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从谎报军情到“杯酒释兵权”——论宋初的几个经典谋略

　　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宋朝至祥兴二年（1279）宋朝灭亡，大宋王朝共维系了319年的时间。这在封建社会诸朝代中算是比较长的了。综观整个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完全实施《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历史阶段，无论是联金灭辽还是联蒙灭金，概莫能外，而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宋朝初建前后的谋略了。

　　@@图大业结交朋党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927-976）出身于军官世家。父亲赵弘殷为后唐的禁军留典。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出生时，家中并不富裕。19岁时，他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离家出外闯荡。他先是去投奔父亲从前的几位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

　　后汉乾祐三年（950），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后汉枢密使郭威，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士兵。第二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因战功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义子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等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凭借精良的装备和众多的兵力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畏敌如虎，毫无斗志，见形势不妙，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赵匡胤冷静地建议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北汉军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赵匡胤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石守信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基层将领，同时又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同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显德三年（956）到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先后对南唐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其后，赵匡胤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身居显位的赵匡胤，渐渐有了更高的“欲求”。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事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先后被他罗致麾下，成为他的心腹幕僚。

　　显德五年（958），周世宗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显德六年，世宗病故。幼主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无论是殿前司系统，还是侍卫司系统，首脑人物几乎全是赵匡胤的亲信。就这样，文有干臣，武有悍将，外握兵符，内拥禁军，已经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止赵匡胤率意行事了。

　　@@谋兵变谎报军情

　　显德六年，年仅7岁的柴宗训继位。其时，赵匡胤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此前不久，赵匡胤最惧怕的后周宰相王朴已经去世。因而，赵匡胤荣登大宝的道路已没有任何障碍，只是时机问题了。

　　辽武士复原图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之时，突然接到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在征得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小皇帝命赵匡胤率禁军迎敌。联兵进犯的消息是否准确，即当时是否真的有联军进犯呢？后周显德七年农历正月初一辽与北汉联合进攻后周的史实，对辽与北汉来说应是件大事，理应在《辽史》上有所记载，但《辽史》上却只字未提。至于《宋史》记载也只是说“赵匡胤做皇帝后，辽与北汉军队一同逃遁”。又有人说，辽与北汉的撤兵是因为他们听说中原有“黄武圣主”登极，不敢贸然触犯天国。这些记载很显然是赵匡胤做皇上后一些御用文人为赵匡胤编造的。辽与北汉“入侵”的消息来自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此二处都是赵匡胤跟随柴荣北征辽时攻克的地方。后来周世宗患病，决定返回京城，由赵匡胤护卫。而后后周兵士又攻克二关即益津关和瓦桥关。瓦桥关后改为雄州，由韩令坤镇守。益津关改为霸州，由陈思让镇守。韩令坤与赵匡胤是亲密朋友，镇、定二州与雄、霸二州相距很近，因而很可能是韩令坤受赵匡胤的指使而制造了辽与北汉入侵的谣言。实际上，很可能根本没有镇、定二州的警报，此事完全是赵匡胤为了实现夺权所用的一个谋略。因为在当时，对朝中乃至全国百姓，最有威慑力的莫过于外族入侵了。而且赵匡胤又可以借此机会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朝廷上显示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更有助于他实施自己的计划。再者，当时后周王朝在京城开封有着深厚的基础，若想动摇其统治，利用北伐辽的名义是最好不过了。借用北伐，一方面可以集结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京城之外选择一个自己认为理想的地方，摆脱朝廷的约束，从容地实现自己被拥立的愿望。一旦拥立不成，也还有个很大的回旋余地。

　　正月初二，后周军政要臣、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按计划率兵出城迎击辽和北汉联军的入侵。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

　　部队刚刚驻定，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指着西面的太阳叫道：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了“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人心活动起来。当晚，赵匡胤的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开封，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

