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开始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五四爱国运动及五四运动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二大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17年，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给一切被压迫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鼓舞着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信心。

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三天，孙中山指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临时政府已被推翻，美克齐美尔(M axim alist)党占据都城”的消息。1918年夏，孙中山致函苏维埃政府和列宁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当时，苏俄正遭到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列宁收到信后，非常激动，称孙中山的信为“东方的曙光”。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李大钊在1918年至1919年初，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写道，俄国劳农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存在本质区别，指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也都明确地指出只有走十月革命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传入中国。尤其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李大钊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文，他热烈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轮值主编《新青年》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这一专号里，通过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的若干重要片断，同时，《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马列著作译文。陈独秀于1920年前后，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翻译、研究马列著作。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推动下，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至1919年已经发展到大约200万人。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工人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五四运动中，各地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斗争，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五四运动为党的建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有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这些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因而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1920年初，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探讨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据有关资料记载，1920年初，李大钊曾与邓中夏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和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1920年2月离开中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1920年8、9月间也致函毛泽东，明确提出建党问题。

※※第二节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运动孕育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议中指出：共产国际“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1919年五四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华民族要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必须走新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春，共产国际决定派人到中国来，因为他们获悉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几百万人参加罢课、罢工、罢市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共产国际决定派人到中国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设法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步伐。

@@@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1919年底和1920年初，苏联红军打垮了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势力，1920年2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撤回军队，从此，中俄交通打开了。随着中俄交通的打开，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0年4月来到北京。代表团成员有：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及其夫人、杨明斋等。

葛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中国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维经斯基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场管理员家庭（一说官僚家庭），1907年读完四年制学校后，当过排字工人、会计等。1913年移居美国谋生，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返回苏维埃祖国并参加俄国共产党，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苏维埃工作。他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同高尔察克白匪军作战中被俘，关进海参崴监狱，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1920年1月获得自由。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活动，不久受命来华。从1920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先后担任过远东处处长、东方局副局长。维经斯基多次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出席过中共四大和1924年5月的“上海中央扩大会议”、1926年12月“汉口中央特别会议”等重要会议。目睹和参加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重要事件，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的斗争等。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维经斯基返回苏联。此后，他虽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但继续关注中国革命，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理论文章和历史著作。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杨明斋，名好德，1882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1900年开始了他“下崴子（海参崴）”、“闯俄罗斯”的生涯。先在海参崴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账员，后学会俄语，到西伯利亚做工和半工半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明斋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前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战争结束后，俄共（布）党组织送他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接着，党又派他到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杨明斋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向导和助手，回到祖国。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转为中共党员。中共一大后出席过共产国际会议，担任过苏联顾问团翻译，1931年以后病逝于伊尔库茨克。

@@@三、共产国际代表团帮助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代表团是一个整体。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联系“南陈北李”，宣传十月革命及国际共运情况和经验。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以筹办“俄华通讯社”和担任俄文《生活报》的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北京，维经斯基通过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鲍烈维和伊万诺夫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邀集北京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座谈，并举行欢迎会、演讲会等以扩大影响。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维经斯基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立即介绍他到上海和陈独秀会见。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邀集陈独秀等商谈组建中国共产党问题。针对当时的情况，维经斯基强调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潮的运动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统一起来，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写文章说空话的人多，缺乏实际行动，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会谈结果，决定发起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此期间，马迈耶夫留北京，帮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常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联系“南陈北李”，为党的建立而奔忙。

第二，协助建立党的上海发起组。1920年5月8日经过多次酝酿座谈，在维经斯基建议下，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商议后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思想。

上海发起组实际上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各地建党工作，是由上海党组织负责规划的。陈独秀立即发信给李大钊，相约北京也同时发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函约董必武要他在武汉筹建党的早期组织（根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马迈耶夫曾到武汉地区活动，与有关同志商讨建立湖北“共产党支部”问题）。广东“共产党支部”，是陈独秀1920年冬到广州后正式组织建立起来的。东京是上海党组织成员施存统于1920年夏去日本后，发展了周佛海，才有了连施存统在内的两个党员。

