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还年轻

第四章　少女维拉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

　　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

　　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成为夜游之神

　　夜雾中的光环蜂拥而至

　　—唐亚平《黑夜》

　　在静夜中，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起来。我勉强睁开睡眼，看看钟：凌晨2点。拿起电话，对方是气喘吁吁的芹姨。

　　“海伦娜！维拉失踪了！”芹姨说。

　　“怎么回事？”我惊坐起来。

　　“昨天她说要在她的同学莉塔家过夜，我同意了。这不是第一次，所以我也没在意。可是今晚她还没回家，我打电话给莉塔，莉塔说维拉不在她家。”

　　“维拉没去上学吗？”

　　“上了半天，中午她跟莉塔说头疼，就离开了学校。”

　　“也许她出去Party（派对）。”

　　“我问过她所有的朋友，今晚没人开Party。”

　　“以前她也这么晚不回家过吗？”

　　“没有，我给她规定最迟晚上12点回家，她一直遵守的。我很担心，她才16岁，会不会出什么事儿？”。芹姨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先报警吧。”

　　“陈先生出差了，我英语讲不明白。”

　　“陈先生”是芹姨的丈夫，名为麟哲，癌症专家，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工作。芹姨和陈麟哲结婚七、八年了，但总是谦恭地称他陈先生。

　　“911有汉语接线员，你先报警，我立刻到你家和警察会面。”

　　我挂断了电话，穿好衣服，驾车去芹姨家。

　　在东北老家冰城，芹姨曾在造纸厂当质检员。32岁那年她的前夫工伤去世了，后来她嫁给了行政科长老汪，40岁那年生下雪妞，也就是维拉。“维拉”是雪妞到多伦多之后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

　　老汪是个酒鬼。喝醉时对芹姨拳打脚踢，酒醒后又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跪在地上，请求芹姨的原谅。芹姨陪着老汪一半清醒一半胡涂地过了七八年，有一天老汪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打了雪妞一巴掌，芹姨忍无可忍，带着雪妞离开了他。

　　芹姨离开老汪之后，很快下了岗，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芹姨看着衣着寒酸、营养不良的雪妞，心如刀绞。她四处打工，在餐馆厨房洗菜、在宾馆的洗手间里给客人递手纸、还卖过手工艺品，可生活仍是入不敷出。

　　那时雪妞每天放学后，经常到邻居陈奶奶家做作业。陈奶奶是位退休教授，孤单一人，体弱多病。辅导雪妞做功课，也算她生活中的一份欢乐。芹姨经常帮陈奶奶洗洗涮涮，陪她上医院，像对自家亲戚般体贴。

　　陈奶奶的弟弟49年去了台湾，多年来和家人失去联络，后来终于通过侨联找到了陈奶奶。他不幸得了半身不遂，不能出远门，就派了自己的儿子，住在多伦多的陈麟哲看望陈奶奶，牵起了中断几十年的亲情。

　　陈麟哲先生探亲，都是芹姨接待的。一日三餐，换了东北菜的全部花样。陈先生虽是半个东北人，但对东北一无所知，不料芹姨的饭菜竟暖了他的胃口。当时陈先生已离婚三年，对女人在身边的生活有些生疏，芹姨让他感到难得的亲切。陈先生的前妻是个中加混血儿，在乐团里拉小提琴，后来竟和拉大提琴的牵起了手，顺便断送了一桩令人艳羡的婚姻。陈先生痛定思痛的结果，是决定要找个朴实心善的女人。

　　而芹姨正符合这一新标准。

　　一年之后，芹姨带着雪妞随陈先生来到多伦多。芹姨觉得自己像茫茫大地上的一粒草芥，被陈先生捡拾起来，并捧在手心，何况陈先生长得酷似秦汉，是多么斯文的一个人！当她牵着雪妞的手走进陈先生家时，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陈先生的家坐落在绿树成荫的麦迪逊大街上，共三层楼，其中包括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三间卧室，三个洗手间……三个洗手间！要知道芹姨在老家时要走十分钟路去用公共厕所。她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自己身上奇迹般重演。

　　不过，她早已穿不下童话中窄窄的水晶鞋。那一年，她49岁，她的王子55岁……

　　我走进陈先生和芹姨的家。起居室像平常一样出奇地整洁。芹姨每天花几个小时做卫生。她像刷洗牙齿般细心地清理厨房瓷砖的缝隙，像给婴儿沐浴般轻轻擦洗光滑的浴缸。芹姨的清洁工作是有系统、有计划的，并且使用专门的清洁剂完成每一项工作。擦玻璃的、洗地板的、刷地砖的，擦炉台的，分门别类，不可混用。每当她做清洁时，陈先生总要出外散步，因为各种清洁剂的混合气味让他头疼。

