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文革”罹难的日子

1966年5月16日，中央在杭州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公开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林彪在会上发表了“政变经”。中央形成了“五一六”通知，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拉开了全国停课“闹革命”的序幕。8月5日，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这把火开始烧遍北京，又向全国迅速蔓延。

一　“文革”之初，饱受摧残

在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委，“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这顶帽子使得刘邦显被从郭杜蹲点处揪回省人委，开始接受批斗。开始，刘邦显还能东躲西藏，一些干部予以帮助，尽量躲避。但是，随着全国形势的混乱，人们都在被迫赶这个批斗游街的时髦，刘邦显再也无处躲避了。他是省人委第一个被批斗的。不久，付子和也被揪出。一时间，这两个当年的学友，现在又成为难友，整天被批来斗去。几乎每次批斗会，他俩场场必到。每次批斗后游街，他俩都是重点。甚至省委的批斗会上，他俩作为省委常委，也得到场“低头认罪”。

无休止的批判，接连不断的游街示众，刘邦显的身体迅速垮了。1966年底，习仲勋被“造反派”从河南揪到西安批斗。在雁塔路一所学校的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彭、高、习反党集团”成员的大会上，习仲勋、赵守一、李启明、刘邦显等多人被以“喷气式”的姿态押在两米多高的台子上，在脖子勒上一个十多斤重、上面写着“三反分子×××”的大牌字，头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年青人压得离地不足两尺，进行着残酷地折磨。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结束了，在一片“打倒”、“火烧”、“油炸”等口号声中，突然十几个年轻人冲上了台，对所有被批判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拳打脚踢。刘邦显在几个不知名者猛烈地踢打中，摔下了两米高的台子，一大摊血很快从他的口中喷出，不省人事。批斗会组织者一看，要闹出人命，马上用车把昏迷中的刘邦显快速拉到省人委卫生所抛下，正在值班的范瑞九大夫见此情景，迅速进行了抢救。处于对这场运动的反感和对刘邦显的同情，范大夫尽了最大努力，把刘邦显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第二天，范瑞九大夫拿着一张诊断意见书，送到省人委“造反派”头头那里，上面清楚地写道：肺部血管破裂，造成大出血；浸润性肺结核，活动期，属于高危传染阶段，需隔离治疗；疑似肺癌，需进一步深入检查。这个诊断意见立刻令几个“造反派”头头脑袋发麻：别的不说，仅“高危传染”四个字，就足以使他们恐惧了。在范瑞九大夫的一手操作下，刘邦显被送到秦岭山脚下的陕西省结核病院开始了隔离治疗。

同一时期，雷田颖（1957年后，雷田英正式改为此名）因是刘邦显的爱人，又是在西安一家公司进行社教运动的负责人，也被扣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这顶帽子，被批判多次，还被在西安市的闹市区带着高帽，敲着铜锣，进行游斗。

最基层的人民总是最有正义感的。在山脚下的陕西省结核病医院，当医院的一些医护人员知道了刘邦显的实际情况后，不但在医疗上给予了一定的特殊治疗，而且在具体护理上作了不同一般的安排。在时间上，尽量设法给予延长，对“造反派”的答复，总是以“还在传染期”为理由，尽量让刘邦显多休息、多恢复一段时间。当老伴雷田颖和一个在军事院校上学的儿子来看他时，刘邦显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了，言谈中，对范瑞九大夫对他的刻意掩护，对省结核病院医护人员对他的特殊治疗和护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二　坚持实事求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省人委的“造反派”头头和农林口的“造反派”又把身体相对恢复的刘邦显揪了回来。刘邦显和付子和、林茵如等被分别单个批斗，要求对上到刘少奇、邓小平下到刘澜涛、张德生、赵守一、李启明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并进一步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和现行罪行。恰在这时，陕西省委的“造反派”在钟楼贴了一张《看旧陕西省委是共产党的省委，还是国民党的省党部》的大字报，轰动了全省。这张大字报有根有据，罗列了十一名省委常委都是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的职务。严克伦、刘邦显、付子和等人榜上有名。看了这张大字报，刘邦显的几个孩子也火了，相约回家，拟对他们的父亲狠狠地批斗，同时坚决划清界限。一天，精疲力竭的刘邦显被“拼刺刀”后回到家，他们的两个儿子气冲冲地对他开始了新的批斗，要求交待入国民党的问题。刘邦显惨笑了，回身找出当年组织要求为他们掩护身份，批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文件和有关手续，并给两个孩子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和党组织的有关决定。两个儿子彻底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反问父亲，为什么不给“造反派”讲清楚。刘邦显答道：讲了，那些人胡搅蛮缠，非要逼我写这是刘少奇搞的，不是毛主席搞的。他们连普通常识都不懂。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周恩来还是国民党的军政部副部长。刘邦显又讲道：听说有几个老同志撑不住了，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写了。还有的承认自己是假党员，揭发别人一些未落实的事，还写了揭发材料。我不写，也没啥可揭发的。对有些人我有意见，但不能胡说，更不能无中生有。工作的成绩和失误，有组织结论，有档案记录，绝不能为一时的解脱而胡编冒捏。这是党性，也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人品！

