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京华烟云》
《孔子的智慧》脱稿后，即1938年2月初，林语堂偕同妻子女儿们到欧洲旅游。他之所以这时离美旅欧，一方面想通过旅游来放松一下接连写了两书后的紧张神经，另方面也想在欧洲找一个生活费用低的地方来安心写作，以防出现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窘况。
林语堂一家先是来到法国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小镇蒙顿。这里山水秀丽，环境幽静，没有社交干扰，很适宜于写作。可是，住了一个月后，他感到“蒙顿究竟乡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廖翠凤也觉得小镇生活太冷静，她没有朋友，又不会讲法国话，何况三个孩子也应该入学读书，只由林语堂教她们读中国古代的文化书籍是不够的，隐居不是办法。于是，他们便离开蒙顿，搬往巴黎。
在巴黎住下后，林语堂自然少不了尽情游览一番。巴黎向来具有艺术之都的盛名，拥有雄伟的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精品。他曾参观位于康果特广场东面、塞纳河畔的罗浮宫。它的壮丽，它藏有的雕塑、名画和宝物，令他赞叹不已。尤其是那件于1820年在米罗出土的维纳斯雕像，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以及《胜利女神像》，更是叫他惊讶之至。他还观赏了位于星形广场中央的雄壮的凯旋门，深深地为法国的民族精神所激动。
林语堂这时极为关注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他每天坚持阅读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上海《密勒氏周刊》，以了解国内抗战的形势。而且，他每当朝夕坐卧之际，心里想着的尽是祖国军民“与敌人厮杀”的壮烈情景，并禁不住发出“书生愧死”、“此笔到底有何用处？”的感慨。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林语堂改变了原有的一个打算，即把《红楼梦》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他认为那时不是翻译《红楼梦》的时候，它与现代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而且，他意识到用小说艺术来宣传抗战，是一种最能影响读者的形式。“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于是，他决意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部“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
当林语堂决意写作《京华烟云》时，他是充满成功信心的。尽管他从未涉足于小说艺苑，但他自信具备写作长篇巨制的必要素养和条件。他曾对林太乙说：“以前在哈佛上小说演化一门科目，白教授（Prof Bliss Perry）有一句话打动我心，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开始写小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四十以上之时，来试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广、篇幅浩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京华烟云》，也非意出偶然。”
林语堂对于《京华烟云》的写作，是持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的。他从1938年3月开始，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来构思全书的内容和写法，诸如时代环境、人物安插、情节布局、起场收场等等。待全盘酝酿好了后，才于8月8日开笔，至1939年8月8日宣告完篇。
《京华烟云》的一部分内容是在巴黎写的，一部分文字则是林语堂1939年回到纽约后去维蒙特州避暑时续写的。不过，不论在哪里写，他都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往往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中，与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产生强烈共鸣。有一天，大女儿林如斯进入他的工作室，看见他眼泪盈眶，便问道：“爸，你怎么啦？”他回答说：“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边说边取出手帕擦眼泪。这是当他写到红玉跳水自杀时发生的情形。待后来写到那壮丽的最后一页时，更是不仅眼眶里充满着眼泪，而且哭了。可见，他在写作中是倾注了自己的无限真情的，并完全沉浸在描写的情境之中。据说廖翠凤曾几次要他去理发，他都不是没有听见，便是表示不写完决不去理发。
1939年8月8日，林语堂一口气写了十九页，结束了全书的写作。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时，廖翠凤和三个女儿围在他的桌边，拍手叫起来，三女儿林相如还高兴得唱了一首歌。当晚，他亲自驾车载着妻女前往一家中国饭馆，吃了一顿龙虾饭。第二天，他还去理了发。
《京华烟云》杀青后，林语堂打电报告诉赛珍珠夫妇。他们高兴地复电说：“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林语堂边写边将文稿寄给了他们看，他们了解这部小说所达到的水平。1939年，《京华烟云》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并立即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12月特别推销的书。《时代书刊》也发表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林语堂对《京华烟云》也是满意的。他对林太乙说：“我写过几本好书，尤其以写《京华烟云》自豪。”还表示了希望他写的小说能够传世的愿望。
《京华烟云》出版后，林语堂极愿抗战中的祖国同胞很快能读到它的中译本。他知道郁达夫精通英语和擅长现代小说创作，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便于1939年9月4日写信请他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减少翻译的困难，林语堂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和成语，作了三千余条详细的注解，前后注成两册寄去新加坡，并附了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但因郁达夫当时正值与王映霞发生婚变，心境恶劣，因而只译出很少（在《华侨周报》连载），便停止了。林语堂虽不无遗憾之感，但从未对人提过曾给郁达夫寄五千美元的事，足见他为人的敦厚。
1940年，日本出版了《京华烟云》三个日文译本（均有所删削）。许多国家也陆续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而美国更是一版再版，在40年代便销售了25万部。因而，《京华烟云》成为我国现代文学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
《京华烟云》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并不是吹捧出来的。实际上，它确实是林语堂的呕心沥血之作，并无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它的鲜明特点是，在于用小说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尤为讴歌了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救国斗争。整部小说，可以称作为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它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林语堂在文学史上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并体现了他作为国学家的底色。
