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工委的成立及教导队的变化

1938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决定成立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1939年春，省军委派联络员小李（即王写剑）到山西省平陆县茅津渡传达省委的决定。我记得是蒙定军通知我的，王写剑后来写回忆说是他通知的我，可能是记错了。由蒙定军、胡振家和我三人组成。以蒙定军同志任书记，并分管十七师党的组织；由我分管军部、军直属部队、干训班、教导队和三十五师党的组织；胡振家同志除负责部队的上层统战工作外，一般不参加工委具体工作，但凡是有关部队的党内、党外的重大事件的决策，则必须参与商议决定。同时省委决定他的组织关系不直接由工委领导，而由省委对他单线领导。此外由中央北方局、西北特委和中央特科派到部队的崔仲远、孔叔东（即孔祥祯）、杨晓初、杨明轩、宋绮云、冯一航（即冯芾周）、何寓楚、常汉三、姚警尘等同志，除对赵寿山、孔从洲、孙蔚如等上层做统战工作外，也和三十八军工委保持着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又是彼此知道而且默契地互相配合工作的关系。

1939年11月，省委联络员小刘（即杨信）来到三十八军，向工委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和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个法宝的指示和文件。毛泽东的这些英明指示不但对于地下党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而且对赵寿山、孔从洲等上层统战人士由于发生“平江惨案”和国民党所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引起的迷惑思想和悲观情绪的澄清与转变，也及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9年12月，杨信又来到三十八军，向蒙定军和我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指示（当时军委负责人为汪锋），要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除留几个负责人做统战工作外，要把其余的地下党员全部撤回边区。蒙和我研究后认为，根据三十八军的具体情况，只撤退少数太红的、已暴露的党员回边区是必要的，但大批地撤走则是不妥当的。为此，我们和杨信以及汪锋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经过几次往返商讨，省委最后勉强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却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

这一年，梁枫回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并入党后，又派回三十八军，担任地下党组织的秘书类工作。

由于教导队的成就和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方面的注意和造谣破坏，当时确实有些大意，以致社会上有传言说“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中有茅津”。“红大、抗大、茅大一个样”等。于是国民党方面多次压迫要赵寿山解散教导队，孙蔚如也把赵寿山叫去当面质问。在此情况下，三十八军中共工委在陕西省委正确领导下，按照省委“开展四集团军的全部工作，争取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的指示，及时地做了一条“移花接木、全面开花结果”的决定。发动了赵寿山军长和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以及几乎全部西北军的上层统战工作同志和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如知名人士杜斌丞和共产党员宋绮云、冯一航、李一青、成之慎、姚警尘等，建议孙蔚如为了保存杨虎城部的实力，确保他的总司令地位，就必须抵抗蒋介石分化、瓦解、溶化、吞并杂牌部队，消灭异己的政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按照杨虎城部队的一贯传统，实行自己训练忠于孙蔚如和西北部队的干部和军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三十八军的干训班和教导队的组织和办法推广，扩大到全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出面创办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并将三十八军教导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学生大队。孙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毅然决然地于1940年在中条山娘娘庙和姚家坡，成立了第四集团军干训班，由孙任主任，由赵寿山和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任副主任，由共产党员宋绮云任国民党干训班特别党部书记长，由党员培养对象程文津任秘书。干训班除下辖由两个军教导团的军官所组成的三个军官大队和军士大队外，并在陕西、河南等地接收了约300名青年学生，于1940年3月间，以原三十八军教导队的全部班子成立了第四集团军学生大队。除大队长以孙的特务营长（雷振起）为挂名大队长，由共产党员陈云樵（无直接关系）任大队副外，第一队仍由周杰邦任队长，我任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刘侠僧同志任区队长；第二队仍由陈嘉谋同志实际上任队长，徐又彬同志任副队长（政治指导员）。两队的班长全部由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二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担任，由刘宏、赵汉鼎、赵廷仁、刘国杰、席尚儒等同志组成了学生支部。同时由贺立等同志在干训班本部组成了军官支部，总支书记由我兼任。

