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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改革

  北魏太和十四(490年),冯太后病死,24岁的魏孝文帝元宏终于独自执掌了朝政。冯太后丧事处理完毕,他思谋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从道武帝定都平城已来,近百年间,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北魏王朝早己成为北方惟一的最高的统一的政权。而平城偏居北边,不便于控御中原地区和向江南用兵,也不便于深入汉化和实行文治,还不免遭受北方柔然与荒年饥馑的威胁,故迁都之事,作为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开始着手安排迁都之事,他知“北人恋本”,直接提出迁都,肯定会遭到众人反对,于是采取了“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办法,这年五月,他在明堂召集群臣,商讨南伐,试图采用占筮之卦的方法来统一意见,由于占筮得出的《革》卦内容与南作不符,未能达到预计效果。以尚书令、任成王拓跖澄为首的一批大臣认为《革》卦不吉利,反对南伐,孝文帝一时理穷。众人散后,孝文帝派人单独召见拓跋澄,屏退左右,对拓跋澄和盘托出他的计划,分析指出,自拓跋部定都平城已来,虽然完全占据北方,富有四海,然而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如果进一步移风易俗,势将更难,因此打算借南伐之名,迁都中原。拓跋澄表示完全拥护,二人商定,仍然照孝文帝既定计划行事,借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

  随后几月,孝文帝积极布置南伐。六月,他下令在黄河上架桥,以便让大军通过。七月,他又下令实行中外戒严,宣布南伐。八月,他命太尉拓跋丕、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亲自统率大军30万南下。九月,孝文帝抵达洛阳,命大军作短暂休息,自己则到西晋太学遗址参观《石经》。洛阳是汉、魏、西晋的故都,虽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仍然是中原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决意深入汉化的孝文帝来说,此时更坚定了迁都洛阳的信念。从南伐大军离开平城,一直淋雨不止,使南伐将领更加丧失信心。这次南伐并没作长期准备,南齐政权也并非不堪一击,随军将领,大臣均知前景凶多吉少,因此当孝文帝又命令大军继续南进时,众人齐跪在孝文帝马前,请求停止南伐,大司马、安定公拓跋休等人甚至哭泣并以死相谏。这正是孝文帝所预计的,他乘机说:“大军出动一次不易,既出军不可无功,若不南伐,就得迁都洛阳。两者必须择一,要大臣立刻作出决定。拓跋部人多恋北土,不愿迁都,但因南伐极为凶险,毫无胜算,无人敢坚持南伐者,于是都选择迁都。全军齐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便这样决定了。孝文帝也知大臣内心实属勉强,事后他曾就此事征询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的意见,得到答案是是一半乐迁,一半恋旧。”

  洛阳城早已破败,迁都洛阳之议决定后,大军就停止前进。孝文帝遣任城王拓跋澄还归平城,向留守官员宣布迁都之事。又命司空穆亮、尚书李冲与将作大匠董尔留守营建洛阳,又派于烈回去镇守平城。一切布置停当,孝文帝便离开洛阳,到河北等地去巡视郡县。直到次年十月,洛阳大体营建完毕,北魏才正式迁都。

  迁都洛阳后,汉化的条件更为成熟,孝文帝接着又对鲜卑族风俗文化制度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也就是迁都后两月,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族人再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诏令宣布后,“国人多不悦”,只是害怕禁令,绝大多数鲜才换上汉装。也有少数鲜卑族人仍留恋鲜卑服装。有一次,孝文帝从前方回来,仍见京城鲜卑妇女有“冠帽而著小襦袄者”,或“仍为夹领小袖”的人还穿着鲜卑旧服。于是把留守京城的拓跋澄及其它官员训斥一顿,认为是他们知而不问,督察不严而引起的。老贵族拓跋丕不乐意变易旧俗,当朝廷大臣皆穿汉族衣冠议政时,惟独他一人身穿鲜卑服夹在中间,因他年老功高,孝文帝才不勉强。不过后来拓跋丕也“稍加冠带”,朝廷内外,汉族服装便逐渐取代了鲜卑服。