第三，指导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立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同时，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上海和青年有着广泛接触，维经斯基曾在虹口寓所邀请上海学联正副议长狄侃、程天放以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等座谈。经过一系列会晤和酝酿，1920年8月，施存统、俞秀松、沈去庐、陈望道、李汉俊等八名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相继建立了同样团体，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呼应。

第四，创办外国语学社，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为了开展党团工作，由杨明斋出面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一幢楼房，作为上海党组织活动的一个基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在这里成立的。9月，又在这里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由库兹涅佐娃、王元龄等教授俄语。党、团组织以外国语学社为掩护，培训和选送革命青年赴苏俄深造。先后赴俄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觉（亦农）、胡士廉、廖化平、卜世畸、任岳、任作民、彭述之、谢文晋、华林、王一飞、傅大庆、梁百达、柯庆施、许之桢、汪寿华、萧三、杨超等人。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杨明斋在渔阳里六号还负责“华俄通讯社”的工作，这里实际上成为上海党组织的一个工作部。

第五，资助创办党的刊物。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建党思想，从1920年9月起，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译载了列宁著作，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同年11月7日，出版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主义大旗。《共产党》月刊着重宣传共产党知识，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刊登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资料。《共产党》月刊通过各种方式发行各地，成为各地党早期组织的学习材料，对于统一建党思想、加强各地组织联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刊物的创办和印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根据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推测，当时发行党的刊物、印发各种政治宣传品的经费，主要由“共产国际协款”。根据郑佩刚回忆，杨明斋参加了《新青年》、《共产党》的出版工作，并为之撰写稿件。

第六，参与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海发起组开展了一系列发动工作，而国际代表团积极参与活动。首先，1920年8月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真理。该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事例，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悲惨生活，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教育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维经斯基直接参与向工人阶级的宣传工作，亲自在《劳动界》第13册上（1920年11月7日），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演说词，满腔热情地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以苏俄为榜样，联合广大农民，赶快“着手解放自己！”其次，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当中去，办夜校，办识字班，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发起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10月3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六号宣告成立。陈独秀、杨明斋出席了会议，都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并发表了讲话。12月20日，党又发起建立跨行业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杨明斋出席成立大会并讲了话。1921年，上海女工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上海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筹备活动等，也都在渔阳里六号进行，国际代表都十分关心这些活动的开展。

维经斯基代表一行于1920年底回国。他们在华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等方面，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强调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共（布）党的经验，忽略了中国革命特点，未能一开始就重视列宁的指示，及早研究和引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发扬中共独创精神的。

※※第三节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

1921年春，维经斯基在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后，奉命回国参加正在筹建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继维经斯基后，马林受命来华指导工作。

@@@一、列宁派遣马林来华

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前来中国。列宁在推荐书中给予马林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费莱特，中国笔名孙铎，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他1900年到荷兰铁路工作并成为铁路工会的会员。1902年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被派赴荷兰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去从事革命活动。1914年在爪哇创立了社会民主联盟，他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达七年之久，获得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他利用了爪哇的一个群众性革命组织进行革命活动，这个群众性革命组织即伊斯兰教联盟，它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建立于1911年，1921年时大约有150万工农群众参加了这个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组织，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它的左翼接受社会民主联盟关于阶级路线的宣传，社会民主联盟在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联盟盟员和伊斯兰教联盟盟员可以在保留各自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联盟向前发展，于1920年创立了印尼共产党。马林得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1918年马林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之后，1920年应邀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在会上多次发言，他批评了“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漠不关心”的倾向，建议共产国际应重视东方，提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把共产国际的文字特别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印成东方文字，“专门散发给中国和印度革命者”，他还要求共产国际采取革命措施，让东方国家的革命领袖到莫斯科或彼得格勒来，“听听某些共产主义课程”，“在俄国受到理论教育、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积极成员。”1920年8月，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同时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情况。由于事情耽搁，他于1921年4月才动身，6月3日到达上海。马林到达上海后，就投入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马林到中国之前，虽然共产国际没有给他“什么专门的指示”，然而马林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的，这时共产国际已经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制定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战略方针、路线、策略，在建党问题上大会批准了共产党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马林不仅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二大，并且参与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可见马林来华之前，已经有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作的理论策略，在建党的问题上也有了比较具体的指示。例如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共产党是解放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在每一个国家里，现在我们应当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的派别，而是共产党”。“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最严格的集中制的原则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有觉悟、因而是最革命的部分。”“工人阶级不仅在取得政权之前、也不仅在夺取政权时期、而且在掌握政权之后，都需要共产党。”“只有在阶级完全消灭时，无产阶级政党才没有必要存在”。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但是，“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殖民地革命底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当前“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

