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传统文化成为抨击法西斯的武器
1939年，德国法西斯更加疯狂地吞并弱小的邻国，并威胁着英、法等国。而英、法等国也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抗击。林语堂预感到欧洲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便决定提前离开巴黎，返回美国，并打算看看国内战争怎样发展后，再考虑回国。
回到纽约后，林语堂一家住在曼哈顿八十六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时，他成了美国文化界注目的人物，演讲、作文之类的邀请纷至沓来。尽管他这时还在忙于《京华烟云》的写作，但仍然尽量参加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化活动。
5月9日，林语堂应邀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17届大会。这次大会由美国历史学家卢龙担任主席，而林语堂则是在会上发表演讲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的托玛斯·曼，法国著名作家特洛亚。
林语堂演讲的题目是《希特勒与魏忠贤》。魏忠贤是我国明朝的一个异常奸佞而无耻的太监，为历来中国人民所唾骂的千古罪人，也是林语堂最痛恨的小人。当林语堂看到希特勒给欧洲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时，便将他与魏忠贤加以类比。其用意在于痛斥希特勒的极端残忍和卑鄙，并预言他的下场必将跟魏忠贤一样可悲。林语堂说：
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倡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与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唯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使，而反对他的官吏全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腹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唯一出路。
这不仅表明了林语堂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且说明了他善于以魏忠贤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小丑作为一面反面镜子，照出希特勒必然的可耻下场。颇有意思的是，五年后，果然不出林语堂所料想，希特勒真的走向自杀的末路。
在这次演讲中，林语堂还指出人类文化有被法西斯战争毁灭的危险，呼吁各国作家应担负起责任来，保卫自己的思想信仰自由，保持自己的个性，维护民族的文化。这实际上希望各国的作家站在进步立场上，坚持正义，抗击法西斯对人类文明的浩劫。
林语堂还应邀为书评家兼编辑菲地门（Clifton·Fadiman）所编的《我的信仰》一书写了一篇有关他的信仰的文章。这本书一共收有十九位名人的文章，如爱因斯坦、韦尔斯（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美国作家）、杜威（美国哲学家）、罗素（英国哲学家）、桑塔雅那（西班牙哲学家和诗人）、魏白（美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胡适、林语堂等。这说明在编者的心目中，林语堂是在西方有很大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林语堂表示厌烦繁琐哲学，但喜欢对生命、生活、社会、宇宙及造物有一贯而和谐的态度，并特别推崇道家哲学。他写道：
我们唯有走广义的神秘主义的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导的，以广义言之，神秘主义乃为尊重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一切听其自然，而个人融化于这大自然的秩序中是也。道教中的“道”即是此意。它涵义之广足以包括近代与将来最前进的宇宙论。它既神秘而且切合实际。道家对于唯物论采取宽纵的态度。以道家的说法看来，唯物主义并不邪恶，只是有点呆气而已。而对于仇恨与妒忌则以狂笑冲散之，对于恣意豪华之辈道教教之以简朴；对于度都市生活者则导之以大自然的优美。对于竞争与奋斗则倡虚无之说柔克刚之理以救济之。对于长生不老之妄想，则以物质不灭宇宙长存之理以开导之。对于过甚则敬之以无为宁静。对于创造事业则以生活的艺术调和之。对于刚则以柔克之。对于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国家，道教则谓汝并非世间唯一聪明的家伙，汝往前直冲必一无所得，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物极则必反，拗违此原则者终必得恶果。至于道教努力和平乃自培养和气着手。
我们真是处于超野蛮时代。野蛮行为加以机械化敢不是野蛮行为了么？处于这个冷酷的时代唯有道家超然的愤世嫉俗主义是不冷酷的。然而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自然而然的会变好的。目光放远点，你就不伤心了。
这一番话表明，林语堂对于道家哲学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颇有了解的。他以为道家哲学的根本和精髓，是要人们遵从“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而且道家总是以种种方法来矫正或调和违反“这大自然的秩序”的行为。他指出“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国家”，是“拗违此原则”的。而且，“物极则必反”，“终必得恶果”，法西斯是不可能得逞的，“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自然而然的会变好的”。可见，林语堂在这里不仅宣扬了道家哲学，而且借道家哲学指斥了法西斯的倒行逆施。
这年9月1日，欧洲战争终于爆发。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憎恨，林语堂于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他在文中表现了对法西斯战争的极大蔑视，深信人类文化决不会被战争毁灭。他说：“战斗跟求生一样，是人生本能，但二者相较，我相信求生的本能比战斗的本能为强，所以求生的本能绝不会丧失；求生的本能既不会丧失，那么文化，或者说生活的艺术，当然不会毁灭了。”正当法西斯异常猖獗、不可一世之时，林语堂所表达的这样乐观而坚定的信念，是能起到激励人们的作用的。
