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再回重庆
1943年秋，林语堂再次回到重庆，打算“一则参观国内情形，二则报告国人国际政治思想动向”。
他这次回来，更加受到了国民党党政要人的重视。先后住在熊式辉和孙科家里。蒋介石夫妇曾六次接见他，给了他侍从室“顾问”头衔。并被安排到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参观。
他在重庆和到各地参观期间，曾应邀作了几次讲演。如1943年10月16日，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了以《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为题的讲演；11月13日，在西安青年堂作了以《中西哲学之不同》为题的讲演；1944年1月14日，在长沙中山堂作了以《论月亮与臭虫》为题的讲演。这些讲演有相同的主旨，即强调东西文化各有长处和不足，都应该认真加以研究，以使它们沟通和互补。他说：
但是要一般社会有自信心，必须国人对于吾国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当正确的认识。认识吾国文化，本非易事；认识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必有好学深思之士，通达古今，兼有悟力识见，始贯通得来。
这等于讲中国文化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外国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各国文化有其利弊优劣，外国月亮也要欣赏，外国臭虫也要防范。对本国外国文化都具真切的认识，批评的眼光。东西的优劣，应以大公无私的学者眼光见识去批评，这才可叫做东西文化之沟通，而且沟通得起来。
要真正达到沟通东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须有自信心，立稳脚跟。要自信心，必有胆识，然后方能方寸不乱，去批评各方的优劣。东方月亮也赏，西方月亮也赏。东方臭虫要拍灭，西方臭虫也要扑灭。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张，认为东方本无文化，方寸已乱，见了西洋文化，五体投地跪拜，怎能够说得上批评。
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复古，也无是处。在这一点，更需要对于儒道释有真知灼见的学识。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须找到，始可以谈到中国固有的文化。尤其要与西方比较一下，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得一哲学条理，然后可谓学者的批评态度，然后可合大国之风。我想大学修身齐家治平的话，显而易见，其理易寻，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书，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学原理说出来的，也许国中没有几人。怎么叫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及尽人性尽物性之关系，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庄子齐物之论，列子商丘开之喻，都可与现代科学相对证，使理益彰而意益明。这也是治学的人应用一番苦心，发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证，这样做法，然后可以融会贯通，自由自在，书为我用，我不为书用，收古今中外为我注脚。
总之，要讲东西文化的沟通，大家必须肯用头脑，用思、学并用的功夫，然后能贯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达一种融会贯通之乐，并由融会贯通，而对吾国旧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后中国人敢说中国话，已往文化思想得以断续不堕。
所有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正确的，并有较高水准的。这表明林语堂对东西文化确实作过长时期的比较研究，才有这样真切的见解。不过，他在有关讲演中，也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片面性很大的话。如说左派作家“一味抹杀固有文化”，反对“读古书”，“对西洋思想文化，也无认识”；又如说《三国》、《水浒》宣扬的忠孝节义对中国人民仍有积极的影响；等等。
正因为这样，当时左派作家对林语堂非常反感。郭沫若首先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啼笑皆是》的文章，极力挖苦和讽刺林语堂。接着，田汉、秦牧、曹聚仁等也刊出了抨击他的文章。一时间，形成了声势不小的批林热潮。应该肯定，他们对林语堂的某些批评是对的。如指出他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说为“纯是忠孝节义之说深入人心”，是无视现实的说法；又如指出他说左派作家反对“读古书”，则是“算旧帐”；等等。可是，对他的批判也有过分之处。这表现在无视他在国外宣传抗战，否定他的东西文化观，说他“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摭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甚至于说他是一个“卖身投靠的帮闲清客”。显然，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这些指摘，林语堂当时没有加以答辩，只是在答记者陈凡访问时作了这样的表示：“郭沫若的文章完全是谩骂，我不预备答复。至于曹聚仁，我在中央大学演讲的时候，是特别指出曹聚仁的，他，他们那班人，以前在上海天天劝人不要读古书，说古书有毒……我说要读古书，就是希望我们要知道自己。至于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只有让英国人，美国人，总之懂得英语的人去批评，郭沫若是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的。至于读《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分别只是这一点。”可见，林语堂对郭沫若等人给予他的批评是很不服气的。当他1944年春离国赴美前夕，他还写了《赠别左派仁兄》三首诗，流露了对左派作家的不满。