三　东府逐县被批斗，群众真情亦显露

进入1967年四五月份，“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之事，已由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负责人口中予以肯定，所谓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陕西地下党是第二国民党的说法，也是这几个人定的调子。作为在关中东府、渭南地区解放前后工作了十多年的刘邦显，既被当作地下党的东府地区的代表人，又被作为民主革命时期东府革命不彻底的执行人，被渭南地区的“造反派”揪回渭南，开始了逐县巡回批斗。开始，每次批斗大会，场面很大，声势壮观，措辞激烈，上纲上线，大有不批倒批臭誓不罢休之势。刘邦显当时最疼爱的儿子刘少雄，每次都在台下，看着这种场面，心中极度愤恨，又总止不住流泪。每转到一个新会场，刘少雄就骑着自行车追到那里。但是，逐渐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头头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批斗会后，总有一些农民挤到后台，看望刘邦显。有的还给他怀里塞熟鸡蛋，让他快吃。这种情况，在渭南、在华阴、在蒲城、在大荔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刘邦显深受感动地说：广大农民群众是最能明辨是非的，是最通情达理的。

将近两个月的巡回批斗仍没完没了，可是，在江青要“文攻武卫”的鼓动下，渭南地区两派“造反派”开始了真刀真枪的武斗。对被巡游到渭北一个县的刘邦显反而顾不得接着巡回批斗了。一天晚上，一直拉着刘邦显，也总在暗地里照料刘邦显的汽车司机王师傅闯入他被关的房间说：他们打起来了，快上车，我送你回西安。就这样，当晚，刘邦显被王师傅送回省人委，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渭南巡回批斗。刘邦显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追随他的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跟在车后，在夜幕中，也踏上回西安的归途。这就是他的爱子刘少雄。

四　冒风险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实情

1967年夏秋，华夏大地，到处鸣枪响炮。全国范围的停产互斗局面，却让江青和康生、张春桥等笑得合不拢嘴。在他们眼里，这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最好标志，是促使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班子彻底垮台的最有力行动。

全国各地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都焦虑万分。刘邦显彻底坐不住了。这是干什么？是革命吗？是彻底地破坏呀！这样下去，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这样下去，只能让人民内部彻底分裂，只会使党的基本队伍和群众离心离德。接连好多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想着这个局面下去怎么得了。想到“文化大革命”大闹了一年了，只有周恩来临危支撑着局面，便决定给周总理写一封反映信，详细说明下边的实际情况和危险局面，也详细反映广大干部的悲惨实情。几天后，四张纸的反映信写好了，刘邦显亲自封上信封，交给自己在空军工程学院上学的一个儿子，让他通过最有效也最保险的方法寄给周恩来总理。这个儿子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迫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是用双挂号的形式将信寄往北京国务院。

五　五大“罪状。”

经过群众组织的内查外调，刘邦显在1967年秋被认定为“黑帮”分子，揭发批判的问题，逐步归纳到五个方面：

第一，刘邦显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这方面，无需多说明，“文革”前西北局就有这方面的意见，刘邦显由陕西省委组织了专门的批判，有现成的材料和结论。