此前，1940年1月，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第二期学生毕业时，组织上有指示，要把教导队学生有计划、有组织地分配到三十八军两个师的各个连队去。为此，我专门找赵寿山军长整整谈了一夜。最终赵把分配计划交我拟定。赵寿山用我，一是因为我父亲的老关系，二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要用共产党的组织为他的部队服务。我与他是双重关系。胡振家向赵寿山介绍我时，除了介绍了我父亲之外，又说我是上海回来的大学生，文武双全等等，有意识地一开始就让我接近赵。赵本来就与我父亲关系较好，因此又常注意我，常听我在教导队讲课，日积月累，他对我越来越信任，关系日益密切。他把我从一个文书上士直接提拔为教导队的指导员（他女儿是特务连指导员、女婿是连长）。他要的是与他一心的共产党员，他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他知道我不会拉他的部队，挖他的墙角，因此他信任我，任用我为他培养既与共产党有关系又能忠实于他、忠实于部队的干部。我拟好名单后，把学生编成一个个互助组（组长为党员），再分配下去，互助组可以直接向赵提建议、意见、写报告。这种方式是赵与我秘密约定的。赵寿山按我拟定的名单一个个的找来谈话，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控制部队。分配名单形式上还是要经人事部门送军长办公室，然后开办公会决定。当时的人事科长陈雨皋是大革命时期入党以后脱党了的老党员，非常配合党组织。赵寿山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即便参谋长或联席会议不同意，赵可予复议也可不予复议直接定板。有时参谋长等人也提出一些人，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赵考虑人事关系，有的也做些让步，但是凡有三角记号的，赵千方百计力排众议予以安排。这样，实际上使党组织掌握了人事权，我们戏称为“三角人事权”。赵寿山非常注意与部队基层干部的关系，他经常参加学生的各种小组会，甚至一起吃饭，他是要通过这些人改造部队，使三十八军成为他绝对控制下的一支劲旅。

1940年1月下旬，我以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学生大队副队长的公开职务名义，带了20多名班长（均系原二期毕业的学生），回到陕西三原招生。在陕西省委和三原驻防部队（十七师留驻的一个营）的帮助下，开始了招生工作。我和妻子梁枫住在三原西关。2月，我的大儿子春政出生。3月下旬，招生任务完成后，张西鼎回家结婚后与我们会合，于是我们（包括一部分学生）一起回到前方。张西鼎是从抗大回到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他是1936年的老党员，是原孙蔚如任三十八军军长时教导队的学生。张曾负责过扶风党的工作，在三原时他曾任过缉查队的队长。他这次回到三十八军后，任教导队二期的区队长和军官党小组的组长。他这时与我合作很好，组织观念很强，当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他都算是比较优秀的，因此当时我很器重他。后来有了变化。

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各队和学生大队于4月正式开学。班本部和各军士队、军官队驻娘娘庙，学生大队驻姚家坡。训练方法和政治课程内容，基本与三十八军教导队相同，但在名义上有所改变。如将政治课一律改为“精神讲话”，将各种讨论会一律改称国民党施行的“生活检讨会”等，但内容不变。我们除了照样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日问题等之外，此时我还专门讲了一门课程，叫中国向何处去？就是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作为题目，宣讲毛泽东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时的政治教官有温朋久、陈雨皋、程文津等。党的活动和发展，初期均未受到大的影响。这时国民党已开始调查干训班，也派进来一些特务，其中有个国民党政治学校毕业的叫庐山真（可能是假名字），是以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来的，引起工委的注意。孙蔚如知道后，为了保护党组织，将庐山真等几个特务开除了。

1940年五六月间，发生了姚家坡事件。姚家坡是干训班学生大队的驻地，孙蔚如派来的大队长雷振起，原是孙的手枪营营长，耀县人，黄埔三期毕业的旧军官。他在学生大队里办了个合作社，到敌占区去做生意、走私，弄些东西回来卖，价格很贵，高利盘剥。学生中有一批从青训班来的，比较左，与合作社吵过几次架。而后，学生支部书记刘宏、赵廷仁、刘长举等几个党员学生带着一批人，为反对合作社的高利盘剥，违反党的纪律，公开哄砸了合作社。这一过火行为，使孙蔚如大发雷霆，认为这个事件是部队中的共产党要搞暴动，下令将刘宏等五人逮捕关押，要交军法处审判，并撤掉了周杰邦学生大队一队队长的职务。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几乎动员了第四集团军全部党的上层力量说服孙蔚如，解释这件事只是因为学生无知，受合作社盘剥而引起的违反军纪事件，并无党派政治参与。然后，动员宋绮云、赵寿山等当面向孙说情，把这批学生要回三十八军，按军法军纪处理。实际上，这批学生回到三十八军后，不但未作处理，反而分别安排重用，并且将周杰邦也升任为以后教导大队第四期的大队长。一场凶险的风波不仅被工委巧妙化解，而且转化为有利的成果。