§§第十章 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他这次回来，更加受到了国民党党政要人的重视。先后住在熊式辉和孙科家里。蒋介石夫妇曾六次接见他，给了他侍从室“顾问”头衔。并被安排到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参观。
他在重庆和到各地参观期间，曾应邀作了几次讲演。如1943年10月16日，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了以《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为题的讲演；11月13日，在西安青年堂作了以《中西哲学之不同》为题的讲演；1944年1月14日，在长沙中山堂作了以《论月亮与臭虫》为题的讲演。这些讲演有相同的主旨，即强调东西文化各有长处和不足，都应该认真加以研究，以使它们沟通和互补。他说：
但是要一般社会有自信心，必须国人对于吾国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当正确的认识。认识吾国文化，本非易事；认识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必有好学深思之士，通达古今，兼有悟力识见，始贯通得来。
这等于讲中国文化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外国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各国文化有其利弊优劣，外国月亮也要欣赏，外国臭虫也要防范。对本国外国文化都具真切的认识，批评的眼光。东西的优劣，应以大公无私的学者眼光见识去批评，这才可叫做东西文化之沟通，而且沟通得起来。
要真正达到沟通东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须有自信心，立稳脚跟。要自信心，必有胆识，然后方能方寸不乱，去批评各方的优劣。东方月亮也赏，西方月亮也赏。东方臭虫要拍灭，西方臭虫也要扑灭。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张，认为东方本无文化，方寸已乱，见了西洋文化，五体投地跪拜，怎能够说得上批评。
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复古，也无是处。在这一点，更需要对于儒道释有真知灼见的学识。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须找到，始可以谈到中国固有的文化。尤其要与西方比较一下，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得一哲学条理，然后可谓学者的批评态度，然后可合大国之风。我想大学修身齐家治平的话，显而易见，其理易寻，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书，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学原理说出来的，也许国中没有几人。怎么叫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及尽人性尽物性之关系，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庄子齐物之论，列子商丘开之喻，都可与现代科学相对证，使理益彰而意益明。这也是治学的人应用一番苦心，发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证，这样做法，然后可以融会贯通，自由自在，书为我用，我不为书用，收古今中外为我注脚。
总之，要讲东西文化的沟通，大家必须肯用头脑，用思、学并用的功夫，然后能贯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达一种融会贯通之乐，并由融会贯通，而对吾国旧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后中国人敢说中国话，已往文化思想得以断续不堕。
所有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正确的，并有较高水准的。这表明林语堂对东西文化确实作过长时期的比较研究，才有这样真切的见解。不过，他在有关讲演中，也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片面性很大的话。如说左派作家“一味抹杀固有文化”，反对“读古书”，“对西洋思想文化，也无认识”；又如说《三国》、《水浒》宣扬的忠孝节义对中国人民仍有积极的影响；等等。
正因为这样，当时左派作家对林语堂非常反感。郭沫若首先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啼笑皆是》的文章，极力挖苦和讽刺林语堂。接着，田汉、秦牧、曹聚仁等也刊出了抨击他的文章。一时间，形成了声势不小的批林热潮。应该肯定，他们对林语堂的某些批评是对的。如指出他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说为“纯是忠孝节义之说深入人心”，是无视现实的说法；又如指出他说左派作家反对“读古书”，则是“算旧帐”；等等。可是，对他的批判也有过分之处。这表现在无视他在国外宣传抗战，否定他的东西文化观，说他“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摭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甚至于说他是一个“卖身投靠的帮闲清客”。显然，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这些指摘，林语堂当时没有加以答辩，只是在答记者陈凡访问时作了这样的表示：“郭沫若的文章完全是谩骂，我不预备答复。至于曹聚仁，我在中央大学演讲的时候，是特别指出曹聚仁的，他，他们那班人，以前在上海天天劝人不要读古书，说古书有毒……我说要读古书，就是希望我们要知道自己。至于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只有让英国人，美国人，总之懂得英语的人去批评，郭沫若是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的。至于读《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分别只是这一点。”可见，林语堂对郭沫若等人给予他的批评是很不服气的。当他1944年春离国赴美前夕，他还写了《赠别左派仁兄》三首诗，流露了对左派作家的不满。
§§第十章 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