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七节 从张仲蔚、张长公看陶渊明与《高士传》、范泰之关系

　　吕辛福

　　吕辛福，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陶渊明《饮酒》中的人物形象，多数是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如伯夷、叔齐、颜回、荣启期、四皓、张仲蔚、扬雄、长沮、桀溺等；另外，《扇上画赞》中也出现一些高士人物，如荷蓧丈人、於陵仲子等，这些高士人物多数在嵇康和皇甫谧的《高士传》中出现过，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就以此认定陶渊明取材于《高士传》，因为这些高士人物也见于其他史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陶渊明看过《高士传》吗？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高士人物，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吗？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文和传记材料中，均找不到明显证据唐宋一些十卷本的《陶渊明集》中，有《四八目》，或曰《圣贤群辅录》，是否为伪作，争议较大，为稳妥起见，本文不采此据。“博学善属文”的陶渊明读过六经（见《饮酒诗》第十六首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颜延之的诔文中说他“心好异书”，从其诗文中能明确看出属于“异书”的不过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那么《高士传》算不算？但他并没有像孟浩然那样留下“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直接材料（《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陶渊明到底有没有读过《高士传》，历来学者对此语焉不详，朱光潜先生认为陶渊明“摩挲最熟的是《诗经》《楚辞》《庄子》《列子》《史记》《汉书》六部书；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看，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列仙传》那一类书。”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可是，朱光潜先生并没有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找出证据，证明陶渊明确实看过皇甫谧的《高士传》。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借助对他诗文的解读进行间接求证，这个证据我们在《饮酒》《饮酒》中出现的高士人物，时间上早于其他吟咏高士的诗篇，这在各家年谱中几无争议。中找到了。

　　一、《饮酒》中的张仲蔚

　　《饮酒》诗第十六首：

　　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本文所引陶诗如无特别注明，均出于该本《陶渊明集校笺》，以下不再具体标注版本及页码。

　　这首诗中虽只出现“孟公”，但实际上是用到了张仲蔚的典故，古直已指出这里的“孟公”是刘龚，而不是投辖的陈遵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页。我们来看一下张仲蔚在史书中的记载情况。

　　从张仲蔚、张长公看陶渊明与《高士传》、范泰之关系张仲蔚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赵歧《三辅决录》中，其中涉及张仲蔚的记录只有这一句：“张仲蔚，平陵人也，与同群魏景卿俱隐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汉）赵歧撰、（晋）挚虞注，《三辅决录》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此后三国时期曹植《赠徐幹诗》中有“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诗中的“蓬室士”应当就是张仲蔚，不过余冠英认为“蓬室士”是“指贫士，包括徐幹在内”余冠英，《三曹诗选》，中华书局，2012年，第134页。西晋左思《咏史诗》中有“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

　　西晋挚虞在为《三辅决录》作注时对“张仲蔚”的记述有所不同：“仲蔚，扶风人，少与同群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为诗赋，所居蓬蒿没人也。”（汉）赵歧撰、（晋）挚虞注，《三辅决录》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第29页。改张仲蔚为扶风人，不知挚虞所据何在，不过此说并没有获得后代文人太多赞同，后代文人注引张仲蔚典故时，大多还是认为他是平陵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挚虞注中，并没有出现“孟公”这个人物，唐代《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一中，引用李善给左思《咏史诗》作注时亦采用挚虞此说，同样没有出现孟公。张仲蔚故事在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张仲蔚者，平陵人也，与同群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居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仲蔚遐轮，景乡并辙。洞探乾矅，兼长椠业。阖户栖神，荆榛掩绝。尘鉴何知，馨香不灭。（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中，明古今逸史本。

