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兔寄明月

一、兔与政治斗争

小小的兔，竟然能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这样的国之大事有关，这真是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是由于人对兔熟悉。兔的灵活使人们联想到斗争中的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快速的反应，兔又是人们捕猎的对象，在围场上的追逐与规避又与政治舞台、沙场战地的某些情形类似。此外，还有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恰好与兔有些关系，人们认为有些兔神灵与战争有关，这样，便有了兔与政治、军事的瓜葛。

（一）“狡兔与走狗效应”

在人们的狩猎活动中，狗常常是人的助手，而与兔成为矛盾的双方。二者虽然对立，但猎狗的价值要通过捕兔来实现。古人见惯了猎狗捕兔的现象，创造出了以猎狗与兔的关系来比喻政治斗争情势的名言。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完成了灭吴的大业，范蠡决定功成身退，并且写信给文种，劝他也离越王而去，以避杀身之祸。信中写道：“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里用了“狡兔与走狗”的比喻，说狡兔死了，捕兔的走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只剩下了被杀掉烹吃的价值。提醒文种吴国这只狡兔已经死灭，帮助越王捕捉狡兔的猎狗――范蠡、文种不再有“捕兔”的作用了，于是就有被越王除掉的危险。文种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结果被越王逼迫伏剑自杀。

西汉时期的韩信也说过与范蠡类似的话。《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助刘邦破西楚，项羽死后，刘邦猜疑韩信要谋反，擒拿了韩信，韩信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是发牢骚的话，说天下已定，我就该烹了。把自己比做刘邦的良狗。

从春秋晚期到西汉初，都有“狡兔与走狗”的比喻，看来这是其间数百年中一种流行的说法，为政治斗争中的人们熟知。君王杀戮功臣的事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有发生，大抵当强敌已被消灭，功臣已经不再具有克敌制胜的价值，而又功高盖主，拥有兵权，具有谋反的实力，这时候，君王就要采取断然措施，措施之一便是杀死一批功臣。于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场面反复出现。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功臣在强敌消灭之后，人人自危，有的采取范蠡的办法，功成身退。有的欲退不能，仍不免被杀。还有的因已被猜忌，索性真的谋反、篡位。这些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或者说规律。为了避免被“烹”，不同的历史人物采取了各种对策，历史的发展因此更显得一波三折，复杂多变。

东晋时期，掌握重兵的桓温在灭掉成汉国，收复蜀地之后，引起东晋朝廷的猜疑，公元369年，桓温率兵北伐，攻打前燕，东晋朝廷采取了阻止北伐的措施。促使桓温军事上的失利。桓温确也有野心，他怕消耗实力太多，也怕灭掉前燕以后朝廷会派出大量州郡官使东晋王朝实力增强，对自己不利，所以进军缓慢，失去了灭燕的良机。354年，桓温率兵攻打前秦，只打到长安附近，也是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出现，或者至少是为了不在灭前秦之后，让朝廷派来官员坐镇关中，使朝廷势力变得比自己更强，因此而犹豫不进，失去了灭前秦的机会。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章武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即上“出师表”）“遂行，屯于沔阳”。裴松之注：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注中所述诸葛亮守阳平一事，当为《三国演义》中“空城计”之所本。后边提出的疑问也很有道理：即使确有阳平交兵事，司马懿有二十万大军，又知道诸葛亮兵少力弱，就算疑心有埋伏，也不该就撤走。

如果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次事件，促使司马懿退兵的原因可能又要归结为“狡兔与走狗”的“效应”了。

诸葛亮与司马懿是矛盾的双方。诸葛亮这个劲敌的存在，是魏主重用司马懿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了诸葛亮，司马懿也难保不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当时司马氏尚未掌握魏国的最高权力，被除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司马懿要安全地存在，就需要保证自己对立面诸葛亮的存在，唯其如此，自己才有存在的价值。

