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宫闱“三案”党争白热化

“国本”之争开党争之先河，而此后的宫闱“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则使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黄昏时分，有个名叫张差的男人，手拿一根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把守宫门的内侍李鉴打伤，在前殿门前被内侍韩本用等人当场捉住，交给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等人暂行关押。次日正是端午，皇太子朱常洛将此事向万历奏明，万历命将犯人交近处法司先行审问，然后又转交刑部审理。经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得知凶犯名叫张差，蓟州人，然而此人言语颠三倒四，看上去好像疯子。经过再三审刑，张差仍语无伦次。然而“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于是“举朝惊骇”，人们很多怀疑为郑贵妃主谋。郑贵妃亲信及浙党方从哲等企图以“疯癫”定案。但众多的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东林党人、刑事主事王之寀亲至狱中调查，借散饭之机，恐吓张差：“吐实与饭，否则饿死。”这样才访得实情，原来张差确由郑贵妃内侍庞保、刘成指使，并经刑部会审定案。神宗及方从哲都包庇郑贵妃，不准追究，太子常洛也畏惧贵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这样，便只将张差、庞保、刘成处死，案子便这样了结。这就是“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病死。八月，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其中有两个姓李的选侍最得宠，称东、西李，而西李之宠又在东李之上。朱常洛当皇帝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个朱常洛恰恰是个酒色之徒，以前由于郁郁不得志，无法放纵施为，如今皇位无忧，又有美色环绕，便沉湎酒色，不知春夏。登基十多天后便卧床不起了。郑贵妃派掌管御药的太监崔文升送去一帖泻药，光宗服后，一夜之间竟腹三四十次，病情急剧恶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此时他已自知不久人世，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到八月三十一日，他连续吃了两颗由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色药丸，到了次日一早便龙驭殡天了。

于是一场风波又由两丸红药而起，红药是什么药？谁叫进献的？至于是什么药问题还不太大，不论是金丹之类的药，还是春药，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害处，关键是谁叫进献的，这就牵涉到了是否故意谋杀的大问题。因为开始进药的崔文升原为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辅方从哲引进宫中献药的，光宗是吃了崔和李进献的药后才病情加重死亡的，这二人是当然的弑君凶手，应予正法。但还需要进一步追查幕后指使之人，这幕后人无疑又是指首辅方从哲和郑贵妃，而且此案又被和五年前发生的梃击案联系在一起。争论愈演愈烈，方从哲不断申辩，并且以代拟遗诏的方式，借光宗口气夸奖并奖赐李可灼。群臣更是激烈反驳，并把方从哲历来的恶行都披露无遗，迫使方从哲无力招架。为了逃避幕后凶手之责，不得不上疏求去，回籍调理。最后由于争论的两派都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方从哲也已致仕，红丸一案才以判李可灼为流放、崔文升被发往南京安置而暂作结束。

光宗一死，又发生了移宫的案子。移宫的案子发生在光宗死后的次日，亦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二。光宗死后李选侍本该即刻离开乾清宫乾清宫内景（皇帝住地）而移居哕鸾宫（宫妃养老地）。但是，李选侍不仅没有离开，反而控制了乾清宫，挟持不通政理的皇长子朱由校自重，企图实现当皇太后的野心。当朝臣入宫哭临光宗请见皇长子时，朱由校被选侍阻于暖阁。内阁大学士刘一燝大呼：“谁敢匿新天子？”声音惊动了乾清宫内一名老太监王安。王安入宫，扶持由校出宫接受群臣礼见，并决定本月（九月）六日即皇帝位。礼见毕，由校在朝臣簇拥下住进慈庆宫。九月二日，尚书周嘉谟（东林党人）等联名上疏，请李选侍移宫。朱由校表示同意，要李选侍即移往仁寿宫。李选侍还想拖延时日，御史左光斗上疏说：“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到了九月初五，李选侍仍无移宫之意。第二天就是由校登基的日子，移宫非今天不可。移宫图东林党人杨涟与诸大臣会集在慈庆宫门外，要方从哲赶快催促。此时有太监为李选侍求情，杨涟断然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刘一燝、周嘉谟等大臣也在一旁支持杨涟，声色俱厉，振振有词的话语在宫中回荡。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宫内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终于仓猝移宫。她来不及等侍从，自己抱着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迫害熹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熹宗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得以平息。

“三案”的连续发生，给各派势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借口，各种党争的焦点，无不围绕“三案”展开。而这时围绕“三案”展开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三案”发生的当时，非东林党力量相对减弱，东林党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于是东林党人开始借机雷厉风行地整肃吏治，主张“清帝修省，而敕内外臣工，毋斗争误国”，并“推通晓兵事者”专事辽东战事，这样使天启初年一度出现了“天下欣欣望治”的局面，但为时极短。天启四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形成，“政移忠贤，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动即掣肘；杨涟二十四罪上，忠贤恨刺骨……”于是，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后来阉党又将“三案”彻底翻过去，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