　　这是史书资料中，关于张仲蔚记述最全的内容，张仲蔚故事在《高士传》中的最大变化，就是出现了刘龚，即孟公。

　　孟公，历史上确有其人，即东汉刘龚，见于《后汉书·苏竟传》：“龚字孟公，长安人，善论议，扶风马援、班彪并器重之。”《后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5年，第1047页。又引《三辅决录》注曰：“唯有孟公论可观者。班叔皮与京兆丞郭季通书曰：刘孟公臧器于身，用心笃固，实瑚琏之器，宗庙之宝也。”《后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5年，第1047页。

　　而张仲蔚这个人物却不见于史书记载，清代雍正年间出版的《陕西通志》卷六十四，跟张仲蔚有关的条目仍注明典出《高士传》《三辅决录》，不见注引其他史书。（清）《陕西通志》卷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我们再来看与陶渊明《饮酒》第十六首所用典故相同的《咏贫士七首》第六首：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陶渊明的这两首诗中所用张仲蔚典，皆有刘龚，即孟公，而把张仲蔚典故加入刘龚这一重要人物的史料记载，从目前来看，则只见于皇甫谧的《高士传》，于此可见，陶渊明极有可能看过皇甫谧的《高士传》，这是陶渊明接受《高士传》的最直接证明。而且，陶渊明在诗中还对张仲蔚典故进行了创新应用，改变了他穷居隐士的片面内容，加入了独养其志、知音难觅的人格因素，丰富了这个典故的文学内涵。

　　二、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张长公

　　《饮酒》诗中的高士人物，寄寓了陶渊明的道德期许，是他理想人格的一种折射，清人方宗诚就曾评价陶诗中的高士“是渊明心所向往之人”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增订本，第506页。陶诗中吟咏的高士人物不仅取材于《高士传》，而且还依据自己对理想士人人格的构建标准，把历史上一些没有进入《高士传》的人物，赋予了高士一样的人格内涵，典型的莫过于《饮酒》中出现的张长公。《饮酒》第十二首：“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诗中出现的“长公”即张挚，西汉文帝时人，这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史书中并没有单独为其列传，关于他的史料仅见于其父张释之的传记中，《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跟张挚有关的资料仅有这么一句：“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在陶渊明之前，并没有文人在诗中特意提及张长公，把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挖掘出来，推崇其人格，赋予高士的意义，这是陶渊明首创。陶渊明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自我道德期许，让他从张长公身上一下子找到了情感共鸣，获得了榜样力量，并且这个人物是史书中的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从陶渊明开始，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高大起来，除了在《饮酒》中提到他，陶渊明还在《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中再次提及，并且都是褒扬张长公的事迹，肯定其高尚人格。受陶渊明影响，张长公在后代文人那里所受到的礼遇，显然已超过了他的父亲张释之，甚至可以跟历史上的其他高士人物比肩，这估计是司马迁绝对想象不到的。

　　《读史述九章》中最后一首为《张长公》：“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独异或为“世路多端，皆为我异。”逯钦立和龚斌皆持此论。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增订本，第500页；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85页。笔者认为“世路皆同，而我独异”更符合史书中对张长公的描述，故赞同《艺文类聚》版本。敛辔朅来，闲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52页。《扇上画赞》中涉及张长公内容：“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增订本，第502页。

　　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情有独钟。陶渊明对历史人物的阐释和评价，实际就是一个重新赋予历史人物人格意义的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陶渊明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哪些诠释，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历史上有何影响。

　　三、范泰笔下的张长公

　　继陶渊明之后，首先认同张长公的，是跟陶渊明同时代的范泰，范泰有一篇《张长公赞》。范泰与陶渊明的关系，历来学者极少关注目前仅见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涉及范泰《九月九日诗》与陶诗的关系分析（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页），不过没有具体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梳理一下。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是史学家范晔的父亲，生于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五年（428），74岁；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63岁，按正史记载应比范泰小10岁，两人算是同时代人。范泰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高官，祖汪，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宁，豫章太守，江州经学的关键人物。