姚家坡事件后，蒙定军通知我，为了安全起见，叫我和梁枫以及当时担任我的勤务员（党内为交通员）的吴树扬暂回边区。我便以我父亲有病为借口，向孙蔚如请假探亲。孙很快批准了，并亲自接见了我。谈话中他告诉我，他和我父亲过去关系很好，他曾在我父亲的连里当过见习排长，他要我带话向父亲问好。我们回到西安后，住在三十八军办事处。我拿着蒙定军给我的联系代号，到西大街鼓楼附近的省委交通站去联络，以便由他们把我们送入边区。但这时该站已撤回边区。我又找三十八军办事处处长杨晓初，要他设法把我们送到边区，他说短期内无法办到。于是，我们几个人只好先回到临潼乡村家中暂住，并向蒙做了汇报。7月上旬，蒙定军指示，要我们回到部队，仍到姚家坡学生大队担任党内外原有职务和工作。

与此学生大队同期间，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为了保持三十八军教导队的传统教育和抗大分校的教育基本力量，又说服了赵寿山，以三十八军教育连的名义，继续在娘娘庙附近约三里的杠树坳成立了第三期教导队。这期学生的来源主要是由青训班和三原中学、高陵中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以张西鼎任连长，朱曼青、张孝堂等同志任区队长，以教导队二期毕业的学生党员杨树青等同志为班长，以朱曼青，罗曼中（罗殿芳）为学生支部负责人，以张西鼎为军官支部负责人，并仍由我所兼任的四集团军干训班中共党总支直接领导。

1940年4月间，国民党加剧推行其“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在国民党部队内，实行所有官佐人员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否则便不能任命为军官、军佐的反动政策。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将此情况反映给省委联络员小李（王写剑）同志，转报省委，请省委作出决定。省委当即将此情况转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4日电示：“在国民党部队内的地下党，应在‘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以后改为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总方针下，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所有地下党员应一律跨党加入国民党，作为掩护（以后，在中央正式发出的‘五四指示’中，则改为‘在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8月，省委联络员小李（王写剑）来三十八军，向工委传达了这一指示。工委在部队党内传达并执行了这一指示。我和刘侠僧、徐又彬、陈嘉谋等同志，通过干训班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宋绮云（中共党员）和学生大队区分部干事刘夫洪（党员培养对象）和文书雷寒柏（雷相国，中共党员）的关系，填写了一批假表，没有经过任何手续，使工委掌握的党员有计划、有组织地，用伪造花名册和集体加入的办法，全体跨入了国民党。这些所谓“国民党员”，除了骗取党证和按月由军需处扣除每个人的党费外，从未与国民党党部发生过关系。后来，据省委联络员王写剑同志谈，中央的“五四指示”，就是根据陕西省委请示三十八军地下党员可否加入国民党的请示而对全党发出的。

从1939年起，国民党为了用偷梁换柱的毒计，溶化消灭杂牌部队，于是颁布了一条所有军官特别是带兵军官，必须具有其中央军校毕业的资格，方可任命的规定。这样，就会使杂牌部队中自己培养起来的军官干部和久经战阵的“行伍”军官，逐渐被国民党中央军校或中央军校系统的军官所代替。工委为了抵制和打破这一反动规定，经与赵寿山商议并请示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后，做了关于“镀金”政策的决定。即挑选部队中优秀坚定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大部是教导队学生）和现任的党员军官以及进步的革命军官，如：王有轩、韩增友、田荣生、贺隆基、杨荫东、王钰、王福宏、赵守杰、赵守清、袁诚生、何振萱等100余名，利用合法手续和身份，保送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本校、分校、步兵学校或其他类似的训练班去学习。以便一方面取得正规军事学校的毕业文凭，再回到部队，作为掩护，便于担任带兵军官，巩固地掌握兵权；一方面也可乘此机会提高军事素养和技术水平。实践证明，由于这一“镀金”政策的实施，对于抵制国民党偷梁换柱政策，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举行起义以及而后在我军军事训练和国防建设中，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