这部小说反映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起，到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止的近4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对此期间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都作了真实的再现。譬如，清朝统治者怎样由害怕义和团变为利用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爆发，五卅惨案和“三一八”大屠杀的真相，《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北伐战争的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伪贩毒走私，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激烈动荡情形。
在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小说对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作了符合实际的描写。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冯玉祥、傅增湘、林琴南、辜鸿铭、齐白石、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张宗昌等，都具有真实感。譬如，对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作了这样的描写：“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因为孙中山先生把总统的职位让给了他。这虽然是高风亮节，但是也未免太书生气。不过这并非孙中山先生的过错。”应该说，这样写来是再恰当不过了。又如对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也这样如实地描写道：“他这个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来是消极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的消极态度不能不影响一大批党政要人，这是令人遗憾的。西安事变将他一军，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刺激，他应该变得积极了。全国同胞是这么期望他的。”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他则从侧面作了肯定的暗示描写：“陈三那一批人之中，很多人要去山西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他们扬言接受中共领导抗日了。”“至于他们怎样出城，怎么打游击，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后来竟至几年，他们阻挡日本进军西北，都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想象了。他们是勇敢的中国青年，在物质环境极艰难之下，他们的精神，奋发旺盛，他们的乐观勇气，坚强不摧，不屈不挠。”类似这样一些描写，都是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和褒贬态度的。
小说正因为描写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人民群众的活动，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为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小说用了不少的篇幅，表现了在日本侵略者最野蛮最残忍的蹂躏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苦难，但终于觉醒和奋起反抗，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下海，誓不停战！”小说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了深刻有力的谴责：“那种暴行使文明人无法想象的，在未来几百年，会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军人。”同时更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日本人用一万年也征服不了中国”，中华民族将永远“延续”下去，“多少亿万的中国人共同在这伟大的史诗时代，这伟大的史诗故事里奋斗生活……”可以认为，小说以沉郁而悲壮的格调表现了令人激奋的民族正气，特别是结尾处更是笔酣墨饱地表现了中国军民震天撼地的杀敌救国豪情。
这部小说也融汇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除了表现在具有深广的历史知识、民情风俗和风物描写外，更突出地体现在通过人物形象对道家和儒家哲学作了艺术的反映。小说中的姚思安信奉道家哲学，体现了道家顺乎自然、超脱礼俗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曾文朴信奉儒家哲学，体现了儒家重人伦秩序和修身齐家的思想。但对现代的人生来说，单纯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都不足以适应的。因而，小说通过“道家”之女的姚木兰成了“儒家”的儿媳妇，体现了儒道互补的思想。她作为姚思安的女儿，由于耳濡目染，深得道家思想的真传。当她嫁非所爱，成为曾文朴的儿媳妇后，又很快适应了曾家的生活秩序，妥善处理各种人伦关系。不过，在她的心里却一直默默地保持着对孔立夫的纯洁的爱。直到立夫因写文章攻击时弊而被军阀逮捕并有被处死的危险时，她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获得了军阀释放立夫的“手令”。而后来当她发现丈夫有“外遇”时，她又以自己的聪明和大度，把事情解决得相当完美，维护了夫妻之爱。
然而，对于愈来愈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来说，即使儒道互补，也往往难以解决种种矛盾和冲突。于是，小说又竭力表现了将儒道哲学跟西方进步思想的结合，跟国家民族命运问题的结合。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思想来使儒道哲学现代化，达到两者的融合。小说描写姚思安忧虑民族的生存时疾呼道：“要学新世界的新东西，忘了我们的历史吧！”便是一个明显的体现。而小说描写姚木兰因为日本侵略者威胁到她们母女的人身安全时，终于抛弃了村妇式的山居生活，融合在千百万流亡的人群中，成为忍苦、勇敢、伟大民众的一员，则更是表现了她原有的道家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小说所有的这些描写，有力地启示人们，现代中国人既要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宜仅仅满足于传统文化所固有的东西，而应该放眼吸收新的思想，才能适应个人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可以认为，小说实际上在探讨怎样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京华烟云》作为一部鸿篇巨制，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就。诸如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情节丰富曲折，结构缜密，语言凝炼，风格朴实、浑厚，等等。而且可以认为，整部小说在各个方面都是力求做到民族化的，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至于它跟《红楼梦》的关系，自然是有所借鉴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它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成就和价值。那种以借鉴《红楼梦》为理由而基本否定它的看法，是不公平的。试问，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中不也有明显地借鉴了《红楼梦》艺术的吗？为什么对《京华烟云》却要贬抑呢？