马林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榜样建立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

共产国际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当作自己的行动准则，十分重视和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到达上海。接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到达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即投入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马林也常和1921年1月来华的工会国际联合会（1921年7月称赤色职工国际）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弗来姆贝格一起商量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国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通过的党纲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制定的。

中共一大，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确定党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第四节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方针的影响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的革命纲领，以便进一步推进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还没有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因此，这个任务只能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完成。

党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时，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中共制订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指出了被压迫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为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提供了基本思想原则。大会认为必须“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是所有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成了中国共产党考察本国革命问题的思想武器。

第二，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民族问题是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服从于这个总问题的。十月革命前解决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已经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战胜资本主义，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这就告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中国革命放在国际背景下观察，并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

第三，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性质、任务和前途。提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和中世纪剥削制度，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最初时期，殖民地的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只要一开始这种革命就是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的，那么革命群众就将走上正确的道路，通过逐渐取得革命经验而达到既定的目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殖民地的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相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应当使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落后国家中，人民群众将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入共产主义，而是在先进国家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阶级觉悟的提高而进入共产主义”。

第四，制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战略和策略。会议指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成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因此共产党必须“特别需要专门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战略、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远东会议对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起了直接作用

1921年底和1922年初，美、英等帝国主义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签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使帝国主义在瓜分殖民地、反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勾结起来。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阴谋，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促进远东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决定在华盛顿会议期间，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有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会议。

远东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影响较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后又迁至彼得格勒举行），全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

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约30多人，他们是张国焘、邓恩铭、王尽美、罗亦农、任弼时、高君宇、瞿秋白、柯庆施、邓培、张秋白等。大会主席团由17人组成，其中中国代表4人。

大会是在列宁指导下举行的，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大会着重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揭露了华盛顿会议侵略中国的阴谋。大会指出：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生死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

大会上讨论的内容对于中国代表说来是非常新鲜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大会文件《东方问题提纲》的起草工作。提纲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策略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纲强调了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取得喘息的机会，承认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是不可避免和可以接受的，但同时，必须对本国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阶级特权而不惜公开地或隐蔽地跟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阴谋进行绝不调和的斗争”，工人阶级“首先必须在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争取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的地位。只有在承认工人运动的这种独立作用并且保持它的完全的政治独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跟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暂时的妥协。”会后数天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列宁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合作的方针。中国代表表示同意。列宁的直接教诲以及大会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代表有着重大影响。

(1）认识到既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

(2）认识到既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而军阀官僚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工具，那么，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3）认识到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不仅必须而且可能跟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反帝联合战线。

@@@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1922年上半年，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数回到中国，他们向当时的党中央汇报了会议情况。当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远东会议的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出席了二大，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报告了远东会议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说：中国革命属于殖民地革命的范畴，革命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使它早日得到胜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只有看到这时候，无产阶级才能进一步团结大多数贫苦农民对抗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会议精神，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估计了各阶级的动向及其关系，讨论了党的任务和策略，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二大已经具备了制定党纲的条件。这个条件除上述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远东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指示，已经在中国传播并为一些中共领导人接受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全党在党的一大后，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对党纲的酝酿。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的实践中，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有了初步了解，探索和酝酿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按照中国的国情，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

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同时，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分别加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国际、少共国际和共产主义妇女国际。

党的一大完成了从组织上建党的任务，二大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党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中国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帮助作用，不仅给予理论上的指导，而且派代表来中国进行具体帮助，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步伐；

第二，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使中国革命前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第三，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革命，从来就是苏联在东方的支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