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出版
多年来，林语堂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和从事于杂文写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曾于1928年出版《剪拂集》，这时又结集出版了《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
《语言学论丛》，于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共收入论文33篇，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古音的研究，二是关于现代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三是关于字书辞典编纂的研究。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上，均颇为精深，有不少重要的创获。如在古音方面，发现有复辅音，考证了古代方音区域，由公羊与左传称引地名的不同考订了左传方言及其真伪，使公羊齐音的清浊转变、递变之迹，非常显明易见。在现代语言学问题方面，对国语罗马字建设提出了看法，对方言研究贡献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在编纂字书辞典方面，发明了新的检字法，尤其是：“义典”的计划是“中文必须有而至今尚未有人编过的字书”。统观此书内容，可以看出林语堂确实具有异常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并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因而，此书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地位。
《大荒集》，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入了林语堂自1927年后五六年间的杂文27篇。他在《序》中说，之所以命名为《大荒集》，是自比为“大荒旅行者”，但“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不能”。“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自然，他也坦率地承认书中所说“已无《剪拂集》之坦白了”。
《我的话》，分上、下两册：《行素集》、《披荆集》，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分别于1934年和1936年出版。共收入了林语堂《论语》时期所写的杂文近百篇，其中除了谈论幽默、性灵等问题外，不少篇什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自然也有“走入牛角尖”之作。而行文则都颇为自然，娴熟，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剪拂集》和这三本杂文集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著名杂文家的地位。据说，鲁迅曾对斯诺说，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杂文家之一。这是公允的评价。
《语言学论丛》，于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共收入论文33篇，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古音的研究，二是关于现代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三是关于字书辞典编纂的研究。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上，均颇为精深，有不少重要的创获。如在古音方面，发现有复辅音，考证了古代方音区域，由公羊与左传称引地名的不同考订了左传方言及其真伪，使公羊齐音的清浊转变、递变之迹，非常显明易见。在现代语言学问题方面，对国语罗马字建设提出了看法，对方言研究贡献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在编纂字书辞典方面，发明了新的检字法，尤其是：“义典”的计划是“中文必须有而至今尚未有人编过的字书”。统观此书内容，可以看出林语堂确实具有异常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并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因而，此书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地位。
《大荒集》，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入了林语堂自1927年后五六年间的杂文27篇。他在《序》中说，之所以命名为《大荒集》，是自比为“大荒旅行者”，但“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不能”。“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自然，他也坦率地承认书中所说“已无《剪拂集》之坦白了”。
《我的话》，分上、下两册：《行素集》、《披荆集》，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分别于1934年和1936年出版。共收入了林语堂《论语》时期所写的杂文近百篇，其中除了谈论幽默、性灵等问题外，不少篇什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自然也有“走入牛角尖”之作。而行文则都颇为自然，娴熟，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剪拂集》和这三本杂文集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著名杂文家的地位。据说，鲁迅曾对斯诺说，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杂文家之一。这是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