林语堂一家先是来到法国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小镇蒙顿。这里山水秀丽，环境幽静，没有社交干扰，很适宜于写作。可是，住了一个月后，他感到“蒙顿究竟乡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廖翠凤也觉得小镇生活太冷静，她没有朋友，又不会讲法国话，何况三个孩子也应该入学读书，只由林语堂教她们读中国古代的文化书籍是不够的，隐居不是办法。于是，他们便离开蒙顿，搬往巴黎。
在巴黎住下后，林语堂自然少不了尽情游览一番。巴黎向来具有艺术之都的盛名，拥有雄伟的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精品。他曾参观位于康果特广场东面、塞纳河畔的罗浮宫。它的壮丽，它藏有的雕塑、名画和宝物，令他赞叹不已。尤其是那件于1820年在米罗出土的维纳斯雕像，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以及《胜利女神像》，更是叫他惊讶之至。他还观赏了位于星形广场中央的雄壮的凯旋门，深深地为法国的民族精神所激动。
林语堂这时极为关注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他每天坚持阅读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上海《密勒氏周刊》，以了解国内抗战的形势。而且，他每当朝夕坐卧之际，心里想着的尽是祖国军民“与敌人厮杀”的壮烈情景，并禁不住发出“书生愧死”、“此笔到底有何用处？”的感慨。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林语堂改变了原有的一个打算，即把《红楼梦》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他认为那时不是翻译《红楼梦》的时候，它与现代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而且，他意识到用小说艺术来宣传抗战，是一种最能影响读者的形式。“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于是，他决意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部“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
当林语堂决意写作《京华烟云》时，他是充满成功信心的。尽管他从未涉足于小说艺苑，但他自信具备写作长篇巨制的必要素养和条件。他曾对林太乙说：“以前在哈佛上小说演化一门科目，白教授（Prof Bliss Perry）有一句话打动我心，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在四十以上才开始写小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四十以上之时，来试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广、篇幅浩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京华烟云》，也非意出偶然。”
林语堂对于《京华烟云》的写作，是持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的。他从1938年3月开始，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来构思全书的内容和写法，诸如时代环境、人物安插、情节布局、起场收场等等。待全盘酝酿好了后，才于8月8日开笔，至1939年8月8日宣告完篇。
《京华烟云》的一部分内容是在巴黎写的，一部分文字则是林语堂1939年回到纽约后去维蒙特州避暑时续写的。不过，不论在哪里写，他都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往往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中，与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产生强烈共鸣。有一天，大女儿林如斯进入他的工作室，看见他眼泪盈眶，便问道：“爸，你怎么啦？”他回答说：“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边说边取出手帕擦眼泪。这是当他写到红玉跳水自杀时发生的情形。待后来写到那壮丽的最后一页时，更是不仅眼眶里充满着眼泪，而且哭了。可见，他在写作中是倾注了自己的无限真情的，并完全沉浸在描写的情境之中。据说廖翠凤曾几次要他去理发，他都不是没有听见，便是表示不写完决不去理发。
1939年8月8日，林语堂一口气写了十九页，结束了全书的写作。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时，廖翠凤和三个女儿围在他的桌边，拍手叫起来，三女儿林相如还高兴得唱了一首歌。当晚，他亲自驾车载着妻女前往一家中国饭馆，吃了一顿龙虾饭。第二天，他还去理了发。
《京华烟云》杀青后，林语堂打电报告诉赛珍珠夫妇。他们高兴地复电说：“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林语堂边写边将文稿寄给了他们看，他们了解这部小说所达到的水平。1939年，《京华烟云》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并立即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12月特别推销的书。《时代书刊》也发表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林语堂对《京华烟云》也是满意的。他对林太乙说：“我写过几本好书，尤其以写《京华烟云》自豪。”还表示了希望他写的小说能够传世的愿望。
《京华烟云》出版后，林语堂极愿抗战中的祖国同胞很快能读到它的中译本。他知道郁达夫精通英语和擅长现代小说创作，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便于1939年9月4日写信请他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减少翻译的困难，林语堂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和成语，作了三千余条详细的注解，前后注成两册寄去新加坡，并附了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但因郁达夫当时正值与王映霞发生婚变，心境恶劣，因而只译出很少（在《华侨周报》连载），便停止了。林语堂虽不无遗憾之感，但从未对人提过曾给郁达夫寄五千美元的事，足见他为人的敦厚。
1940年，日本出版了《京华烟云》三个日文译本（均有所删削）。许多国家也陆续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而美国更是一版再版，在40年代便销售了25万部。因而，《京华烟云》成为我国现代文学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
《京华烟云》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并不是吹捧出来的。实际上，它确实是林语堂的呕心沥血之作，并无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它的鲜明特点是，在于用小说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尤为讴歌了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救国斗争。整部小说，可以称作为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它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林语堂在文学史上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并体现了他作为国学家的底色。