　　范泰初为太学博士，后来做过天门太守、南郡太守、东阳太守，累迁侍中、尚书兼司空；进入刘宋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史书本传中记载他“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宋书·范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3页。《旧唐书·经籍志》载有“范泰集二十卷”，不过今都已不传。

　　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及《艺文类聚》，得范泰文19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诗6首，其中仅有3首保存完整，即《经汉高庙诗》《鸾鸟诗并序》和《九月九日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143—1145页。

　　范泰《张长公赞》最早见于《艺文类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据以辑录。内容如下：

　　宋范泰《张长公赞》曰：长公秉心，独逸世表。量物难同，审己弥了。情虽高遂，迹无抗矫。靡当夷惠，孰识多少。

　　范泰《张长公赞》在《艺文类聚》中跟《宋陶潜张长公赞》同在“隐逸”条目下，且前后相继，在同一页上。从“赞”的内容和在类书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范泰的“张长公”跟陶渊明的“张长公”实际是指同一人，即西汉张挚。

　　四、范泰与《高士传》的关系

　　那么，范泰的《张长公赞》是否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或者说，陶渊明对张长公的评价是否获得了范泰的积极回应？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范泰对《高士传》的态度。

　　范泰留存下来的文章除了《张长公赞》，还有《吴季子札赞》，吴季子，名札，春秋吴公子，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皇甫谧《高士传》中有此人，不过吴季子事迹流传较广，不见得范泰《吴季子札赞》即取材于《高士传》。

　　范泰另有一篇《高凤赞》，全文如下：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兹已降，显默参差。智为世骇，才为物奇。迹出无泯，潜跃俱驰。暖暖若人，孰测其为。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冲情莫亮，污迹示疵。轻俗无际，肆志莫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2518页。

　　不过这里的“高凤”，到底是嵇康《高士传》中的高士人物“高凤”，还是另有所指？文多隐晦，没有明说，历来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解释。不过，针对范泰这篇《高凤赞》，我们从其子范晔的《后汉书》中找到了理解的依据。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高凤传”后，有这样一段话：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后汉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2769页。

　　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高凤赞》，还有助于我们侧面了解范泰之为人。范晔提到的“先大夫宣侯”，即其父亲范泰（范泰去世后，“谥曰宣侯。”）《宋书·范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3页。“高文通”即高凤（“高凤字文通”）《后汉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2768页。范晔说他父亲范泰“寓乎逸士之篇”，不过史书中为隐逸高士单独列传正是从范晔《后汉书》才正式开始，范泰当然不会看到《后汉书》，范泰看过的“逸士之篇”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文人容易见到的《高士传》，当时对于高士、隐士、逸士的概念是可以通用的，这从范晔“逸民列传”中的收录情况可以看出，其中部分收录人物在嵇康《高士传》中也出现过，在此不必纠结于高士、逸士的名称差异。范泰对于高凤非常赞赏，他读到“高文通传”时，“辍而有感”，并“著其行事而论”，认为“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范泰《高凤赞》中的吟咏对象，实际就应该是东汉初期汉肃宗（汉章帝）时期的高凤（高凤生活在东汉初期，见范晔《后汉书》记载，“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后汉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2757页。），也就是嵇康《高士传》中的高凤。《高凤赞》中“轻俗无际，肆志莫羁”，实即高凤高尚人格的写照。

　　范泰在写给谢灵运的一封书信中，更是透露出了玄机，他应该读过《高士传》。这封书信在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名为《与谢侍中书》，其中有“历观《高士》，类多有情”这么一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第2517页。

　　而据《广弘明集》，范泰与谢灵运之间的这次书信往来更为确切，《广弘明集》中，收录了范泰的《范特进书》与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赞》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437、442、443页。

　　范特进即范泰，特进是官职名，按《宋书·范泰传》载：“（范泰）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羡之等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宋书·范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19页、1621页。

