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编写《孔子的智慧》
1938年1月，林语堂编写了《孔子的智慧》一书。这本书的编写，是应蓝登书屋约请的。据说，该书屋曾出版世界哲学丛书廿册，其中一册为《孔子哲学》（Paymond Dowson编），颇为畅销，压倒了康德、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洋十九家。于是，该书屋拟出版《现代丛书》时，便认为不可以没有孔子的书，并邀请林语堂编写。林语堂为有这机会向西方介绍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而感到十分高兴。尽管书屋老板只给600元，买断这本书的版权，他也答应。他允编后，于1937年12月准备材料，将孔门之书重读了一遍，确定了编写的有关内容和体例，接着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拼命”将书编写完毕。
《孔子的智慧》一书，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较为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在编写此书之前，他虽然在不少文章中涉及到孔子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的褒贬，缺乏总体性的评价。而在这书中，他却对孔子思想价值取向、系统和特点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较为切实的论评。
在导言第一部分中，林语堂直截了当地提出儒家思想在现代生活中还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可是，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反儒学派道家、墨家、法家一样，不可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还说：
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里，他否定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态方面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但肯定它作为人道主义文化或社会生活上的基本观念仍然适应现代人生需要，并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断言“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这样的见解，显然不同于那种对儒家思想作全盘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别于对它作全盘肯定的观点，而是体现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继承的胆识。这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思想缺乏具体分析而加以否定的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超越意义，并在儒家思想研究上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同时，林语堂对孔子思想的系统作了探讨。他认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绝不是仅靠《语录》（指《论语》——著者按）中零散的精粹语录，而是有其“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而要了解孔子思想的系统就须除了要看《论语》这部“孔学上的圣经”外，还应依赖《孟子》和《礼记》等著作。那么，什么是孔子思想的系统呢？他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身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点儿说，儒家思想志在从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对孔子思想系统作出这样简明扼要的概括，说明了他对孔子思想是有较深入的研究的。
此外，林语堂认为孔子思想具有五个重要特点。一是“政治与伦理的合一”。即重视道德的作用，把社会秩序和政治轨道都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但其最终目的却与施行刑罚之治的目的相同。二是“礼——理性化的社会”。“礼”在孔学中颇为重要，与“政”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礼是“事之治也”。而礼的具体内涵，则包括宗教的法规（祭祀的典礼规范）和生活的规范（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它的作用在于恢复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使万事万物各得其宜，人人相爱，并尊敬当权者和长辈。三是“仁”。什么是“仁”？“仁”与“人”通用，“仁”即“人”，“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人的标准是仁”，这是孔子的哲学精义。因而孔子叫人修身的最好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四是“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即“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五是“士”。所谓“士”，就是“知识阶级”。孔子把道德教训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期待他们成为“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自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了几分卑视之心”。
在导言第二部分中，林语堂论述了孔子的品格。他反对把孔子说为“圣人”，认为他也是一个具有普通人一样的感情的人，但又有超过常人的品格。具体而言，他有其道德的理想，知道自身负有的使命，深具自信，奋勉力行；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努力继承古代经典学问，思想保守；生活讲究，和蔼温逊，风趣诙谐，亦恨人卑视入，等等。这些看法，与历来把孔子神化的说法不同，比较接近孔子的本来面目。
《孔子的智慧》的体例也颇有特色，是经过林语堂精心设计的，并足以说明他对儒家学说是颇为熟悉的。第一章为导言，对孔子思想及其品格作总体性的阐述，以便读者有一个基本认识。第二章为“孔子传”（《史记·孔子世家》）。此传出自大史学家司马迁之手，所记孔子的生平经历是“可靠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较真切的面貌。第三章为“中庸”（原为《礼记》第十三章）。林语堂之所以把它置于儒家典籍之首，是由于认为它是了解儒家学说的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自此入手，最为得法”。第四章为“大学”（伦理与政治）。这是采用朱嘉改编的版本，但林语堂作了一些改动。第五章为“论语”。除选入约四分之一的《论语》语录外，还选了《礼记》十多节作为补充。第六、七、八章为“论以六艺施教”（《礼记》——“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理想社会”（《礼记》第九——《礼运》）。林语堂认为这三章是关于社会方面的“孔氏三论”，实际上都是论礼。孔子志在用“礼”来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不合时宜的，但要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哲理（即彼此以适当的态度相对待，为父母者要慈爱，为子女者要孝顺，为弟者要敬兄长，为兄长者要爱护弟弟，对友人要忠诚，为臣民者要敬尊长，为首长者要仁爱）却对中国仍然有益处，仍然是中国社会风气的基石。第九、十章为“论教育”（《礼记·学记》）和“论音乐”（《礼记·乐记》）。其中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林语堂说“其见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第十一章为“孟子”（《告子》篇），以显示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发展。
林语堂曾表示，他之所以从儒家经典及《四书》中选出若干章来编写成《孔子的智慧》一书，是因为它们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有利于西方读者对孔子思想及其发展得到“全面一贯的了解”。从实际情形来看，他这看法是切实的，而且《孔子的智慧》也是能够达到他的编写目的的。