  次年,孝文帝又下令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也就是他对他弟弟咸阳王兄禧说的“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具体规定:朝官年三十以上者,习性已久,可允许逐渐改变。三十以下者,如在朝廷不说汉语,仍旧说鲜卑语,就要被降爵或罢职、免职。北魏初进中原时,“军容号令,皆以夷语”。迁都后,孝文帝禁止朝官讲鲜卑语,时间长了,下层的鲜卑人也很少有人讲鲜卑语了。那些迁到洛阳来的“代北户”,有的后来甚至已听不懂鲜卑语。有些怀旧的人,还专门在拓部部人中教授鲜卑语,“谓之国语”。可见孝文帝的语言改革是十分成功的。语言和服装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北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民族融合的步伐。同年,孝文帝又下诏规定,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只能葬在当地,不得送回代北。此令一下,那些南迁的代人,便都成为地道的河南洛阳人了。孝文帝此规定,显然是要割断“代北户”与故土的联系,断绝其客居洛阳的念头,使他们能长久定居中原。

  转年,孝文帝又下诏改族的姓。在此之前,鲜卑人的姓氏多是由两个或三个字组成的复姓,如拓跋、尉迟、独狐、勿忸于、步六孤等。姓氏上的强烈差别,影响着鲜卑族与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命令把鲜卑复姓改为汉姓。诏令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太祖以来的八大著姓也由此改为汉姓,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

  紧接着,孝文帝又下诏命定族姓。孝文帝一向羡慕汉族的门阀制度,在中原地区,士族公认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士族之首,号称“四姓”,孝文帝在承认四姓为汉族士族之首的基础上,又下令规定鲜卑拓跋的族姓,改变代人“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的状况,把道武帝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定为国姓,“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记他们的地位与汉族崔、卢、郑、王四姓地位相当,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同时依据父祖官爵高低,对鲜卑其他人也划分了姓族等级,在鲜卑族内首次建立了本族的门阀世袭等级制度。

  为使鲜卑贵族与汉族进一步融合,形成联合统治的局面孝文帝又利用皇帝的权威强令两族贵族联姻。他自己先取“衣冠所推”的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之女充人后宫。另外陇西李冲家族虽非魏晋以来的显族,但也多是当朝权贵,“所结姻,莫非清望”,孝文帝也破格把李冲之女纳为夫人。陇西李氏也因此而上升让一流士族,与崔、卢、郑、王并列,“故世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他又特地为五个弟弟与汉族大姓联姻。下令:咸阳王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广陵王元羽,聘荥阳郑平城女;颖川王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北海王元详,聘荥阳郑懿女。在这之前,咸阳王元禧,曾娶一个隶户之女为妻,因此受到孝文帝的严厉责备。由此孝文帝命令诸王,把以前所娶的妻子,皆降为妾媵。鲜汉两族联姻之风兴起后,汉族大姓也多有娶鲜卑贵族之女为妻的,最典型的是范阳卢氏,一门就娶了北魏三位公主,极为当时士族称羡。通过这种两族大姓的频繁的政治联姻,两族大姓之间的矛盾逐渐淡化,政治利益日趋相同,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孝文帝的上述改革是成功的,但并非都一帆风顺。从上述改革初始,就遭到了部分鲜卑贵族的抵制和反对,甚或演化为武装反抗。迁都之初,拓跋部人就是“多所不愿”,迁都之后,还有相当大的保守势力反对汉化,对孝文帝的改革多次加以阻挠和破坏,这派以北魏鲜卑的元老穆泰、陆等人为代表。后来太子元恂也加入这一派。元恂在迁居洛阳后,总报怨河洛暑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赐给他的衣冠,他不愿穿,“常私著胡服”。太和二十年(496年),乘孝文帝去嵩岳之机,他与左右密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被人报告给其父,孝文帝将他囚禁,召见群臣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毅然废掉其太子称号。同年冬,鲜卑贵族穆泰、陆与宗室元隆、元业、元超等人勾结,阴谋在平城起兵叛乱,另立新帝。孝文帝得讯,马上派任城王元澄率人速往平城,平定了这次叛乱。诛杀穆泰、元隆、元乙升、元超、陆等人。新兴公元丕知情不报,本也当死,孝文帝念他昔日功高,曾进他不死之诏,免其死罪,贬为庶民。其后,元恂又企图谋乱,孝文帝逼令他自杀。

  孝文帝的改革过程充满了斗争,然而经过他的多项改革措施后,促进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拓跋部人也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艰难进程。从此之后,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也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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