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五节 从屈原到陶渊明——试论中古文人的心路历程

　　王玫

　　王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屈原到陶渊明，是一条从官场走向田园的道路。这一路荆棘丛生，峰回路转，时而康庄通衢，时而羊肠小道，有人前赴后继，有人迷途不返。有人身居庙堂，宦海浮沉而不能自拔，有人滞留山林，与草木同朽，没世无名。屈原和陶潜以自身的人生故事，用文学的书写方式，展示了从官场到田园的心路历程，如果说从官场到田园是一段漫长的心灵回归之旅，他们分别是这条路线上的坐标。从屈原到陶渊明，中国文人从被迫远离官场，到自觉投身田园。这是一个寻根过程，更是一个生命意识的觉醒历程。

　　一

　　屈原与陶渊明相距七百余年，屈原生当战国中期，出身楚国贵族，怀王时为左徒、三闾大夫，在楚国政坛上曾叱咤一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1页。陶潜于东晋之季，官不过州祭酒与彭泽令，因“不堪吏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则解印去绶，名列隐逸。在才干个性方面，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陶潜则“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晋书·陶潜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0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二人在人生观、处世态度、心理状态、个性特征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概言之，即一进一退，一躁一静，一强一弱，一醒一醉。

　　（一）仕进态度：屈进陶退。屈原对现实政治是积极进取（进）的，为其理想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即使被放被逐，仍然系心君国，矢志不渝：“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而陶渊明则厌倦官场，甘心退隐（退），“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平津苟不由，栖逸讵为拙”（《癸卯岁十二月里作与从弟敬远》），“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二）。“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从屈原到陶渊明（二）心理状态：屈躁陶静。屈原当理想受阻，便上天入地，求巫咸，问灵氛，扣帝阍，访佚女，无一刻消停。陶天性好静，“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其《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云：“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蒋薰评此诗曰：“篇中澹然恬退，不露怼激，较之《楚骚》，有静躁之分。”《陶渊明诗集》卷三，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77页。

　　（三）个性特征：屈强陶弱，屈原理想信念不能实现，则上下求索：“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离骚》）。班固所以称之“露才扬己”，“（强）非其人”《离骚序》，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611页。洪兴祖虽不同意班固说法，但也看到屈原之“强”：“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第一·叙》，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陶年轻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他很快看清时局世态，毅然归耕畎亩，安贫守贱。二人个性一强一弱也体现于其作品风格。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评陶诗曰：“其情颇真切，特多弱句，如‘辈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园林独余情’之类，皆不健。公诗真率，每嫌体弱。是时诸家皆务矜琢，琢则远自然，然自成其古；率则近自然，然每流于弱”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体弱”虽备一说，但可见屈陶之个性有强弱之别。

　　（四）人生态度：屈醒陶醉。屈原自以“醒者”为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陶渊明却沉迷于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对于是醉好还是醒好，陶渊明也有过思考，其《饮酒》十三云：“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矩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后人评此诗说：“陶公自以人醒我醉，正其热心厌观世事而然耳。要之，醒非真醒而实愚，醉非真醉而实颖。”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237页。“二客皆非世中之人，而陶渊明尤以醉者为得，诚见世事之不足问，不足校论，惟当以昏昏处之耳。此渊明因取舍之殊而托意于酒也。”马璞，《陶诗本义》卷三，转引同上。

　　如果说屈原躁进，陶渊明则是隐退，屈原自诩为清醒，陶渊明则更愿意买醉。二人于行事之进退出处、个性的默语躁静，皆不相同。他们的命运也各自相异。思欲进取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谗被疏，流放沅湘之滨，最后投江自尽。陶渊明“少怀高尚”，“不堪吏职”，则及时抽身，归隐田园，躬耕垄亩，及至终老其身。二人在仕途上的经历，以及最后结局，似乎与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皆有关，但更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战国群雄奔竞的环境下，屈原亟欲楚国强盛甚或统一中国，主张举贤授能于内，连齐抗秦于外，一生系心君国，并为之而万死不辞。陶渊明身处东晋后期，世道衰落，且玄风盛行，务虚高蹈的风气多少影响其人生态度。若将他们互换位置，陶渊明或将成为屈原，屈原也将是陶渊明。他们只能出现在与他们相应的时空之中，从屈原向陶渊明的转变，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屈原和陶渊明，代表着两种人生道路，两种价值评判体系。他们都在观察、思考人生、历史等问题，但他们的着眼点和所得结论不尽相同。