　　因此，从范泰《张长公赞》《吴季子札赞》《高凤赞》这三篇文章以及他和谢灵运的书信往来看，他虽身居高位，但对高士人格同样期许，并不陌生。不排除他看到陶渊明的高士类诗后，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那么，范泰有可能接触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文吗？虽然不见陶渊明、范泰直接交往的历史文献和诗文资料，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当时交往的朋友圈子来作比较接近史实的、合情合理的推测。

　　五、范泰与陶渊明的关系

　　范泰跟颜延之熟识，谢灵运诗《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可以为证。关于诗题，《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五张铣注曰：“颜延之、范泰俱为中书侍郎，旧园即会稽始宁之园也。”

　　另外，清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对“颜范”的注解也是“颜延之、范泰也”。颜延之于元嘉三年任中书侍郎，范泰于东晋末也曾任中书侍郎，元嘉三年又任侍中，所以谢灵运诗中称他们二人“颜范二中书”。

　　谢灵运这首诗的背景是，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刘义隆诛杀徐羡之、傅亮，亲自率师征讨谢晦，三月回到建康。不久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谢灵运不赴；再征，仍不赴。于是宋文帝让颜延之、范泰充当说客，劝说谢灵运出仕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184—185页。可以看出，颜延之、范泰、谢灵运这三人的关系绝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是彼此交情很深，否则，宋文帝就不会在两征谢灵运不成功的情况下改让颜延之、范泰去劝说谢灵运。顾绍柏认为范泰“与谢灵运有忘年之交。”（范泰年长谢灵运30岁，元嘉五年，范泰74岁，谢灵运44岁分别据《宋书·范泰传》，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附录二“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598页。）谢灵运最终选择出仕，的确跟二人劝说有关，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184页。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颜延之和范泰不仅同朝为官，而且彼此熟识，并且还拥有相似的朋友圈子，如二人的好友中均有谢灵运、王弘范泰与王弘的交往见《宋书·范泰传》，第1622页，王弘跟范泰同朝为官，二人有书信往来，可以推测，范泰通过王弘，亦能了解陶渊明，另外，严可均《全宋文》卷十五，收录范泰《与司徒王弘诸公书论道人踞食》，第2517页；王弘与谢灵运的交往见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424—429页；王弘跟陶渊明的交往见《晋书·陶潜传》《宋书·陶潜传》。尽管史书中没有留下陶渊明和范泰直接交往的史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文人的诗文资料做出合理推测，陶渊明、范泰二人可能通过颜延之、王弘等人的中介而彼此熟悉，这包括各自的为人及诗文。颜延之深知陶渊明之为人与诗文，“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第40页。颜延之的诔文中妙用陶渊明诗文典故娴熟、贴切，如数家珍。所以，不难推测，跟颜延之同样熟识的范泰，总能够对陶渊明有所接触和了解，甚至可以推测，范泰有可能看过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时，范泰仍然健在。于此，我们有理由推论范泰《张长公赞》与陶渊明诗文之间存在较大关联还可以从周续之那里找寻陶、范二人相识的线索，据《宋书·隐逸传》周续之条，周续之曾经在范泰父亲范宁举办的学校里“居学数年”。另外，逯钦立先生《读陶管见》（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3月，第25—26页）中认为，陶渊明少年时“游好六经”受到了范宁在豫章提倡经学（江州经学）的影响。

　　按照常理推测，范泰身居要职、官居高位，宋高祖刘裕、宋文帝刘义隆都对他恩遇有加（《宋书·范泰传》：“高祖还彭城，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上（宋文帝）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累陈时事，上每优容之。”），他不可能对张长公这样一位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主动产生兴趣，除非受到来自他人的影响。而最早在诗集中颂扬张长公的是陶渊明，陶渊明又是范泰朋友圈子里的熟客，虽不见两人直接交往的记录，但范泰作《张长公赞》，最有可能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