回到纽约后，林语堂一家住在曼哈顿八十六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时，他成了美国文化界注目的人物，演讲、作文之类的邀请纷至沓来。尽管他这时还在忙于《京华烟云》的写作，但仍然尽量参加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化活动。
5月9日，林语堂应邀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17届大会。这次大会由美国历史学家卢龙担任主席，而林语堂则是在会上发表演讲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的托玛斯·曼，法国著名作家特洛亚。
林语堂演讲的题目是《希特勒与魏忠贤》。魏忠贤是我国明朝的一个异常奸佞而无耻的太监，为历来中国人民所唾骂的千古罪人，也是林语堂最痛恨的小人。当林语堂看到希特勒给欧洲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时，便将他与魏忠贤加以类比。其用意在于痛斥希特勒的极端残忍和卑鄙，并预言他的下场必将跟魏忠贤一样可悲。林语堂说：
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倡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与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唯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使，而反对他的官吏全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腹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唯一出路。
这不仅表明了林语堂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且说明了他善于以魏忠贤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小丑作为一面反面镜子，照出希特勒必然的可耻下场。颇有意思的是，五年后，果然不出林语堂所料想，希特勒真的走向自杀的末路。
在这次演讲中，林语堂还指出人类文化有被法西斯战争毁灭的危险，呼吁各国作家应担负起责任来，保卫自己的思想信仰自由，保持自己的个性，维护民族的文化。这实际上希望各国的作家站在进步立场上，坚持正义，抗击法西斯对人类文明的浩劫。
林语堂还应邀为书评家兼编辑菲地门（Clifton·Fadiman）所编的《我的信仰》一书写了一篇有关他的信仰的文章。这本书一共收有十九位名人的文章，如爱因斯坦、韦尔斯（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美国作家）、杜威（美国哲学家）、罗素（英国哲学家）、桑塔雅那（西班牙哲学家和诗人）、魏白（美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胡适、林语堂等。这说明在编者的心目中，林语堂是在西方有很大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林语堂表示厌烦繁琐哲学，但喜欢对生命、生活、社会、宇宙及造物有一贯而和谐的态度，并特别推崇道家哲学。他写道：
我们唯有走广义的神秘主义的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导的，以广义言之，神秘主义乃为尊重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一切听其自然，而个人融化于这大自然的秩序中是也。道教中的“道”即是此意。它涵义之广足以包括近代与将来最前进的宇宙论。它既神秘而且切合实际。道家对于唯物论采取宽纵的态度。以道家的说法看来，唯物主义并不邪恶，只是有点呆气而已。而对于仇恨与妒忌则以狂笑冲散之，对于恣意豪华之辈道教教之以简朴；对于度都市生活者则导之以大自然的优美。对于竞争与奋斗则倡虚无之说柔克刚之理以救济之。对于长生不老之妄想，则以物质不灭宇宙长存之理以开导之。对于过甚则敬之以无为宁静。对于创造事业则以生活的艺术调和之。对于刚则以柔克之。对于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国家，道教则谓汝并非世间唯一聪明的家伙，汝往前直冲必一无所得，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物极则必反，拗违此原则者终必得恶果。至于道教努力和平乃自培养和气着手。
我们真是处于超野蛮时代。野蛮行为加以机械化敢不是野蛮行为了么？处于这个冷酷的时代唯有道家超然的愤世嫉俗主义是不冷酷的。然而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自然而然的会变好的。目光放远点，你就不伤心了。
这一番话表明，林语堂对于道家哲学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颇有了解的。他以为道家哲学的根本和精髓，是要人们遵从“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而且道家总是以种种方法来矫正或调和违反“这大自然的秩序”的行为。他指出“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国家”，是“拗违此原则”的。而且，“物极则必反”，“终必得恶果”，法西斯是不可能得逞的，“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自然而然的会变好的”。可见，林语堂在这里不仅宣扬了道家哲学，而且借道家哲学指斥了法西斯的倒行逆施。
这年9月1日，欧洲战争终于爆发。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憎恨，林语堂于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他在文中表现了对法西斯战争的极大蔑视，深信人类文化决不会被战争毁灭。他说：“战斗跟求生一样，是人生本能，但二者相较，我相信求生的本能比战斗的本能为强，所以求生的本能绝不会丧失；求生的本能既不会丧失，那么文化，或者说生活的艺术，当然不会毁灭了。”正当法西斯异常猖獗、不可一世之时，林语堂所表达的这样乐观而坚定的信念，是能起到激励人们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