《孔子的智慧》于1938年出版后，受到了美国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在长时期内，它一直是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之作。因而，仅此而言，就可以认为林语堂为促进西方读者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智慧》一书，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较为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在编写此书之前，他虽然在不少文章中涉及到孔子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的褒贬，缺乏总体性的评价。而在这书中，他却对孔子思想价值取向、系统和特点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较为切实的论评。
在导言第一部分中，林语堂直截了当地提出儒家思想在现代生活中还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可是，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反儒学派道家、墨家、法家一样，不可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还说：
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里，他否定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态方面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但肯定它作为人道主义文化或社会生活上的基本观念仍然适应现代人生需要，并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断言“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这样的见解，显然不同于那种对儒家思想作全盘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别于对它作全盘肯定的观点，而是体现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继承的胆识。这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思想缺乏具体分析而加以否定的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超越意义，并在儒家思想研究上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同时，林语堂对孔子思想的系统作了探讨。他认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绝不是仅靠《语录》（指《论语》——著者按）中零散的精粹语录，而是有其“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而要了解孔子思想的系统就须除了要看《论语》这部“孔学上的圣经”外，还应依赖《孟子》和《礼记》等著作。那么，什么是孔子思想的系统呢？他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身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点儿说，儒家思想志在从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对孔子思想系统作出这样简明扼要的概括，说明了他对孔子思想是有较深入的研究的。
此外，林语堂认为孔子思想具有五个重要特点。一是“政治与伦理的合一”。即重视道德的作用，把社会秩序和政治轨道都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但其最终目的却与施行刑罚之治的目的相同。二是“礼——理性化的社会”。“礼”在孔学中颇为重要，与“政”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礼是“事之治也”。而礼的具体内涵，则包括宗教的法规（祭祀的典礼规范）和生活的规范（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它的作用在于恢复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使万事万物各得其宜，人人相爱，并尊敬当权者和长辈。三是“仁”。什么是“仁”？“仁”与“人”通用，“仁”即“人”，“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人的标准是仁”，这是孔子的哲学精义。因而孔子叫人修身的最好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四是“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即“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五是“士”。所谓“士”，就是“知识阶级”。孔子把道德教训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期待他们成为“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自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了几分卑视之心”。
在导言第二部分中，林语堂论述了孔子的品格。他反对把孔子说为“圣人”，认为他也是一个具有普通人一样的感情的人，但又有超过常人的品格。具体而言，他有其道德的理想，知道自身负有的使命，深具自信，奋勉力行；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努力继承古代经典学问，思想保守；生活讲究，和蔼温逊，风趣诙谐，亦恨人卑视入，等等。这些看法，与历来把孔子神化的说法不同，比较接近孔子的本来面目。
《孔子的智慧》的体例也颇有特色，是经过林语堂精心设计的，并足以说明他对儒家学说是颇为熟悉的。第一章为导言，对孔子思想及其品格作总体性的阐述，以便读者有一个基本认识。第二章为“孔子传”（《史记·孔子世家》）。此传出自大史学家司马迁之手，所记孔子的生平经历是“可靠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较真切的面貌。第三章为“中庸”（原为《礼记》第十三章）。林语堂之所以把它置于儒家典籍之首，是由于认为它是了解儒家学说的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自此入手，最为得法”。第四章为“大学”（伦理与政治）。这是采用朱嘉改编的版本，但林语堂作了一些改动。第五章为“论语”。除选入约四分之一的《论语》语录外，还选了《礼记》十多节作为补充。第六、七、八章为“论以六艺施教”（《礼记》——“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理想社会”（《礼记》第九——《礼运》）。林语堂认为这三章是关于社会方面的“孔氏三论”，实际上都是论礼。孔子志在用“礼”来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不合时宜的，但要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哲理（即彼此以适当的态度相对待，为父母者要慈爱，为子女者要孝顺，为弟者要敬兄长，为兄长者要爱护弟弟，对友人要忠诚，为臣民者要敬尊长，为首长者要仁爱）却对中国仍然有益处，仍然是中国社会风气的基石。第九、十章为“论教育”（《礼记·学记》）和“论音乐”（《礼记·乐记》）。其中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林语堂说“其见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第十一章为“孟子”（《告子》篇），以显示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发展。
林语堂曾表示，他之所以从儒家经典及《四书》中选出若干章来编写成《孔子的智慧》一书，是因为它们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有利于西方读者对孔子思想及其发展得到“全面一贯的了解”。从实际情形来看，他这看法是切实的，而且《孔子的智慧》也是能够达到他的编写目的的。
《孔子的智慧》于1938年出版后，受到了美国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在长时期内，它一直是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之作。因而，仅此而言，就可以认为林语堂为促进西方读者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