第二，陕西地下党是所谓的“红旗党”，假共产党，是第二国民党。虽然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对这个问题口头上有过纠正，但中央从来没有过正式的书面结论。这次运动中，康生、江青等人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问题，尤其是反复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农村地富漏划等，再一次证明这仍是个大问题。而刘邦显作为地下党陕西东府的代表人物，在民主革命中右倾的做法以及在民主革命补课中的消极、反对立场，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罪行。

第三，“渭华事件”虽说中央有过历史结论，似乎刘邦显当时是正确的，但这次运动中又有新问题的提出，到底如何，需重新结论。

第四，为“范明反党集团”翻案。“范明反党集团”当时已有结论，但是，陕西省委一小撮却置之不顾，为其翻案操劳。刘邦显是准备翻案材料的最终的实际操作者。

第五，七千人大会的材料准备过程中，刘邦显实际具体操作，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五大“罪行”基本上给刘邦显定了性，但是，因刘邦显历史清白，从没有被捕过，无叛变之嫌，所以，“黑帮”这个定义似乎最为合适。

刘邦显被戴上了黑袖套，与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黑干将”的付子和一起，开始了清扫省人委新城大院的劳动改造。同时，随时接受群众组织的批斗。

1968年2月，刘邦显与付子和一块，被扫地出门，在新城大院东北角，每家给两间濒危的破房栖身。紧接着，这两个昔日的当权派又被勒令不许自己家开火做饭，必须到新城东大灶集中上灶。一次，因刘邦显的一个儿子从大灶上拿了一点盐，付子和因肥皂的事在与管教人员说话中声音大了一些，这两个此时是名副其实的患难同学又被勒令不许吃饭，双双罚站在大食堂门口，供展览，刘邦显的身边小凳上，放着儿子“偷”来的二两盐，付子和身边的小凳上摆着“多占”的几条肥皂。事情虽小，但用心恶毒。两人的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心灵遭到极大的伤害。随之而来的是，工资停发，每月只给几十元生活费，原来家中夫妻俩省吃俭用存下的4000元钱被“造反派”也没收了。

六　关押监护的三年

1968年10月，刘邦显、雷田颖夫妇先后被隔离，监管。

1969年夏秋，刘邦显的几个孩子被彻底扫地出门，赶出新城大院，先后在临时找的广济街等地的待拆的破房或即将倒塌的老式危楼中暂住。最后，落脚在盐店街一个公共厕所东边墙体裂开的门房中，安身了几年，直到刘邦显再次恢复工作。

雷田颖在1968年9月，被隔离在建国路和平巷36号原省委统战部的大院中。在这里，除了交待罪行，就是揭发别人，再就是无休止地被批斗，每天早上请示，晚上汇报，不得离开隔离地半步。刘邦显的情况，她一点不知，几个孩子的死活，也毫无消息，但是她牢记着和刘邦显分手时两人的誓言，决不胡说半个字！近两年的隔离审查结束了，她以清白之身，带着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幼子，刘少民和刘少林，被下放到渭南北边的蔺店公社红池大队，开始了农民生活。

刘邦显也在1968年的10月，正式被军管，以监护的名义，被押在建国路73号内。这里，最早是陕北军阀高桂芝的公馆。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先被押在新城黄楼东南角的屋内，后移住在这儿。这时的73号内，被隔成若干个小院落，每个小院落五间房，关押五个人，刘邦显被关在2号小院。这个小院还关着西北局、西安市等机关的原主要领导人。完全监狱式的管理方法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刘邦显被关的房内，仅有一桌一床，桌上摆着大量纸张，供交待问题。一盏电灯被直贴在近三米高的天花板，根本摸不着，长夜通明，以供随时检查。据说也是为了防止“自杀”。一进入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刮胡子用具，一律没收；裤子上的腰带，也被没收；甚至随时使用的钢笔，也得交公。不许上厕所大小便，房内发有便盆。要倒便盆，须先请示，批准后方可放行。这样做，据说是怕在厕所遇见熟人串供。房内只有《人民日报》一份，别的任何不能看。急需的生活用品，由军管人员传递。不许家属探望。如自报生病，由军管人员决定如何医治！这样苛刻的条件，远远甚过今天的监狱，监狱起码还有个放风的时间呀！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环境中，刘邦显煎熬着，他曾听到邻院赵伯平书记那高昂的骂人声，听到过不知道是哪个院落中传出的哭泣声，但更常听到的是军管人员高喉大嗓子的训斥声。在这没有任何做人尊严的地方，刘邦显整整度过了三年，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这三年，他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坚贞不屈，实事求是，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不管内查外调的来人，或是调查对象已被打倒，或是告诉他被调查人是三结合人选，他绝不看风使舵，随声附和，总是刚正不阿，从不添油加醋。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对刘澜涛、王林这样整过自己的人，也未胡说过一个字！