　　首先，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士人的遇或不遇，都曾让他们沉思。君主不明，臣子忠而被谤的事例，屈原从中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自勉自励，以忠臣志士为楷模，坚守自己的信念，甚至迎难而上，不辞一死。陶渊明则看到政治之短暂，世事之无凭，“觉悟当念还，鸟尽良弓藏”（《饮酒》十七）；“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拟古》其四）。由于看穿人世的风云变幻，政治的乍生乍灭，陶渊明已不再将自我生命虚耗在无谓的权力竞逐之中，“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十九）。

　　其次，在人生终极问题上，屈原和陶渊明都面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这个千古不变的事实，屈原喟叹“老冉冉其将至”，“岁匆匆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悲回风》），陶渊明更是感慨“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杂诗》其三）。同怀迁逝之悲，屈原不是由此了悟人世之虚幻无凭，从而挣脱世网尘罗而求得精神的自我超越，他却更加执着事功追求，甚至愈加急迫，以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陶渊明则由此感悟人生，寻找自我安身立命之所在，在生命之环的急速运转中，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再次，由于未能看清世道真相，屈原始终感到困惑，甚至痛苦：抱怨世莫我知，感叹忠而见疑，不仅对政治，对人性，都缺乏透彻的了解。陶渊明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连死后“他人亦已歌”都料到了。屈原也在寻找精神出路，也想“归”，但是他所要归去的不是精神的家园，而是现实的“故都”：“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故国家山承载着他太多的想望，在举足别无出路之时，他只能向故土的方向张望。陶渊明则要归返自我内心，回到精神故乡：“提壶抚寒柯，远望复何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这一切差异，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两人的个性气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屈原的人生选择是外求的，而非求诸己心，其得失进退均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他有诸多希望皆投向外部：希望得到君王垂恩，希望得到他人认可，希望外部环境能助其实现人生理想。当外部条件不具备，甚至产生排斥力时，他就会感到失落、痛苦、不知所措。这种外求的方式，由其价值观所决定，即向外追求事功，进入政治，就需借助外力，而非个人意志所可控御，从而产生痛苦。陶渊明则内求于心，他知道外在的一切都是无凭，都是无常，甚至人活着也不可靠，所以不如安命，及时行乐，但求自我内心的知足平静。这也是与其乐天知命的人生观相关。

　　然而，屈陶也有相同之处，当他们最初遇到精神困扰，都曾经得到“渔父”或“田父”的指点，但是他们都没有听从劝告，无论进退，他们都坚守自己的信念，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尊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

　　二

　　屈原是第一个有名字的诗人，也是第一个用文学抒写内心世界的诗人。然而，屈原首先是政治家，进入现实政治是他的抱负，报国效君则是他的人生使命，文学只是他政治失意之后的“余事”，这使他与后代文人有所不同：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修身”、“修己”的自律意识；二，具有非同寻常的高尚人格和坚强意志；三，具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且矢志不渝。不同于后代文人往往进则儒，退则道，与世舒卷，进退去取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因此，当历史的给定性与其价值观产生激烈冲突之时，他无法妥协或转向，唯有一死。

　　屈原的悲剧来自两方面：一是历史的悲剧。马克思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二是自身的悲剧。屈原无法突破自己设定的价值领域，而执着于自我的思想信念，以致最后走投无路。其中最根本的还是时代的局限。屈原时代，天下尚未一统，士无定主，可以奔走于列国，寻找政治机遇。屈原却执意留在楚国，或是忠君爱国，或因“与楚同姓”，所以不忍去国远游。因此屈原的余地就极为有限。其次，春秋战国也是群雄奔竞的时代，大到诸侯，小到一介士子，都想施展一番抱负，如孔孟之徒，也曾四处奔走，推行主张。即使像庄子之辈舍弃世俗名利，也依然著书立说，发表对于现实政治的看法。虽有伯夷、叔齐、许由，及“商山四皓”等屈指可数的隐士高人，被后代奉为反抗现实政治的精神标杆，但真正为了保持个人节操而隐居不仕的人还是罕见，也无法得见。因为这是一个有志之士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庄子的影响力此时尚未显现，社会历史尚未为失意者指出一条精神出路。人们承载着沉重的“行道”的使命感，个人价值只体现在殉道之中。屈原更是无法超越这个价值畛域。