这部小说反映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起，到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止的近4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对此期间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都作了真实的再现。譬如，清朝统治者怎样由害怕义和团变为利用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爆发，五卅惨案和“三一八”大屠杀的真相，《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北伐战争的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伪贩毒走私，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激烈动荡情形。
在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小说对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作了符合实际的描写。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冯玉祥、傅增湘、林琴南、辜鸿铭、齐白石、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张宗昌等，都具有真实感。譬如，对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作了这样的描写：“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因为孙中山先生把总统的职位让给了他。这虽然是高风亮节，但是也未免太书生气。不过这并非孙中山先生的过错。”应该说，这样写来是再恰当不过了。又如对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也这样如实地描写道：“他这个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来是消极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的消极态度不能不影响一大批党政要人，这是令人遗憾的。西安事变将他一军，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刺激，他应该变得积极了。全国同胞是这么期望他的。”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他则从侧面作了肯定的暗示描写：“陈三那一批人之中，很多人要去山西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他们扬言接受中共领导抗日了。”“至于他们怎样出城，怎么打游击，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后来竟至几年，他们阻挡日本进军西北，都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想象了。他们是勇敢的中国青年，在物质环境极艰难之下，他们的精神，奋发旺盛，他们的乐观勇气，坚强不摧，不屈不挠。”类似这样一些描写，都是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和褒贬态度的。
小说正因为描写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人民群众的活动，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为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小说用了不少的篇幅，表现了在日本侵略者最野蛮最残忍的蹂躏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苦难，但终于觉醒和奋起反抗，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下海，誓不停战！”小说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了深刻有力的谴责：“那种暴行使文明人无法想象的，在未来几百年，会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军人。”同时更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日本人用一万年也征服不了中国”，中华民族将永远“延续”下去，“多少亿万的中国人共同在这伟大的史诗时代，这伟大的史诗故事里奋斗生活……”可以认为，小说以沉郁而悲壮的格调表现了令人激奋的民族正气，特别是结尾处更是笔酣墨饱地表现了中国军民震天撼地的杀敌救国豪情。
这部小说也融汇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除了表现在具有深广的历史知识、民情风俗和风物描写外，更突出地体现在通过人物形象对道家和儒家哲学作了艺术的反映。小说中的姚思安信奉道家哲学，体现了道家顺乎自然、超脱礼俗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曾文朴信奉儒家哲学，体现了儒家重人伦秩序和修身齐家的思想。但对现代的人生来说，单纯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都不足以适应的。因而，小说通过“道家”之女的姚木兰成了“儒家”的儿媳妇，体现了儒道互补的思想。她作为姚思安的女儿，由于耳濡目染，深得道家思想的真传。当她嫁非所爱，成为曾文朴的儿媳妇后，又很快适应了曾家的生活秩序，妥善处理各种人伦关系。不过，在她的心里却一直默默地保持着对孔立夫的纯洁的爱。直到立夫因写文章攻击时弊而被军阀逮捕并有被处死的危险时，她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获得了军阀释放立夫的“手令”。而后来当她发现丈夫有“外遇”时，她又以自己的聪明和大度，把事情解决得相当完美，维护了夫妻之爱。
然而，对于愈来愈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来说，即使儒道互补，也往往难以解决种种矛盾和冲突。于是，小说又竭力表现了将儒道哲学跟西方进步思想的结合，跟国家民族命运问题的结合。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思想来使儒道哲学现代化，达到两者的融合。小说描写姚思安忧虑民族的生存时疾呼道：“要学新世界的新东西，忘了我们的历史吧！”便是一个明显的体现。而小说描写姚木兰因为日本侵略者威胁到她们母女的人身安全时，终于抛弃了村妇式的山居生活，融合在千百万流亡的人群中，成为忍苦、勇敢、伟大民众的一员，则更是表现了她原有的道家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小说所有的这些描写，有力地启示人们，现代中国人既要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宜仅仅满足于传统文化所固有的东西，而应该放眼吸收新的思想，才能适应个人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可以认为，小说实际上在探讨怎样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京华烟云》作为一部鸿篇巨制，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就。诸如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情节丰富曲折，结构缜密，语言凝炼，风格朴实、浑厚，等等。而且可以认为，整部小说在各个方面都是力求做到民族化的，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至于它跟《红楼梦》的关系，自然是有所借鉴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它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成就和价值。那种以借鉴《红楼梦》为理由而基本否定它的看法，是不公平的。试问，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中不也有明显地借鉴了《红楼梦》艺术的吗？为什么对《京华烟云》却要贬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