　　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陈桥驿行营的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没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黄袍的黄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一齐跪拜，高呼“万岁”。赵匡胤假作无法推辞，只能接受拥戴。随后他宣布军纪，并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后周少主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的“禅位制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赵匡胤便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太祖。

　　@@除隐患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朝代更替频繁、“皇帝”多如牛毛，根本原因在于臣属权力过重，特别是那些封疆大吏和重兵首领，他们倚仗着手中的兵权及财权对皇帝进行要挟，进而取而代之。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皇帝不能收拢前朝重臣的人心。为确保江山永固，赵匡胤君臣对外藩内臣实施了一系列政策。

　　此时，后周旧臣有的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面对这种局势，赵匡胤和谋臣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此，赵匡胤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旧相范质继任。当时，范质在听到陈桥兵变的消息时，曾抓着王溥的手说：“匆忙派赵匡胤出征，我们太糊涂了！”边说边用力握，指甲竟戳入王溥的肉中，几乎流出血来，足见其恨意之深。在举行禅位大典时，范质也是在士兵“举”刃胁迫下才带领后周群臣跪拜的。尽管如此，直到乾德二年（964）二月，赵匡胤才将其罢为太子太傅，同年九月，范质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成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应归功于赵匡胤的优待笼络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凭谋略开启了有宋一朝，也凭谋略巩固了大宋的基础。

　　杯酒释兵权图首先是对于那些与自己一同出生入死的武将们，赵匡胤既不愿意把他们杀掉，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身边。谁知道哪天重演“陈桥兵变”呢？于是他就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一日晚朝后，赵匡胤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赵匡胤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

　　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

　　一听这话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二心？”

　　赵匡胤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

　　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指一条路。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呢？再在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地过完这一辈子多好！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该有多好！”

　　石守信等人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北宋·更戍图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节度使。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赵匡胤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从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其次，赵匡胤接着又做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决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全国范围内都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赵匡胤逐步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匡胤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乾德元年（963），赵匡胤又订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首先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965），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三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赵匡胤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后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将请愿者赶走。其次，赵匡胤还创立了一套监察制度，即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但通判监察地方长官对其正确动用权力也颇有震慑作用。

　　最后，收缴财权，宰相站议。行权利力集中到中央后，赵匡胤又对地方财政确立了新的统治政策——“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宋朝军官腰牌乾德二年（964），赵匡胤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中央政府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在调整和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同时，赵匡胤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赵匡胤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但为了突出皇帝的权威，赵匡胤废除了宰相与皇帝议事时均“坐而论道”的制度，自此，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降低了。

　　@@拔贤才科举取士

　　赵匡胤非常清楚武装夺取江山的深刻内涵，因而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但为了大宋权利的持续，并形成一个“文人治国”的传统，还须从根本上抓起，这就要树立“重文”的风习。赵匡胤首先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隋唐门阀制度谨严，科举考试之门敞向世家大族，平民百姓很多被排除在外。宋朝建立之初，即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为了收揽文权，使读书人感激皇恩，开宝六年（973）三月，赵匡胤在讲武殿亲自复试举人，选出进士26人、诸科101人。他说：“以往得中科举者，多为官世家所占，一般平民子弟不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如今，朕亲临殿试，以求公正无私。”此后，皇帝亲自复试的殿试制度成为一种基本制度。到了开宝八年（975），科举考试出现了省试、殿试的分工。省试的第一名为省元，而殿试的第一名则为状元。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在解试、省试之后，由皇帝亲自殿试复试，再决定取舍等第的殿试（亦称“御试”）制度。

　　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大多是武盛文衰，往往形成积弊，遗患无穷。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位之初，他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宿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还派人送去美酒和蔬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宋朝统治集团。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应该切实发挥这些文臣的作用。很快，随着赵匡胤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而且自己也在赵匡胤的劝告和鼓励之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尽管赵匡胤的重文政策在以后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赵匡胤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北宋东京瓮城图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宋王朝一方面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从而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通过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使得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得到了极大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