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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歌:历史的足音

  沉默中,人人都在思考。

  当会议正在冷场的时候,一位个儿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了。

  1935年7月17日,聂耳因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竟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又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丰泽园里,传出了响亮的歌声。

  新政协征选国歌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个分队,各自以十行横队和十行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又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多少人为它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啊!

  国歌,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的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

  当然,创作成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不容易的。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的国歌之前往往把一首得到众人认可、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当做国歌,如苏联在建国之初,就以著名的《国际歌》当做国歌。

  那么,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众人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

  为什么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上,要演奏这支国歌呢?

  的确,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同时,这支国歌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发出了征集国歌的启事。随后不久,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694首。

  这些歌词歌谱中,有筹备会委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新政协筹备工作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

  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理想,没有一首让人满意的。

  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比较困难的。那怎么办呢?

  商议的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那么,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大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跑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热烈讨论的场面,没人发言。

  沉默中,人人都在思考。

  提什么建议呢?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乃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歌,有一支什么样的歌曲能代表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画家为选国歌出妙策

  当会议正在冷场的时候,一位个儿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了。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这人就是徐悲鸿。

  徐悲鸿是被聘到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专家。

  没有人料到,是这位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选定提出了一个最终被众人接受的好建议。

  就在当天,徐悲鸿在去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对夫人廖静文说:

  “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廖静文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好吧?”

  徐悲鸿解释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微笑着对年轻的妻子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这是对敌人斗争的胜利标志,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而惭愧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音乐家的绝唱成了国歌

  被大画家徐悲鸿提名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30年代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所创作的主题歌。

  30年代的上海,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地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时他才19岁,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音乐天才,起初他加入了“明月歌舞团”当一名小提琴手,他对当时团里的演出方向不满,因为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

  聂耳感到苦闷,想寻找中国共产党。正在这时,田汉找他作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聂耳虽然年轻,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28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离开家乡,闯荡江湖。为响应党的兵运工作的号召,他在旧军队里当过一阵子大兵。在广东,还进过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他热爱音乐,迫切地想掌握音乐技巧和作曲,并想知道怎样运用音乐武器为革命事业多做点工作。

  田汉就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的任务和聂耳谈了许多。他们一见便成知己。以后,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和安娥、任光、张曙等同志一起工作。由于他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发出了更大的光辉。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充分展示了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才华。

  在《扬子江暴风雨》演出中,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帝国主义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镇压,田汉的儿子田中扮演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入黄浦江中,并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在全剧的高潮中,观众群情激昂,都站了起来,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田中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他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脸上。他哪里是在演戏啊!他是以全部生命和全部热血,投入了抗日的斗争!

  聂耳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天才,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他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喜爱和广为传唱的歌曲,而绝大部分是和田汉合作的,如电影《母性之光》的《开矿歌》、电影《桃李劫》里的《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梅娘曲》等,这些歌至今还广泛流传。他无愧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写一个电影剧本《风云儿女》,是写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场的故事。稿子共写了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的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公司。

  歌词唱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台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的剧目后回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台本由夏衍同志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是由夏衍和孙师毅同志从烟纸上仔细地抄了下来。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处首先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以后很快完成了。这是他和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这支雄伟的战歌,也就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影响国内外,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在“左联”的党组织受到破坏,田汉和阳翰笙同志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通过党的关系离开上海赴日本。

  但是谁能想到仅在三个月以后,即1935年7月17日,聂耳因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竟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中国人民的一代音乐天才,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从此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成了聂耳的绝唱。他的灵魂和生命似乎全部融化在这首曲中了。

  当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这个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写了一首挽诗以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的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永远地飞走了。但他和田汉共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他短暂的人生中最后的一篇杰作。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到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走上抗日的前线。

  在中华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在评价《义勇军进行曲》时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爱泼斯坦的感觉是非常确切的。

  丰泽园里定国歌

  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刚说出自己的建议,周恩来则马上予以响应。周恩来发言说:

  “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于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的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言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接着,大家纷纷发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在会议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上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但是,对歌词是否要作改动,意见仍未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研究决定。

  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又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但歌词是否修改,没有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18人。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其他人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完全赞成采用原来的歌词。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响亮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徐悲鸿笑了。

  田汉乐了。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如果聂耳在天之灵有知,也会为之欢呼狂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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