　　从屈原到陶渊明，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士人的人生目标、思想观念都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过程。

　　一是士人处境的变化，从战国群雄并起，到大一统帝国建立，四海之内，安如覆盂，“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书·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5页。士的作用愈见其微，士之进退出处莫不受制于王朝纲常或君主的好恶，其弘道的使命感也在减弱，表现之一即士人不断文士化。谋士、侠士、义士，或勇士，都因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渐至消失，文士、名士、隐士则应运而生，所谓“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725页。虽然身兼朝臣与文人双重身份的人有不少，尚有不少人热衷仕进，但真正以弘道为己任、有所担当的士人愈益有限，尤其身当乱世，但求自保，“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晋书·王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4页。“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晋书·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7页。时见于史著。一些文士，当他们在仕途上走不通，则转向用诗文抒写内心的愁闷，甚至在道路选择时茫然无所适从，这基本上沿袭了屈原的路径。不同的是他们已缺少屈原式的执着，道不行，也不会以投江作为唯一的出路。他们依然在抱怨自我理想无法实现，但同时也在尝试寻找另一个突围的出口。

　　二是士人地位的变化，即从政治中心，趋向边缘化。汉代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逐级拔擢，按等录用，已形成一套官僚生产机制，平流进取者未必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觉意识，专制集权的强大压制，使之在恋栈的同时，也逐渐失却先秦“士”的道义担当精神，比如《史记》中的石奋一家。甚至他们中多数没有可以示人的文才，或是恪守职责的官员，或是仗势欺人的酷吏。他们是官僚队伍中的大多数。因此那些秉持先秦“士”之精神的精英文士，由于自我价值认同的危机感，或为了保持自我精神的自由，逐渐远离政治中心，而被动或主动地被边缘化，特别在两个朝代交替之时，他们更是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比如嵇康、阮籍。

　　三是士人自身思想观念也在悄然改变，人生观从儒家修齐治平到道玄清静无为的变化。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不再是士人唯一的价值选择。东汉以后儒家学说衰微，道家思想兴起，玄学盛行，也使文人名士的思想空间扩大，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至少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尽管多数人是在失意时以老庄为慰藉，并非真正服膺道术，但历来读书人最看重的“名”，逐渐也变得不太重要了。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虽然魏晋习儒之人仍有视名为重，如杜预“好为后世名”《晋书·杜预传》，同上，第1031页。但亦有张翰声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20》，参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7页。陶渊明也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指责世间之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其二）。从注重身后名到但求适性自得的变化，着眼于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无意于外在的价值评判。注重自我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道家高蹈遗世的人生境界，让拘囿在名利场之是非得失中的士人，开始正视自我生命的真实存在，并且以文学的书写方式展示他们心灵蜕变的过程。

　　文学的产生，文人的出现，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士人心态史发展进程观之，这也是士人心态不断趋于超越的过程。文学成为“苦闷的象征”，记录了人们艰难的心路历程。屈原之后，先唐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文人士子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寻求自我精神解放的心路历程，也是士人从政治中心黜退至权力边缘、从官场回归田园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精神不断高蹈，审美超越趋于自觉的过程。直至陶渊明的出现，基本上完成了士人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回归。

　　三

　　逃离官场，追求自由，最初并不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从蛮荒时代走来的人们，完全的自由也许令人恐慌，因为那种生存形态意味着生命没有保障。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人们多少能免除大自然的威胁而获得安全感，不必茹毛饮血，不必风餐露宿。然而，城墙屋宇挡住飞禽走兽的攻击，也割断人们与自然的血肉关联。