　　另外，范泰除了《张长公赞》这篇文章，还有一首《九月九日诗》跟陶渊明有关。《九月九日诗》：“劲风肃林阿，鸣雁惊时候。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144页。其中有“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一句，即把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用“篱菊熙寒丛”的形式翻出，别具一格。这既是对陶诗的创新，同时又可以看作是九月九日重阳节咏菊主题的接续参看朱自清对九月九日咏菊诗的考察，见于《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页。范泰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了陶诗中的高士情怀。

　　除了我们上面做过的这些诗文推测，我们还可以从史书传记中找到陶、范、颜三人之间互有影响的类似依据。陶渊明、范泰、颜延之，他们三人在生活行为和性格方面有相似之处，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类型的人，甚至还可以把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算在内。

　　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沈约《宋书·陶潜传》中说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晋书·陶潜传》载其“少怀高尚，颖脱不羁，任真自得。”《宋书·范泰传》中说范泰：“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又“博览篇籍，好为文章”。颜延之，《宋书·颜延之传》中记载：“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从三人的传记中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即是好酒，好为文章，真率，不拘小节，任性自我，傍若无人，都带有一定的魏晋风度。从颜延之对陶渊明的大力推崇来看，作为颜延之好友的范泰，估计也会有所耳闻。

　　六、张仲蔚、张长公人物形象的历史接受

　　张仲蔚不同于《高士传》中的其他人物，多在其他一些史书中找到有关材料，张仲蔚的完整故事情节只见于皇甫谧的《高士传》，不仅陶渊明直接取材于《高士传》，隋唐以来的众多文集注家注解“张仲蔚”时，包括给李白、岑参诗歌注解，以及地方通志文献中，均注明典出《高士传》，《高士传》对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张长公又是陶渊明首次在诗中作为典故使用，在陶集中三彰其名，使得这个人物形象大放异彩，获得后代文人广泛认同。隋唐以后，伴随陶渊明地位的提升，张仲蔚、张长公作为高士的形象也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接受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部分文人用典情况如下：

　　陈子昂《感遇诗》第十八首：“世道不相容，嗟嗟张长公。”

　　李白《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谁念张仲蔚，还依蒿与蓬。”《李太白诗集注》卷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白《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

　　岑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若访张仲蔚，衡门满蒿莱。”《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代李咸用《陈正字山居》：“一叶闲飞斜照里，江南仲蔚在蓬蒿。”《唐李推官披沙集》卷五。

　　柳宗元《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世议排张挚，时情弃仲翔。”

　　唐代李元操《奉和从叔光禄愔元日早朝》：“谁怜张仲蔚，日暮返蒿莱。”《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

　　宋代诗人韩维《南阳集》中有《夏日览物思古人三首》，第一首即《张仲蔚》：“弃置当世事，覃思天官书。蓬蒿长没人，寂寞守园庐。轩冕非所慕，赋诗常晏如。”（宋）韩维《南阳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二首是《嵇康》，第三首是《陶潜》。

　　苏东坡《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一首》中：“膝上王文度，家传张长公。和诗仍醉墨，戏海乱群鸿。”

　　南宋彭龟年《送张少卿知汉州用汉字韵》用东坡咏张长公之句起调：“家传张长公，直节可敬叹。居官不取容，安有鄙夫患。奏劾司马门，乃翁宁可犯。惊跸当罚金，法令戒反汗。奈何盗环人，使遭灭族难。惟挚有父风，彼美渊明赞。由来阴德深，云仍继名宦。”（宋）彭龟年《止堂集》卷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七、小结

　　张仲蔚和张长公只不过是陶渊明《饮酒》及其他诗文中提到的众多高士人物中的两个，但这又是很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这两个人物身上至少具有三种意义：一是作为陶渊明理想人格的精神写照，二是看出陶渊明对《高士传》的接受关系，三是伴随陶渊明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这两个人物在后代文人那里获得了永久的文学意义。而跟陶渊明同时代的范泰，在陶渊明影响接受史上，应该具有关键作用，这是陶渊明研究中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