　　有一次我和芹姨逛商场，我看到她双手粗糙，就建议她买瓶高档擦手油。

　　“不要买，浪费钱！”芹姨很果决地说。

　　“我买了，送你还不行吗？”

　　“我不要！”

　　“你看你的手，让陈先生握着多不舒服。”

　　“谁整天没事做要握手？”

　　“其实你该少花点时间打扫房间，陪陈先生出去散散步，或去看场电影，加拿大人重视感情交流。”

　　“我得替他作事，我们娘俩儿不能白吃白住他的。”

　　“他娶的是女人，不是清洁工！”我的语气甚至有些刻薄。

　　“他是我的恩人，我得报答他。你说，我要是不做家务，我拿什么报答他？”

　　“交流比清洁工作更重要。”

　　芹姨沉默，但我知道我并没有说服她。我改变不了任何人，除非那个人自己渴望改变。

　　随后我们去喝茶。她拉我到茶室的角落里坐下来，紧张兮兮地低声问我：“陈先生总要，怎么办？”

　　我佯装不懂：“要什么？”

　　“那个！”

　　“哪个呀？”

　　芹姨捶了我一拳，“你明知故问！”

　　我笑得直颤，“这是好事呀！没有花儿会拒绝雨露。”

　　“可是他……他欲望太强了……”

　　我耸耸肩膀，“天哪，还有女人抱怨这个？”

　　芹姨委屈地起来：“我受不了……真的……结婚前没想到还有这个义务。”

　　看来性爱被芹姨尘封在感情的角落里。

　　“别把这当成义务呀。”我说。

　　“我以为他都这么大年纪了，早不想这事了。”

　　“有人到八十岁还想呢。”

　　芹姨惊恐地瞪大眼睛，“那我还要受很多年的罪呀？”

　　“你就不能学会享受吗？他很粗暴吗？”

　　“不，就是有点儿疯狂。”

　　“那你就享受他的疯狂嘛。”

　　“我受不了，再说……我总怕维拉听见，给孩子不好影响。”

　　“你顾虑得太多了。她可以从很多地方了解这些事儿，学校里还发避孕套呢，她根本用不着你影响。”

　　芹姨叹口气，“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呀，我怕她学坏。”

　　了解或接触性爱，就是学坏。这是芹姨的逻辑。

　　过去老汪总是在酒后和芹姨行床事。深更半夜，老汪跌跌撞撞地摸进门，粗暴地掀开她的被子，扑倒在她身上，把熏天的酒气喷到她的脸上，然后笨手笨脚地进入，释放了之后便一滩烂泥般睡去。

　　芹姨因此对性爱产生了恐惧和厌恶。在她的记忆中，性爱永远是和浊臭的酒气联系在一起的。

　　陈先生当然不同。陈先生是清醒的、温和的。他会慢慢地亲吻她，说许多让她感到肉麻的悄悄话，可她全身的神经总绷得紧紧的，不愿开灯，不愿叫喊，总担心维拉听到他们的声音。陈先生觉得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演奏家，每次演出的前奏漫长细腻，结尾却是短促潦草的……

　　陈先生不止一次对她说，电影、电视、网络上的性爱画面数不胜数，社会早完成了对维拉的性教育，芹姨没有必要活得这么Uptight（紧张）。

　　可性事，对于她，似乎总是污浊的。陈先生是恩人，与他行房事是她感恩的方式；而维拉是亲人，她不愿意维拉遭受“污染”。

　　现在维拉失踪了，对于刚刚失去外甥黎航的芹姨，无疑是雪上加霜。

　　芹姨软软地瘫在沙发上。看到我，她悲哀无力地说：“我报过警了。”

　　警官爱德华和另外一位警员随后就到了。根据芹姨的讲述，我向他们翻译了维拉的失踪经过。芹姨拿给爱德华一张维拉的照片：维拉身穿深蓝学生制服，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

　　这时我注意到电视柜上摆着的另外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维拉穿一件浅粉色绣花衬衣。衬衣显然是全新的，袖子上还明显地看得出包装的折痕。她小巧可人，梳着童花头，一双眼睛清亮单纯，让我联想到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中的女孩。

　　“那是临出国前照的，多可爱！你再看看现在，连头发的颜色都变了。”芹姨叹着气说。

　　警察一走，芹姨的两眼就变成了水帘洞，泪水抹了一层，又落下一层。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芹姨喃喃自语，“我以为让她过上好日子，我就大功告成了。我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是早知道会有今天，就不带她到加拿大来了……”芹姨的语气很像祥林嫂。

