,以尽臣子之道,反而产生许多疑惑:“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所谓“玺书封小”,张晏注曰:“文少则封小。”据《汉旧仪》卷上载,汉代皇帝有六玺:“以‘皇帝行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天子赐诸侯王的玺书独以二玺铃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玺书封泥的选用、封套的格式、玺印铃封的位置及其传递速度均有严格的规定。霍光多年侍奉内廷,昭帝即位后又领尚书事,自然熟悉各种玺书制作及传递的制度,况且此时赐诸侯王玺书的内容如此重要,在玺书的形式上不应该有什么差错,以免授人以柄。燕王刘旦以“玺书封小”而推断“京师疑有变”,恐怕是为了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探听朝廷消息的托词。事实也果然如此。在燕王刘旦收到玺书后不久,立即派遣心腹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人奔赴京师,名义上是询问礼仪事宜,实际上是探听武帝去世、昭帝即位的内情,以及经历这一番巨大变故之后朝廷的消息,以便为进一步采取行动预作准备。

燕王刘旦的疑惑也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西汉王朝自创建以来一直实行“豫立太子”之制。除惠帝刘盈无子可以不计外,汉王刘邦称帝后,王太子刘盈改立为皇太子;文帝即位初年,立长子刘启为皇太子;景帝前三年(前154),先立长子刘荣,后易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武帝于元狩元年(前122)立长子刘据为皇太子。“豫立太子”,除表明“所以重宗庙,不忘天下”外,也是为了断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以确保皇位的顺利承继。然而,自从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爆发,卫太子刘据自缢身亡后,直至后元二年(前87)武帝去世,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之内,一直没有再册立皇太子。此时武帝已进入垂暮之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嗣君的问题;而嗣君之位却迟迟不能确定,表明武帝在尚存的诸子之中尽管奇爱“类我”的少子,但还是存在着诸多顾虑,所以长时期没有作出最终的决断。正由于武帝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自以次第当立”的燕王刘旦,以及依仗其母有宠、又得到丞相刘屈氂、贰师将军李广利这样重臣、外戚支持的昌邑王刘髆氂,就不可避免地对皇太子之位产生觊觎之心。也正是因为在皇太子之位归属未定的情况下,燕王刘旦才敢上书请求入京宿卫,公然谋求皇太子之位,虽然遭到父皇的痛斥及削地的处分,但是夺取嗣君之位的希望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可是一封赐诸侯王的玺书击碎了刘旦多年的幻想,自然不肯从此善罢甘休,向乳臭未干的少弟俯首称臣,因此无论玺书是否符合制度,他都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

此外,更让刘旦产生疑惑的则是武帝去世前后的情况。后元二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朝贺。朝贺是在每年岁首皇帝接受诸侯百官庆贺的仪式,属于国家的重要大典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以十月为岁首,于十月朔日(初一)接受百官朝贺,是为朝贺制度之滥觞。西汉王朝建立后因之不改,诸侯王列侯常以十月朝贺。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后,朝贺则于每年正月朔日举行。朝贺时诸侯王列侯须亲身前住,不及会则需得到皇帝的特许,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有鉴于此,燕王刘旦肯定参加了后元二年春正月的朝贺,对武帝的身体状况及朝廷的动静应有所了解。因为在春正月武帝接受诸侯王的朝贺之后,紧接着就在下一个月就巡幸五柞宫,这至少可以向群臣及诸侯王表明,武帝虽然年老多病,但身体状态尚可支持巡幸途中的劳顿之苦。然而到五柞宫后不久,武帝就病重去世,在临终前始立少子刘弗陵为皇太子,而侍从武帝巡幸五柞宫的大臣主要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人,又恰好都被指定为辅政大臣。宫廷之内风云变幻如此迅烈,远在藩国的刘旦自然不可能完全得知内情,不能不产生“京师疑有变”的疑问。