司马懿有野心又有私心。看出诸葛亮用的是“空城计”，也要装成疑虑重重，怕中埋伏的样子。放过战胜诸葛亮的机会，率军队撤走，保存了诸葛亮，也就保存了自己。

诸葛亮也该明白：司马懿能够识破自己的计谋，但同时也知道，司马懿又不敢说破这“空城计”，不会攻进城来，因为自己的安危也关系到司马懿的安危。司马懿会选择保全他自己的做法。正因为如此，诸葛亮选择了这条险计：司马懿能识破却又要装作不能识破的计策。

在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多次上演过这样一种剧目：放过自己的主要对手，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这种做法当然不是以国事为重，不是出以公心。但对于保存自己却常常是有效的。让狡兔活着，猎狗也不至于被烹，这样做的人常常是有权势有谋略的野心家。自己得以保存，日后有的兴风作浪，有的夺权篡位。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但并非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导致积极的结果。

（二）上官桀的未遂政变

西汉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大将军霍光和左将军上官桀受武帝遗诏辅政。霍光和上官桀本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在禁中抚养昭帝，私生活不检点，与丁外人私通。上官桀父子想为丁外人求封，来讨好盖长公主。霍光没有答应，又为丁外人求光禄大夫的官职，再次被霍光拒绝。于是盖长公主和上官桀父子都与霍光结怨。

上官安的女儿即霍光的外孙女是昭帝的皇后，初立为皇后时年仅六岁。上官安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封桑乐侯，迁车骑将军。上官桀父子都是将军，与霍光争权。昭帝的哥哥燕王旦因自己没有被立为君，心怀怨恨。御史大夫桑弘羊也对霍光有怨，于是上官父子、盖长公主、桑弘羊与燕王旦通谋，指派了一个人声称是燕王旦派来的使者，向昭帝上书，诬告霍光，但昭帝认为霍光是忠臣，并说如有人再敢毁谤霍光，就要依法治罪。此后更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桀父子。上官桀父子便与盖长公主结党，密谋让盖长公主请霍光饮酒，想伏兵杀死霍光，废掉昭帝，迎燕王旦进京为皇帝。另一种记载见于《汉书?外戚列传》，说上官桀等人是想诱燕王旦进京诛之，立上官桀为皇帝。当时有人问：“那皇后该怎么办呢？”因为皇后是上官桀的孙女上官安的女儿，所以如何处置皇后确是一个难题。上官安的回答是：

逐麋之狗，当顾兔邪？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

意思是说，追捕麋鹿的狗，用不着去管兔子。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顾及皇后而耽误了夺取帝位的大事。而且皇后虽被认为是尊贵的，可是一旦皇帝另有所爱，想当个普通女人也办不到了。然而夺权却是百世难逢的机会，不能错过。

把政权比为鹿是常见的比喻，如“秦失其鹿”、“中原逐鹿”等等。把自己的女儿比做无足轻重、可以舍弃的兔子，却只见于上官安的这段话。

事情的结局是，小皇后没有成为被舍弃的兔子。上官桀等人阴谋败露，霍光把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全部诛杀。燕王旦和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上官安的宗族已灭，而皇后虽是上官安之女，却年少，没有参与阴谋，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没有被废。

《淮南子?说林训》中，有“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一语。意思也是不能因小失大。但所说的逐鹿者、决千金之货者都是指人。上官安的话里说的却是“逐麋之狗”，这个狗又是指自己一伙，直接把自己一伙喻为狗，更显出其夺权心切、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卑劣嘴脸。

其实，在古代政治斗争的舞台上，采取上官安的态度与做法者并不罕见，如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了取得天下，也曾置老父、子女的安危于不顾，可以说是对于“逐麋之狗，当顾兔邪？”这类问题的回答。

反之，如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顾兔而失鹿，难免失败，也得不到人们的好评。《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记载，建安五年，曹操征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袭击曹军后路，袁绍说儿子正在生病，没有同意，田丰气得举杖击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袁绍只念及亲子，不顾及战局，这也是他在无情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失败的一个原因。

（三）兔死狐悲

一般认为，“兔死狐悲”是比喻因同类的死而悲伤。实际上，这里的“同类”是大的“同类”，不是细类。兔与狐是相近的两类，“兔死狐悲”是说，本来不是同类的兔与狐之间，一方死了，另一方尚且悲伤。更不必说真正的同类了。为什么不说“兔死兔悲”或“狐死狐悲”呢？因为“兔死狐悲”已经说明，真正的同类死去，自然会有更深的悲伤。这样理解，“兔死狐悲”的含义就更深一些。