1971年深秋，刘邦显在新疆空军某部工作的一个儿子赶回西安看望刚被放出来的体重仅剩80多斤的刘邦显，为让父亲散心，硬拉着他到革命公园看动物，刘邦显久久凝视着一只在铁笼子中被关着的、不断转圈圈的老虎发呆。儿子问他咋了，刘邦显说：见虎生情，在建国路73号的那个笼子里，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而当时经常给父亲送东西与73号军管人员联系的刘邦显的另一个儿子刘少明记忆就更深。当年只有十六岁的刘少明几乎每一次都要遭到几个军管人员的白眼、冷遇或羞辱、训斥。至今，他仍然牢记那几个最恶劣的军管人员欺辱他的情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几个穿着军装的江青、张春桥的忠实爪牙，尽管他们也是可悲的受害者！

七　总理点名准备复出

刘邦显因历史清白，所归纳整理出的“五大罪状”，事实上站不住脚，如何定性，需由中央作结论。即使有问题，也属人民内部矛盾，所以，1971年秋他被从建国路73号放出，安排到渭北杨梧干校劳动，具体任务是养猪，人身也获得了相对自由。

老伴雷田颖从渭南蔺店赶来，新疆的儿子也赶回来，陪他游动物园、逛兴庆公园，并请他吃最喜欢的食品。闻讯赶来看刘邦显的老下级刘景春夫妻随同，刘邦显的儿子也带着刚结婚的妻子，欢欢喜喜地来到教场门吃荞面饸饹。

杨梧干校的劳动是相对轻松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精神状态得到了放松。特别是数年未见的一些老同志又相聚在一块儿，倍感亲切。刘邦显知道，这些老同志都和他一样，属尚未最后定论者。但大家相处中，仍免不了相互交谈一些每个人这几年的经历。

林彪摔死了。国家经济工作局面的困难性在中央也有人敢于谈论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抓经济工作的步伐也加速了。一次，陕西省革委会在给国务院汇报陕西经济工作上不去时，表示抓经济领域的干部多是三结合的军队同志，不懂行，要求中央能调配一些懂业务、知省情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当即指出说：陕西是老区，历来是输送干部的地方，而你们还把大批干部关着，或让他们在农村劳动，还在审查，有完没有？接着，话锋一转，直问道：那个刘邦显有什么问题？说到这儿，李先念副总理插话道：刘邦显这人我认识，他长期在陕西分管经济工作，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搞不清的。周恩来与李先念又点了五六个人，周恩来严肃地讲：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个工作执行的问题嘛。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中央没有这个结论嘛。七千人大会问题，毛主席多次讲了，当时让提意见，是中央布置的，党的组织原则允许的，陕西怎么还揪着这个不是问题的事不松手！陕西地下党的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说清了，西北局搞的那个提法是错的嘛。回到陕西后，省革委会传达了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务院负责人的有关指示；表态对陕西地方干部几个共性问题的认识、处理原则；把国务院领导点了名的几个人的名字直接提出，限期政工组作出结论，拿出使用意见。

付子和、刘邦显等人相继被安排了工作。刘邦显被正式任命为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他离开了杨梧干校，告别了还在那儿等待结论的许多老同志，到省革委会报道。当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第一次和他谈话，讲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人对他特别关照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回想到他给周总理的那封信，看到杨梧干校还有不少老同志在企盼着，建国路73号还有一些老同志在继续被关押着，他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他也牢记住了这次开始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197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