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八节 陶渊明行役诗题旨概说

　　谢春阳

　　谢春阳，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百姓惶恐不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难想象陶渊明行役生活之艰辛和煎熬。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处异域他乡，孤苦无依之时，唯有思亲才能缓解内心的苦楚，唯有亲人才能化解内心的孤独。陶渊明行役诗数量虽少，但对后世陶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

　　陶渊明行役诗的创作与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是紧密结合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黑暗，王朝更迭，有志之士深感报国无门，前途渺茫。久而久之，满腔热血得不到释放，至东晋初年，形成了“偏安”的个性，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造就了陶渊明日后消极避世的性格特征。由于陶渊明独特的家族教育背景，从小他就立下了宏大的志向，“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青年时代的陶渊明心怀苍生、兼济天下，渴望建立功勋，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然而，由于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几近而立之年的陶渊明才入仕为官。但从诗题中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注定没有做大官的命运，仅仅做过参军、祭酒和县丞这类小官。这显然无法满足陶渊明远大的政治抱负。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时期，统治者骄奢淫逸，权欲纵横，百姓民不聊生，穷苦至极。毫无疑问，社会的政治变革必将带来文化上的一场革新。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人言可畏的社会中，陶渊明作为一名朝廷小官员，上有统治者的压迫，下有老百姓的不解，处境十分尴尬。“像陶渊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既要不断去执行搜刮百姓的任务，又要忍受上层的侮辱和欺压。”他在政治漩涡里挣扎着，但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已经快要窒息了。伴随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陶渊明在入仕与出仕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写下了为数不多但文学价值极高的行役题材的诗歌。

　　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和陶渊明的经济条件，可以知道：陶渊明的入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上有老母亲，下有妻儿，要想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必须入仕为官，也就是保住我们今天所说的“铁饭碗”。最后，在高洁的人格面前，不得不放弃仕途，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行役诗题旨概说陶渊明的前两首行役诗写于隆安四年，作者当时大约36岁。隆安四年，桓玄的势力范围蔓延在长江中上游，一直野心勃勃地妄图伺机篡取东晋的政权，《庚子岁五月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写于这一年。诗中的第一首是一首五言律诗，五字一句，抑扬顿挫，表意明确，言简意赅。其开篇第一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其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人们往往觉得离家之时，万分不舍，寸步难行；归家之际，满心期待，充满无限的动力。“计日”一词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离家愈来愈近，心情越来越欢愉。“归子念前途”一句，运用双关的修辞手法，既明指归乡之路坎坷崎岖，更暗指仕宦之路“道阻且长”，这似乎已在暗示宦途风险，家才是最终停泊的港湾。这组诗的第二首，开头便叹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古往今来，多少仕宦之人在外出公差，哀叹行役的艰辛啊，时至今日，我才发现这其中的酸辛，行路难啊行路难。“叹”一词开篇点题，突出行役之辛苦，让人不得不哀叹，让人一想到“行役”就唉声叹气，愁绪满怀。“始”一词用得极妙，这个“始”字仿佛一下子将作者的满心幻想和憧憬杀了个片甲不留。古人感慨行役，作者并没有亲身体验过，他以为那也许只是一少部分人的主观感受，也许真正的行役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内心仍有一丝希望。而现在，到了自己亲自感受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山川高远空旷，风起云涌、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透，着实让作者内心一颤，猛地凉了半截，真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首诗中，诗人先交代了自己对行役之路的感受并交代了行役之路的险峻恶劣，接着笔锋一转，直抒胸臆，感叹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长久在外奔波劳碌，愈发思念生养自己的父母啊，怎可长时间在此逗留！于是，情到浓时，诗人又挥笔写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这两句诗揭示了作者的意向所在，远离尘嚣，归隐田园，为日后的归隐之路奠定了基础。上篇诗着重表达了诗人的思乡思亲之情，与自古以来的游子有着相同的心境，下篇诗则从思亲之情漫延到思退隐，向往田园生活之中，这是与其他行役诗人截然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诗中已然完全看不到陶渊明的政治热情。

　　在此之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热情也愈演愈烈，政治热情不复存在。第二年，陶渊明又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是作者销假返任途中感怀之作。开篇即向读者交代了田园生活的美好，更加重了内心的苦闷“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突出对入仕之路的懊恼，这也更加是对仕桓玄的悔恨，对自己没有鉴别能力的一种深深的自责。这首诗与前面两首诗的创作时间仅相距一年，其创作心境仍沿袭前诗的感怀自身处境不堪之感。较前诗不同的是，该诗对园林生活的美好描述用墨颇多，足见其归隐之志更加明显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可以称得上是陶渊明行役诗中的名篇，该诗作于陶渊明四十岁之时，迫于生计，陶渊明入仕作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前往京口上任。昔日几经入仕出仕，陶渊明对官场的黑暗已经了如指掌，但又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显然，这一行为与作者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他途经曲阿的时候，奋笔疾书，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行役诗，以此述说自己尴尬两难的境地，表达内心的苦楚。“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不难看出，作者此时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他的政治热情来源于他远大的抱负，他渴求自己的一生能够有所作为，一旦机会来临，就要奋力去抓住。然而，结尾句将作者的矛盾心情展露无遗：“聊且凭化迁，中返班生庐。”陶渊明纵然壮志满怀，可惜天不遂人愿，郁郁不得志。那么，姑且顺应自然，最后终将返还家园，这必将是作者的最终归宿。显然，这两句诗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眷恋和向往。《己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于义熙元年，作者时年四十一岁。从“事事稀如昔”和“义风都未隔”两句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局给陶渊明的影响是明显的，诗歌的基调是舒畅的、轻松愉快的，但是时局并未有根本改观，仍然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而依陶渊明的政治抱负和高尚人格，不可能使自己卷入这场权势斗争的漩涡，诗的结尾也必然是梦归田园。不难看出，每一次政治热情的消减必会大大助长归隐田园的豪情壮志。思乡之情越浓，作者的政治热情就会越受挫。这两者相辅相成，此消彼长。显然，陶渊明行役诗的创作为日后田园诗提供了良好的创作背景，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