　　“维拉最近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她很少跟我讲话，也不请同学到家里来了。以前有一次她同学来我家，以为我是保姆，让她丢面子了……”

　　芹姨身穿无形无款的圆领衫，头发凌乱，确实有些像保姆。

　　“你最近是不是和她吵架了。”

　　芹姨有些惭愧地点点头。

　　“为什么？”

　　“她买了几件名牌衣服，我问她钱是从哪儿来的，她说那不关我的事！”

　　“她对你有逆反心理。”

　　“后来，我……在她房间里发现了避孕套，骂她不要脸，她骂我‘Old Hag’！（老巫婆）我气急了，就打了她一巴掌……”

　　“你知道，在加拿大打孩子是犯法的。”

　　“我恨她不争气、不走正道！”

　　“现在她离开你了，不管走正道还是邪道，你都看不到了。”我说。

　　维拉杳无踪影。她的老师和同学对她的去向一无所知。陈先生在当天赶回了多伦多。因为维拉的失踪，他急得两眼发红，不停地流汗，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先后给警察局、私人侦探、电视台、报社、自己的朋友、同事打电话。

　　两天后，我下了班又赶到芹姨家。维拉失踪的新闻已铺天盖地。CTV，CBC电视台、英文和中文报纸都报导了。陈先生悬赏十万加元寻找维拉。

　　“十万元！”芹姨听到这个数目，惊叫起来，“我怎么还得起你呢？”

　　“我们是一家人，我不要你还！你以为只有你爱维拉吗？”陈先生说。

　　芹姨沉默片刻，低声说：“维拉有你这样的一个继父，是她的福气。这个小孽种，身在福中不知福。”

　　“芹姨，现在找人要紧。”我说。

　　芹姨立即抓起我的手臂殷殷地问，“你说维拉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被她抓得有些疼了，不过还忍着，“不会了。我的直觉是，她就想离家出走。很多女孩子在十几岁时都有过这个念头，不过有人实现了，有人没去实现。”

　　陈先生说：“我也这样想。我的几个同事的女儿都出走过，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乖乖地回来了。她们想要自由，又怕吃苦。”

　　“我就从来没想过离家出走。”芹姨说。

　　“你不敢想。在你那个年代，离家出走，就会被人看作是女流氓。”我说。

　　“我大概没那个胆量。”

　　“其实很多人脑袋后面有一块反骨，反叛的骨头。维拉大概也有。”

　　“维拉想反叛我？”芹姨瞪大了眼睛，“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养大，她想反叛我？！”

　　我慢慢地挣脱芹姨的手。我想，维拉自己都不知道她要反叛的是谁。

　　“你要帮我找到她。”芹姨恳求我。

　　我点点头，“我一定尽力。”

　　从芹姨家出来，我开车在城市里转来转去。想象着维拉此刻在做些什么。她大概就是渴望走失、坠落，Fall to pieces（裂成碎片）。

　　难道裂成碎片，也是一种诱惑？

　　我来到Little Italy（小意大利区）的“维奇诺”酒吧附近。几个星期前我在这里遇到过维拉。据老多伦多人说“维奇诺”二十年前不过是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也卖简单的早餐，是作家、艺术家们流连的安静场所。现在却不同了，成了时尚男女趋之若鹜的地方。“维奇诺”的情调不是最高雅的，服务也差强人意，却莫名其妙地火了起来。

　　每当夜晚来临，酒吧四周的彩灯闪闪烁烁，露天的餐桌上的蜡烛也被点燃了，把人们萤火虫般吸引过来。许多人从邻近的城市驾车到这里喝酒，男的穿西装、女的穿袒胸露背的夜礼服，常常在门口耐心地等座位，短则一小时，长则两小时。但对于他们，等，是交际的过程；等，也是一种快乐享受。

　　还有一班少男少女，离到法定买酒的年龄还差几年，又不愿被成年的酷男靓女们冷落，便经常聚集在“维奇诺”门前，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时尚的行列，开始令人兴奋的夜生活。

　　那天维拉和三五个少男少女正站在酒吧门口抽Grass（大麻）。他们穿一色的黑衣，长袖的穿在里面，短袖的被套在外面，下身是宽松肥大的黑裤子。耳朵上、鼻孔上都挂着一式的骷髅形银耳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少男少女迷恋新潮，崇尚与众不同，却穿着得十分相似。

　　维拉把头发削得短短的，参差着染成了褐色和粉红，唇上涂着黑色唇膏。她看到我，并没有藏起手里的大麻卷，反倒大大方方地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摇摇头。

