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六节 思索中国革命历史教训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鲁迅刚返回东京的时候，他仍住在原住的伏见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到了第二年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原来是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两位日本著名进步人士。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因此鲁迅就购买了其中一人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说徐锡麟和秋瑾，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他喜欢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画，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见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军。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蒋智由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了“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的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中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我觉得还是清朝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服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智由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了。不久，又传来秋瑾被杀害的消息。徐锡麟和秋瑾的被害，激起了鲁迅的万分的悲痛，他们都是革命分子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去避难，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但是听说徐锡麟死的时候，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非常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

　　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别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惨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造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一首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智由的原诗是：“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型。这类保皇派，在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但是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他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进行暗杀、冒险活动，他认为这些冲动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也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太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鲁迅还认为光复会连能称得上的政纲都没有，所以它注定了要失败的。他同时自嘲地说：“我就是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那时的讲革命，就像儿戏一样。”

　　鲁迅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