刘旦的心腹寿西长、孙纵之、王孺到达京师后,立刻围绕着“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这几个疑问四处探听,可能是出于霍光等人事先防范的原因,与燕王刘旦关系较为亲密、此时又担负抚养昭帝重任的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即盖主)没有与燕王派遣的心腹相见,而王孺与执金吾郭广意交谈后,却带回了惊人的消息:郭广意声称曾“待诏五莋(柞)宫,宫中讙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执金吾秩中二千石,职掌京师治安,皇帝出巡之时,缇骑舆服导行,权重责大;待诏本指应皇帝征召而随时待命,以备咨询顾问事宜,由于“待诏”的处所不同,故又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多种名目。郭广意身为执金吾,职权所在,自应护卫武帝巡幸五柞宫,而临时又加以“待诏五柞宫”之名,显然在武帝的最后时刻一直都没有离开五柞宫。然而不知由于何种原因,郭广意虽侍从于武帝身旁,但是对武帝驾崩、遗诏立皇太子及指定辅政大臣这样重大事件却不知详情,只是在“宫中讙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之后方才知晓。这一消息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刘旦的疑虑:“上弃群臣,无言语,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郭广意也因向刘旦使者透露朝廷消息而断送了仕途前程,旋即被免除执金吾一职。

为了进一步试探朝廷的动向,刘旦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奏言:“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汉代宗庙之立自有制度。《汉书·韦玄成传》载:“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孝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2),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即宣帝父史皇孙)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可见汉代立宗庙之制,除汉初曾令各诸侯王于国都普立太上皇庙外,自高祖以降诸帝都没有实行各郡国普立之制,只是在诸帝生前所巡幸过的郡国立庙,即所谓郡国庙。而高祖十年(前197)“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自有其特殊意义。是时尚有若干异姓诸侯王国存在,令于诸侯王国都立太上皇庙当有宗汉的政治意义在内,其后再未实行于诸侯王国普立宗庙之制,恐怕这是一个主要因素。

燕王刘旦上书请求在各郡国为武帝立庙,其主旨当然是为了燕国。但是无论是在各郡国,抑或是燕国,刘旦的请求既不符合汉代立宗庙之制,而且按照“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的“《春秋》之义”,为先帝立庙只能由当今皇上决定,作为诸侯王是绝无权力为先帝立庙的。可是,封王已有三十余年,富有从政经验,而且“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的刘旦,并不是不通礼制、不懂汉立宗庙之制的昏聩之王,其上书固然隐含着向朝廷施加压力,否认昭帝即位合法性的因素在内,而请求为武帝立郡国庙的理由又是词严义正、冠冕堂皇。因此,当刘旦这一棘手的上书奏报朝廷之后,秉政的大将军霍光不愿意因此事而引起事端,更不好在昭帝刚刚登基的喜庆之日,就以昭帝的名义对皇帝的“至亲”加以申斥,所以只能“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从而婉转地否认了刘旦立庙的请求。

霍光试图以褒赐金钱与封户的方法来安抚燕王,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反而暴露出朝廷颇为软弱的态度,区区数千万钱和万余封户,与万里锦绣江山相比更是微不足道,反倒是激发了刘旦的怒气:“吾当为帝,何赐也!”于是与宗室中山哀王刘昌之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之孙刘泽等人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表明刘旦已经决心起兵夺位。然自文帝时就有“强干(指中央政权)弱支(指诸侯王国)”之议,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裁抑诸侯王国更成为朝廷的既定政策。景帝中五年(前145),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朝廷为王国置国相等主要官员。武帝时又行“推恩令”,制定“左官之律”与“附益之法”,析分诸侯王国,贬抑诸侯王国官吏,严禁朝臣交通诸侯王。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一政策实施已久,更为诸侯王国官吏所周知,如果不能得到群臣的支持,起兵之事就无从落实,于是刘长奉令宣布刘旦的饬命,以试探燕国群臣的态度:

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载,岂可谓无贤哉?寡人束带听朝三十余年,曾无闻焉。其者寡人之不及与?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挢邪防非,抚循百姓,移风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

这番语气顿挫、内藏锋机的王命,首先是要向燕国群臣表明:早在武帝在世之时,燕王就已经“亲受明诏”,可以“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不在诸侯王不得治民、与职事的限制之例。至于武帝是否有这样的“明诏”,揆之汉廷对诸侯王国既定的裁抑制度,所谓“受明诏”之事确如班固所云“诈言”无疑。然而,从执金吾郭广意口中所得到的消息已经使刘旦相信,武帝并无“遗诏”立嗣、指定辅政大臣之事;那么,刘旦宣称“亲受明诏”,则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意。况且所谓“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之事,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早在刘旦受封之时,因燕国北近匈奴,故武帝在封燕王的诰命多言及征伐匈奴之事,告诫燕王“毋乃废备”,时刻准备抗御边患,这与同日受封的齐王、广陵王的诰命中多为“人之好德,克明显光”、“祗祗兢兢,乃惠乃顺”,偏重于修身养性的谆谆教诲确有不同之处,这可能就是刘旦所云“明诏”之蓝本。其次,刘旦刻意讨好诱使燕地之土,故特意上述周初召公奭建立燕国之功,下及战国时燕昭、燕襄两王兴国安邦之勋,旨在表明燕国立国千余年,累世贤士辈出,如今并非没有贤士,只是自己不曾“及与”,或是贤士未遇机遇,而今日正是贤士显示才能的大好时机。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旦明确表示要“挢邪防非”,无疑视昭帝即位是为“邪”为“非”,自己将要“挢”要“防”,夺位之意暴露无遗;至于“厥路何由”,群臣要“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则完全是以胁迫的口吻命令群臣当庭表明态度。