　　人们在社会里纷纷建立自己的“家”，家给人以依托，但家族中的种种关系和家族中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使个体的自由失落，尤其是专制集权的建立，个人意志完全被国家意志所统御。当人们感觉到专制政权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尤其是日渐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日益弱化的躯体，已无法重返自然。当现实政治变化超出个人价值选择的限度，人们选择了逃离。从被迫逃离，到自动逃离，其性质并无大异，亦即个人的存在价值受到藐视，或自我坚守的信念遭到唾弃。于是伯夷、叔齐选择不食周粟，宁可饿死首阳山的结局；屈原亟欲联齐抗秦，推行美政，却因楚王听信谗言而被放逐，及至自沉汨罗江底。

　　官场之外，唯有山林成为可以存身的栖居地，那里没有政治，没有等级，没有不得不遵从的种种成规旧习，当然，也没有相濡以沫的亲情，没有人间的种种荣辱。当许由、巢父，以及无数名不见经传的隐士，在山林江湖之上，望着庙堂的屋角，望着俗世的尊显和浮华而自我放逐，芸芸众生正在红尘热浪中相互取暖。屏居山林的生活不是常人所能忍受，信念坚守更不是常人所能拥有。隐士们选择自由的同时，也选择了清苦甚至饥饿的生活。他们为了人身自由，逃离官场，甚至远离人世，同时他们也舍弃了俗世的种种实惠。

　　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为世人指出两条出路，一是现实的出路：远离官场，归隐田园；二是精神的出路，挣脱名利，回归真我。

　　其一，在现实中，陶渊明开辟出一条新路。他仍然“结庐在人境”，而不是隐居山林。透露着人间温暖的田园取代寂寞的山林，这里有俗常的人生，有鸡鸣狗吠，有炊烟炉火，有浊酒新醪，有秋菊寒松，有飞鸟归鸦，有清琴古书。这里是他的家园，他所脱离的是官场的尔虞吾诈，挤压倾轧，回到生活本有的状态。远离官场，尤其是放弃所谓的自我价值实现欲求，他也就没有屈原的火气。他的心和他一起回家，所以他没有世俗中人的不满不甘，没有亟欲摆脱贫贱处境者的急躁抱怨，他的心安放在田园，不再流浪。田园的一切，都是他的亲人。隐居乡下并不意味着他放弃常态的人生，而是真正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里。官宦生涯虽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但是官场并不是谁都能驻足的是非之地，其中有权势，有荣华，也有倾轧挤兑，甚至灭顶之灾。人生许多虚假的价值在官场中被放大了，人性的诸多欲求也极度膨胀起来。同时，人也失去原初的自由，宦海浮沉，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不得不仰人鼻息。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某些实在的利益，满足个人的虚荣，或者仅仅只是自保，而以牺牲自我人格的自由、尊严为代价。当然，出处进退，各有其利弊，取决于各人的选择。有的人天生就适合官场，因为他需要满足诸多欲望，喜欢热闹。有的人可能更愿意处身宁静的环境，渴望自我心灵的安顿。官场的喧嚣并不适合所有的人。但是，山林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生活极为清苦，不是身体健康的壮汉都能消受得了，还要一颗安静的心灵和耐苦的毅力。因此，若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放弃纡青拖紫的权力诱惑，而投身山林，其动力往往来自对政治的厌倦，或对人生的绝望，或对自由的渴慕。即使是陶渊明，在走进田园之前，他在仕途上也有过徘徊。他先是为桓玄幕僚，然后为刘裕，次则刘敬宣参军，但逗留的时间都不长，最后选择彻底放弃仕途进取，归隐田园。

　　庙堂与江湖向来成为对立的选择，也是痛苦的选择。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居家生活，与寻常人生没什么两样，既保有自我的尊严和自由，又免除啼饥号寒之苦。于是田园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象征着身心的解放。

