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第一节 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登上党的领导岗位

@@@一、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与王明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王明只是以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为什么时隔不久，到1931年3月，就能进入中央政治局，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提拔重用。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米夫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2月，米夫受联共（布）中央委托率领宣传工作组访问中国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王明任翻译陪同参观。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在学生中宣传托派观点被免职，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3月，米夫任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共六大以后，王明曾和米夫一起，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了分歧。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在米夫安排下，会议选出新政治局委员共16人，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工作由王明负责，四中全会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忠实”的口号。王明于1931年10月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由博古等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因白区工作条件日益困难，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因临时中央执行的仍是王明下达的指示，所以执行的仍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二、王明路线实质是国际路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过三次全会，1931年3月至4月第十一次全会，1932年8月至9月第十二次全会，1933年11月至12月第十三次全会，这三次会议期间，是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和政策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也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给党造成极大损失的阶段。

(1）在革命形势和任务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时期，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使整个殖民地世界日趋革命化”。为此，中共中央派干部到苏区去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在赣南会议（1931年11月）和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排挤毛泽东的领导，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号召各国共产党采取积极进攻路线，中国党的文件便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危机已经成熟，目前革命与反革命决死斗争中的中心特点是执行坚决进攻的路线。

(2）在阶级关系问题上，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矛盾上升，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共产国际没有重视这种变化，第十二次全会仍规定中国党“采用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把要求抗日的中间阶级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种关门主义做法使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大好形势丧失殆尽。

(3）在反党内主要倾向问题上，中国党秉承共产国际旨意，一再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危险过去是主要危险，在世界革命运动现阶段仍然是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右倾现象，”继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后，1933年1月博古进入苏区后，又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批判邓、毛、谢、古的斗争。进一步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使一系列“左”倾政策在苏区得以进一步贯彻。

(4）在土地政策上，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1931年8月）中，关于土地政策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方针。1931年11月由中央代表团主持的以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富农路线”、“严重右倾”，在通过的土地法上照抄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

(5）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律，特别是不了解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因此，共产国际始终是以城市包围农村的“城市中心论”来指导中国革命，这就不能不发生错误。

※※第二节 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与共产国际

@@@一、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共产国际为什么选中王明并把他扶上高位呢？因为王明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既不懂中国革命的实际，又不听取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意见，只知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早在中山大学时就全盘接受并发挥了国际“左”倾观点和主张。

1929年夏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党的《红旗》报、《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把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论述和指示奉若神明，大加称颂、宣扬和发挥，逐步形成了比立三路线更“左”、更完备、更带“理论”色彩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在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错误的过程中，王明同李立三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但当共产国际指责立三“不过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实质是右倾时，王明文过饰非，一反前态，把他过去说过、写过的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的话，统统删去，概不认账。根据共产国际基调，以共产国际7月决议和10月来信为蓝本，重新整理补充以《两条路线》为名抛了出来，紧跟共产国际，大批李立三“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这个小册子只不过是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新的政治纲领。

@@@二、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与共产国际

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它是大量抄袭共产国际决议拼凑而成的，是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这一点，王明并不讳言，他说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

《两条路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作和总纲领。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党的政策策略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不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它认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帝国主义经济占“统治和支配地位”，资本主义有相当畸形的发展，封建剥削关系虽还占优势但已经是“余孽”。它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这样，就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

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小册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说“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

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小册子说“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这就是说，它把其他可以争取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参加革命的力量和同盟军都排斥在革命之外，根本否认“第三派”或“中间营垒”的存在。说“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这说明它不但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而且也抹杀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实际情况的。

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因而它尽管讲现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实际上却把民主革命任务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界限混淆起来了。

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小册子根本无视中国革命中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它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的省份”。

对党的任务，它提出了一条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对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反动统治区，要求“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对苏区和红军则要求“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这种盲目的“进攻路线”，使革命不断地陷于严重的损失。

第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小册子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认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倾向，必须加以反对和斗争。它甚至污蔑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说苏区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说“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对于在革命中创建起来的红军认为差不多“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发展的”。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路线”，其实质同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在党的各项政策问题上，小册子提出了许多超越民主革命的政策。

对于土地问题，它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主张不仅要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而且要“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这种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不仅把富农完全推到地主一边，而且造成中农的恐怖和动摇，反而孤立了贫雇农。

对职工运动，提出“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建立“雇农工会独立组织”和过“左”的劳动政策。

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过“左”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租税政策。这些过“左”政策表面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五，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片面夸大党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认为党内反倾向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要实行“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小册子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他把反右倾、反调和作为一根大棒，到处打人，以实现其所谓“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

王明这套东西没有什么新创造，几乎每一个结论，都可以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出处。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和策略，都是从共产国际搬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左”得更坚决，更有“理论”。并且很快得到国际赞许和批准。