当燕王之命下达之后,“群臣皆免冠谢”。由于事关重大,身为燕国群臣之首的国相、职掌武职的中尉都不敢贸然应对,经历了暂短的沉默之后,郎中成轸率先对刘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成轸的应对虽多谄媚之语,但至少可以表明部分燕国大臣对刘旦起兵夺位的支持。为了证明起兵夺位的合理性,亦是为了进一步说服群臣,刘旦说:“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刘旦试图以武力夺取皇位的计划确定之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刘旦先是与刘泽设谋,广造舆论,声称“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诛之”。使人传行各郡国,企图动摇百姓,搅乱人心。继之,刘旦派遣刘泽火速返归北方重镇、齐郡与青州刺史治所所在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约定时日,发齐郡兵与其共同起兵。刘旦则在燕国大肆招徕“奸人”,赋敛铜铁制作甲兵,数次检阅燕国车骑、材官卒,征发百姓会猎国中以讲习兵马阵势。刘旦又广为收买人心,僭效天子之制,对于追随自己起兵的郎中侍从者皆令以貂尾为冠羽、金蝉饰冠,号为侍中;而对敢于谏阻起兵之人,则无情地予以诛杀,先后有郎中韩义等十五人丧命于刀下。刘旦恩威并用,慑服了燕国群臣与国人,起兵之准备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只需约定的时日到来,即可举兵西向京城。然而,一个突发性的事变打乱了刘旦的部署。

刘泽奉刘旦之命回到临淄,准备刺杀青州刺史,征发齐郡兵,与燕国一同起兵夺位。这一图谋除了考虑到齐郡与燕国地理位置相近,可以共同举兵西向京城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刘旦企图重演想吕太后死后,齐王刘襄率先举兵西伐,在京城诸大臣与宗室趁势尽诛诸吕,迎立文帝的故事。然而,刘泽尚未开始行动,消息就被中山靖王之子瓶侯刘成知晓,于是向青州刺史隽不疑举报。隽不疑收捕刘泽下狱,并将情况上奏朝廷。大将军霍光得报后,立即以昭帝的名义派遣大鸿胪丞赶赴临淄,会同隽不疑一起审讯刘泽。会审之下,刘泽将与燕王刘旦的合谋全盘供出,随即以谋反罪被诛杀,瓶侯刘成则因告发有功,受到益封食邑的嘉奖,不过,此案之中最难处理的却是这一事件的主角、昭帝的至亲——兄长刘旦。

刘泽被捕处死事在始元元年八月,此时昭帝刚刚即位一年有余,大将军霍光执政的地位尚没有完全巩固,如果深究燕王刘旦之罪,难免要授人以柄,反而倒印证了刘旦等人传布的“少帝非武帝子”的流言,不免引起朝廷内外、宗室之间极深的嫌忌,这与新帝登极之初迫切需要稳定政局的初衷相左;但是,刘旦欲起兵夺位,依律当诛,公卿大臣也都请求严厉处置燕王,朝廷不予处置也难以服众。在这种形势下,霍光权衡利弊,以“燕王至亲”为由,用昭帝的名义下诏“弗治”。同时,霍光派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及侍御史两人同至燕国“风谕”刘旦。宗正职掌宗室事务,于是先见刘旦,“为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意在消除刘旦“我安有弟在者”的疑惑;侍御史职掌察举事宜,次见刘旦,“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这种严厉的指责,旨在“惊动以文法”;通晓经术的太中大夫公户满意最后见刘旦,博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乐雅,曰“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经过这种精心的安排以及强大的心理攻势,终于慑服了燕王刘旦,“恐惧谢罪,叩头服过。”

霍光以这种较为稳妥的方式,迅速平息了一场由昭帝兄长燕王刘旦挑起的事端,消弭了可能随时爆发的政治危机,在执政大臣们的翼护下,少年天子平安地度过了即位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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