　　其二，陶渊明之前，众多士子为实现所谓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不得不于宦海中沉浮，不得不压抑自我个性，甚或失去人格的尊严，精神不得自由。陶渊明则在村居生活中安顿自己的心灵，使自我精神远离世俗名利的羁绊，获得最大的解放。以往为世人所崇奉的价值观念已不再是捆绑其心灵的枷锁，只要物质上有基本的保障，甚至没有保障，同样享受着精神自由，不需看人脸色，不需为五斗米折腰，不需上班应卯，只要有薄田数亩，草屋几间，菊花一丛，南山一座，足矣。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安居田园的心灵。对于陶渊明来说就是“委运任化”，做到“心远地自偏”。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天道运行的玄机。能委身于运命，任其化迁，首先要了悟天命运化的道理。陶渊明悟了。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常，当官者一定会有不当官的时候，活着人肯定有死去的那一天，喧腾热闹终究要归于寂静，繁华易散，盛景难留，“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去匆匆，夫复何求？他已然看到死别的景象：“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看到每个人最终的归宿：“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他甚至看到人情的凉薄，世事之无常：“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一切都会消逝，一切也都不长久。那么，功名利禄又何足道哉？甚或遗爱人间也不足为意。道德伦理纲常并不能改变人生无常的事实，权势也不能使人益寿延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堕入这个人世，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的轮回，大幕总要落下，无论悲剧喜剧闹剧都要收场。

　　然而，人毕竟活着，天地山川呈现于前，悲欢荣辱一再上演，善恶美丑的人生百态逼视着你，你无从躲避。当现实“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古圣先贤，远古淳朴之世，遥不可及。深沉的历史感，促使陶渊明总能跳出现世的价值局限，进行哲理思索。黄唐之后日渐衰颓的世道，一路而来的厮杀行戮，历史的变迁终究不离人世的常态：无常、荒诞、丑陋。无论纵向的观照，还是横向的审视，所见都是人生的种种不堪，他反复思考着，终于看清人世的真面。远离政治中心，走在人生的边上，在田园中躬耕、把酒、赏菊、串门，甚至“乞食”。遥远的官场是他旁观演出的舞台，看一幕幕剧出锣鼓喧嚣，终免不了戏终人散的收场，唯有田园的菊花年年如期开放。

　　既然历史不能重溯，精神却可以飞升。一切都不可把握，也不可获得，唯一可以坚守的只有自己的信念：“形迹凭化迁，灵府常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一切也无须把握，任由自然，“穷通靡攸虑，顦顇由化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终究自甘当一介隐士，没有功勋，没有权势，没有骄人的鸿篇巨著和激励后昆的训导教谕，他只是平实地活着，真诚地袒露自己的情思，感悟生活的点滴悲欢，说出他所看到的人生。他从未忘怀世事，但他的精神已远离凡庸，达到审美的超越。

　　陶渊明之后，田园成为人们在惨淡人生安顿身心的一个自由世界，但田园毕竟不是净土。田园中没有官场中所有的丑陋、险恶，依然有人世的诸多不堪，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以及饥饿穷困等各式各样人生的苦难。达观如陶渊明也不得不为子女而忧虑，不得不因贫穷而乞食。远离官场的是非，仍然免除不了人世的诸多困扰，尤其是衰老和死亡，这也使得陶渊明诗作中笼罩着一层感伤和无奈。田园只能安放现实的身心，不是灵魂的最后归宿，虽然明知“死后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是那种结局总是令人心悸，以致不得不以生前耽酒来自我慰藉，不得不以忘怀世事淡化直面生死的痛苦。

　　陶渊明之后，田园不再是逃避官场的唯一选择，甚至亦官亦隐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何况还有江湖，还有歌楼，甚至梁山。但是无论哪一种出路，都无法逃离人世的生老病死，都无法获得人生的真正自由。江湖上风波四起，歌楼中酒醉金迷，梁山内依然争权夺利。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心”不曾安，心学强调安心为上；佛教认为这种烦恼不仅是一生一世，还有轮回，若要了断，唯有一心学佛。于是，佛教在中土大行其道，为世人指出彻底了脱生死的出路。但是，遥远的彼岸尚不可把握，现实中的田园却触手可及。

　　从屈原到陶渊明，也就是从官场到田园，这不仅是现实空间的转换，也不仅是形体的移动，更是从一个相对的价值体系回归绝对的价值领域，从异化的人生回归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田园已不单纯是一个现实的区域，而具有精神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