　　少男少女们同时看我，眼神中有不同程度的嘲弄，甚至怜悯。我知道在他们眼中，不抽大麻，简直枉做一回人。

　　“你今天没有功课要做吗？”我问维拉。

　　维拉嘲讽地一笑，“你说话的口气，像我在大陆时的小学老师，书呆子！”

　　我不理会她的嘲讽，接着建议，“什么时候有空，约个时间，我们到咖啡馆坐坐。”

　　维拉耸耸肩膀：“Don’t hold your breath。（不要抱希望）”

　　我约过她几次了，她都推说忙。一个中学生会比一个全天工作的人忙，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的。和我聚会，对她没有吸引力。她认定我是她妈妈的代言人，我要说的话都是她妈妈灌输的。

　　她准确地用了“灌输”这个词儿，让我惊讶。她有五、六年不学中文了，居然没忘光，可见中国教育对她“灌输”的效果还不错。

　　那天和她道别后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仰脸望着天空，阴郁而美丽。

　　那一刻维拉的眼光就已经远离我……

　　“维奇诺”门前依然人群喧嚷。一个少女的失踪，不会影响“维奇诺”的活力，更不会影响“小意大利”的活力。城市里每天都有人欢喜，有人心碎，但是城市照旧迟迟睡去，又早早醒来。

　　我在几条街之外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泊了车，走回到“维奇诺”酒吧门前，找到了几个星期前和维拉一起抽大麻的几个少男少女，向他们打听维拉的下落。他们异口同声说没有见到维拉。

　　其中一个黄发女孩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途，维拉踏上了她的旅途。”

　　黄发女孩的一脸郑重，让我感到有些滑稽。我在她的年纪时是不是也曾对叛逆一脸郑重？

　　我把她拉到一边，低声问，“我能和你谈几句吗？”

　　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揣度我的真诚，随后勉强点点头。

　　“你最后一次见到维拉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天前。”

　　“在哪儿？”

　　“就在这儿。”

　　“她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她烦得很，说手上没钱了，搞不到大麻。”

　　“以前她的钱从哪里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各有各的来路，我不问他人隐私。”

　　“你可能比我更了解维拉。你猜她会去什么地方？”

　　“我猜她去了大城市，或许她还在多伦多，上帝才知道！”

　　“她还有其他比较亲密的朋友吗？”

　　黄发女孩的口气开始有些烦，“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没时间和你聊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007打来的，我这才想起和007的约会。还好约会地点“卡纳罗餐馆”离“小意大利”不远，十分钟之后我就赶到了。

　　007原谅了我的迟到，并且很周到地替我点了一杯饮料。

　　“我朋友的女儿失踪了……我很担心。”我说。

　　“她多大？”007问。

　　“十六岁。”

　　“不会有什么事的，十几岁的女孩子都离家出走过，过几天就回来了。”007平淡地说。这样的消息对于他，不足以引起震撼。

　　“也许没那么简单。这几天简直没有一个好消息。昨天我的一个同乡女人，和我同岁，被汽车撞倒，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我叹息。

　　007打断我的叹息，问：“她有遗嘱吗？如果没有，政府会把她的钱都拿走的！”

　　我吃惊地看着007一脸严肃的表情。他是认真的。

　　我回答说：“她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有任何积蓄，写什么遗嘱？”

　　“你不知道，这个政府天天都在收税。我刚继承了我爸的遗产，交了一大笔税。在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是确保的：死亡和税务。”007开始愤愤。

　　当我看到同乡意外死于车祸的消息，心痛了几天。她在多伦多没有亲属，中国人社区甚至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证实她的身份。如果葬身车底的女人是我，社区也要费同样的周折。

　　我们这些异国大城市里的孤单女人，生死两无声。

　　007没有读出我内心这些曲曲折折的路线，仍喋喋不休地向我表达他对政府税收的不满。

　　此刻，沉默或许更能让我们进入场景。

　　在晚餐之后，他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因为他家就在“卡纳罗餐馆”附近。

　　007的房子是典型的二层楼。房间的装饰有些落俗，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他带我参观整座房子。我环顾四周，感觉房间里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我下意识地用目光搜寻，终于恍然，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一本书！

　　我回想我们全部的谈话，竟没有提及过一本书，当我体会视觉愉悦时，我竟忽略了精神愉悦。我终于无法继续欺瞒自己。我匆匆告辞，不顾007流露出的惊讶之色。

　　后来007打电话给我，表明对我举止无常的迷惑。他说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我们不应该仓促放弃。我从头到尾反复说的，是一句“对不起”。

　　我在生活中需要几本书、几场深层次的对话，这个要求真的很苛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