※※第三节 王明坐镇莫斯科遥控指挥国内革命

@@@一、王明赴莫斯科出任国际代表

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已于1930年陆续回国。在此情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先后派遣王明、康生为正副团长的驻国际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先后有林仲丹、陈郁、杨松、张浩（即林育英）、周和森（原名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代表团成员于1937年下半年陆续返回延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在白区工作不断遭受挫折。顾顺章叛变和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任中央代理总书记，但由于白色恐怖，白区工作日益艰难。同时，自上届代表团回国后，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于是，王明乘机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经米夫同意，王明于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从此，他坐镇莫斯科，对中共中央遥控指挥。康生于1933年7月到莫斯科，被王明提拔为代表团副团长，加强了王明对于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控制。

@@@二、王明遥控指挥国内革命

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2年至1943年）、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1932年至1935年）和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委员（1935年至1943年）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利用共产国际刊物和讲坛传扬王明的“业绩”，制定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指令中国共产党执行，形成了太上皇。王明在遥远的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等人在国内照令办事的局面。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继续发展，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1）通过苏联出版社再版《两条路线》小册子，强化“左”倾纲领。《两条路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作，是一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转化为党的决议，向全党贯彻，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他到达莫斯科后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小册子再版，一方面用以扩大国际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供理论根据。1932年3月，小册子在苏联出版单行本。王明写了《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扬扬四万余言，几乎把小册子的篇幅增加了一倍，并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书后》除重申原著关于形势任务、阶级关系、革命道路、斗争策略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左”倾观点外，又对某些问题从更“左”的方面作了“补充”、“纠正”、“新加”说明。

（2）利用共产国际刊物和讲坛，吹嘘“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国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为“左”倾中央打气。

王明从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在苏联期间，先后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救国时报》等刊物上，发表了38篇论文、讲话。连篇累牍地宣扬四中全会的正确性和四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王明的文章、讲话，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国内，成为博古等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尚方宝剑。

(3）参与制定和竭力推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左”的方针政策，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接连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涨等。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事变发表了许多文件，主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的论述、《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号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中国的论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中国的论述等。这些文件坚持和发挥了“左”倾观点，使中共“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第一，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民主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可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底序幕”，是要把中国“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

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国际指示传达到国内，博古则坚决贯彻执行，他们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的“中心任务”，大声疾呼要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他们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年5月25日—5月31日）和“拥护苏联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这些宣传和作法，把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斗争对立起来，看不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中国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离起来。

第二，下层统一战线，打击中间势力。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于1932年8月27日—9月1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5个国家的174名代表，中共代表王明、洛甫分别发言，王明发言题目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苏维埃斗争阶段》，王明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第十二次全会把共产国际六大以来的“左”倾机会主义推进到了顶点。共产国际和王明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指示“中国共产党今后仍应竭尽全力”、“在群众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争取中国独立、统一和完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坚持长期以来排斥中间势力的关门主义策略。

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已于头年12月召开。会议断言“世界简直已经紧紧逼近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并“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来保护苏联去对帝国主义者底反革命阴谋”。会议强调“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把保卫中国苏维埃革命同保卫苏联联系在一起，指出“要尽力阻止反苏战争”、“保卫中国人民，也就是保卫苏联。”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表示，“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指示，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和“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坚持“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运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一致地完全同意全会”、“下层统一战线”方针。

五中全会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与关门主义方针，不久“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被敌人破坏、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九一八以来的大好革命形势就此被断送了。

第三，过分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苏区斗争和非苏区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冒险错误主张。

在斗争形势的估量上，文件认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国进到了革命危机的时期，中国苏维埃促使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化了。把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看作是国民党统治“总崩溃”的到来，基于共产国际对形势的这种过高的分析，博古为首的中央又把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奋斗目标，再次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他们认为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具备了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提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取得湘、鄂、赣、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1932年1月9日，又通过《中共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不同了”，“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1932年5月20日，他们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要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依然从“城市中心论”出发，强调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依然是在个别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中或在一些有决断意义的工业部门里，去组织和准备经济的斗争。”并认为，这种个别城市和个别工业部门内的罢工，将使举行总的政治罢工成为迫切的任务。在这样的分析下，“左”倾教条主义者，压制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反对必要的防御和退却，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在一些中心城市里，不顾白色恐怖，继续采取冒险的进攻政策，强令少数党员群众经常地无条件地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和飞行集会，甚至要发动武装起义。

王明等进一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使苏区丢失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4）接过共产国际“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口号，“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打击持正确意见的同志。

1931年3月25日—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有25个国家的180名代表参加，署名王青青（译音）的中共代表出席了会议、作了发言。全会“主要是讨论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某些国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全会把“联共（布）党彻底打垮了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粉碎了右派集团和调和派集团”，誉为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成绩”，全会继续强调反右。

中共中央根据全会决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11月初，在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反右倾，无理指责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正当国内“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的时候，王明于1932年3月31日在《布尔什维克》（俄文）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文章，大唱集中反对右倾的论调。强调说：必须“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为反右倾打气。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再次反对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是右倾“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并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去专做政府工作。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继续反对右倾和推行“左”倾的政策，在福建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把罗明的正确意见，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随后，他们又在各革命根据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寻找和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的“代理人”。又批判了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打击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等帽子，予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由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中央贯彻执行的、持续不已的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在各革命根据地更全面地推行，从而造成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更大危害。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不断失利，共产国际和王明才对其“左”倾错误有所收敛，指示停止反右倾斗争。但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还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他们首先肯定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的“正确”。只是因为形势发展变化，蔓延已久的反右倾斗争，才不得不被迫停止。