在政治斗争中，明白了“兔死狐悲”的道理，就需要争取友军，避免自己一方孤立。这样的友军并不是真正的同类，并不是自己人，但是能争取的一定要争取，能利用、借用的力量一定不要放弃。

《宋史?叛臣传?李全》记载：宝庆三年二月，原反金起义军首领杨四娘子在面临夏全的大军威胁的情况下，派人到夏全的军中说：“将军非山东归附耶？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愿将军垂盼。”杨四娘子和她的丈夫李全起于山东，夏全原本也是山东的起义者，后归附了朝廷。在此时，对于杨四娘子来说，夏全军已是敌军，当时传说李全已死，杨四娘子势单力孤，才去争取夏全这支敌军，讲了狐死兔泣，李氏（李全、杨四娘子这一支力量）灭，夏全的力量也难以保存的利害关系。夏全答应了杨四娘子的请求，杨氏盛饰出迎夏全，说：“人传三哥（李全）已死，我一个女人家怎么能自立，就应当扶事太尉（夏全），我这里的一切都归太尉了，请收下。”夏全心动，于是置酒，很欢愉地畅饮，就寝如归，转仇为好。杨氏利用了夏全，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杨四娘子所说的“狐死兔泣”与“兔死狐悲”的意思相同。当时敌对的两支力量，很难算是真正的“同类”，但夏全也出身于义军，与杨四娘子、李全等也可以说“本是同根生”，杨四娘子抓住这一点，转仇为好，让夏全为自己出力，结果夏全兵败，狼狈归金。杨氏与夏全的联合是暂时的，是杨氏利用了夏全。

当时的杨四娘子和李全也已经不反抗金朝，只图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们的势力并不代表正义的力量。杨四娘子利用夏全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其谋略是很成功的，“狐死兔泣”的比喻也打动了夏全，只可惜这个成功缺乏积极的意义。

（四）反寇与畜菟

西汉文帝时，匈奴力量强盛，经常侵犯汉的边境，贾谊曾经多次上疏陈政事，他认为匈奴是一大祸患，而西汉朝廷对匈奴一再忍让姑息。匈奴的人口，不过相当于汉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是很不正常的。如今“不搏反寇，而搏畜菟”，不图大患的做法是很令人伤心的。

匈奴被称为天之骄子，是强大的敌人。畜菟是弱小力量的代表。贾谊在他的政论中将兔与反寇相比，意在说明匈奴的巨大的威胁性，不去与反寇抗争而去与弱小无力的兔子相搏，猎到了兔子却丧失了领土、金钱和尊严，这不是最可悲的因小失大吗？

汉武帝在位期间，汉军击败了匈奴，而武帝的游猎规模也相当大，可以说是既搏反寇，又搏畜菟了。

（五）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记载：

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故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冯谖为孟尝君创造了三个可以安身的处所，孟尝君得到了三重保险，所以“无纤介之祸”。后来，人们常用“狡兔三窟”来比喻政治斗争中明智者有多处安身之所或多种安身之计。今天，这个成语含有贬义，一般用来比喻狡猾的敌人、对手，而不用于自己一方。不过，在实际斗争中，人们一般还是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争取较多的出路或退路。

“狡兔三窟”，是一种防守的策略，至于进攻之前采取这种策略，是由于考虑到斗争的复杂、形势的多变。当然，“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往无前而取得胜利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斗争不仅仅是斗智，而且也要斗勇。如果只求多几处藏身之地而没有进攻的意识和相应的策略，其结果或者如冯谖所说：“仅得免其死耳”，或者仍不免被敌人击败，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兔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还有一些别的比喻或事例，如上文讲到的以狐兔来比喻弱小或无能的对手，还有唐代李隆基因猎兔而遇到了王琚，听从王琚的意见消灭了政治对手韦氏等等。产生这种种联系的原因，除了我们谈到过的人对兔的熟悉以及由兔产生的联想之外，也有的纯出于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