(5)配合苏联肃反运动搞肃反扩大化，制造冤案，残害无辜同志。

苏联的肃反工作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迅速在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

正当苏联“镇反肃托”运动发动时，王明、康生（康生1933年7月到达莫斯科，很快被王明提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闻风而动，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规格，在中国共产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也照样搞起一个“镇反肃托”运动。他们打着“肃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无辜同志。当时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失踪、被捕、被流放、被劳改，下落不明，被处死者都有。

在国内他们也实行“左”的肃反政策，由党到军，由上到下，由机关到农村，进行肃反。他们搬用苏联肃反中的神秘化“经验”，抄袭洋教条，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的领导、大搞逼供信，乱捕乱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反AB团，改组派、取消派或社会民主党之名，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大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第四节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

@@@一、李德的“左”倾军事错误

李德在中国的笔名叫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参加德国共产党，因参加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并进了军事学校。1932年伏龙之军事学校毕业。由于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事学院又是高才生，对军事理论背得很熟，得到共产国际和米夫的赏识。因此，奉命来中国，任中共军事顾问。他来到中国后，先在哈尔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1932年9月从上海绕道汕头来到瑞金。他支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夸夸其谈，自命不凡，以华夫的笔名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军事评论文章，并参与制定军事计划、长征计划。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党内犯“左”倾错误的领导博古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周恩来说：“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结合，一直到遵义会议。”李德和博古结合，推行了一条“左”的军事路线，这条军事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得到完全贯彻，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李德是怎样“指挥”的呢？他在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时，推行的是军事教条主义的一套，他很少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照样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密切。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他不懂军事，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总书记博古撑腰，博古又有李德当顾问，两人相互支持。他们专横粗暴，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抛弃了红军多年浴血奋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入很大。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无法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过失，可是他却动辄训斥处分别人，经常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

整个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照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打位于白区的敌人的巩固阵地黎川县的硝石和资溪桥。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把口”、“节节抵御”、“短促突击”，使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在一年多时间内，红军始终在敌人日益压缩的碉堡线里打圈子。当时就有人对李德的瞎指挥提出批评，有的同志曾经向中央提出建议，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的福建事变时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来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可是，当时的“左”倾领导拒不接受正确主张，仍然坚持李德的打法，反对游击战，硬打正规战。1934年秋，有的同志又向中央建议，派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迫使蒋介石军队由追击行动改变为进攻的布置，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可是，这个正确的建议又未被采纳。这样，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长征队伍出发后，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在困难面前，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

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长征初期继续给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尽管红军英勇顽强，但接连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八万人，到遵义会议只剩三万余人。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造成严重的恶果，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000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3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第五节 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确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胜利召开并取得成功，除了国内原因外，还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早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了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可是1934年10月，正值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国民党特务先后捕去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劫走大量电台，收发报机、通讯器材和活动经费，从此，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中断了。

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使得党和红军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不必要干预，并更多地依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方针，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这正是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国际原因。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深刻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二、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深刻地提示了一条最重要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一个党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而统统依赖外人，或者机械地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那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党真正实践这条真理，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领导方针和领导组成问题的开端。

第一，独立自主地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遵义会议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阶段，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好几任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对于共产国际右的或“左”的错误都缺乏识别和抵制的能力，他们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所以犯错误，就因为他们跟着外国人跑，而不能独立自主地把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但这不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和我们党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停止瞿秋白“左”倾盲动、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的错误有所不同。在大革命失败的关头，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示中国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并且指派罗明那兹来华贯彻国际决议，纠正陈独秀的错误。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对于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也是直接干预的。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等，批判了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直接指导和干预了纠正中国党的错误。遵义会议与以往情况不同，它是在军情紧迫，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条件下，由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斗争的迫切需要，独立自主地自行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党的领导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

第二，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央领导组成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不久又决定了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不是经过共产国际事先圈定的，而是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反复检验、为全党全军所公认的。遵义会议选择了这样的领袖，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这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重大组织问题的开始。

遵义会议体现了独立自主精神，但并不是反对共产国际，相反，遵义会议仍然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保持了与共产国际的团结。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把李德和我们党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指导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遵义会议后，1935年夏，红军长征到达川西过了泸定桥，中央派陈云途经上海，转赴莫斯科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反映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和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这表明我们党仍然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陈云偕同陈潭秋，杨之华等人，于1935年8月20日抵达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一说党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赞扬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领导国内战争。产生了这样一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陈云到了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更加支持毛泽东了。

遵义会议一方面维护了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坚决地纠正了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党的“左”倾错误，从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我党正确地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典范，是正确地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从此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影响，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好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