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论陶

第一节 再论陶渊明《赠长沙公》诗

　　龚斌

　　龚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陶渊明《赠长沙公》诗是了解诗人身世的重要作品，也是陶集中一首非常难解的作品。此诗的诗序有异文，因之造成完全不同的解读。解读中的异说自宋代就已产生，至清代的文史学者或考证，或推测，或怀疑，歧见纷呈，叹为观止，甚至到今天仍未达成共识。文化固然经世代的累积而渐趋深沉厚实，可是深厚的地层并不全由精金构成，更多的是泥沙俱下。后来者面对千百年累积的文化层，往往一时难辨东西南北，有不知从何措手之窘困。所谓治丝者愈棼，炼金者愈杂，《赠长沙公》诗犹如谜团，始终不得确解。可叹历史真相的揭示，何其难哉！

　　一、诗题与诗序之异文及断句

　　《赠长沙公》诗的诗题，各本陶集皆作《赠长沙公族祖》。陶澍《靖节先生集注》（以下省作陶本）校：“各本皆作‘赠长沙公族祖’。杨时伟曰：‘序“长沙公於余为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马”一句。题中“族祖”二字乃后人误读序文“祖”字为句，因而妄增诗题也。’何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为衍，今删之。”依照校勘学原则，既然各本皆作“赠长沙公族祖”，那么一般视为原文如此，不作改动。但杨时伟却以为该诗诗序应该读作“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诗题“族祖”二字乃后人误读序文以“祖”字为句而妄增。杨氏的这一判断，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后人出于误解而妄增渊明诗题的情况确实存在。例如渊明《与殷晋安别》诗，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以下省作李本）、陶本皆于诗题下有“景仁名铁”四字，意谓殷晋安就是殷景仁。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以下省作吴谱）据《宋书·殷景仁传》，以为“所谓殷晋安，即景仁也。”其实，殷晋安非殷景仁。李本、陶本于诗题下有“景仁名铁”四字，很可能信从吴谱而妄增之。再譬如渊明《赠羊长史》诗，李本、陶本于诗题下注有“松龄”二字。以上二诗诗题下的文字，非渊明自注，而是后世读者所增。《赠长沙公》诗题下的“族祖”二字，也应当是后世读者读诗序，因“族祖”二字连读而妄增。

　　再论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后世读者或研究者，读前人作品若有心得，有时在诗题下或诗中简略作一点注释，年代一久，注释与原文混为一体，原文的真相就有可能不可复得。这种现象，不止古人，今人亦犹如此。例如袁行霈先生依据他对诗序及全诗的理解，以为“诗题‘族祖’当依诗意改为‘族孙’。诗题之改动虽无版本依据，但诗中内证确凿，当用理校”云云。《陶渊明年谱汇考》，载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后来袁先生出版《陶渊明集笺注》，径直改“族祖”为“族孙”，诗题为《赠长沙公族孙》。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8页。当然，袁先生这样改，并非他的新发现，始作俑者乃吴谱。吴谱说：“诗题当云‘赠长沙公族孙’，而云‘族祖’者，字之误也。”“族祖”固然是妄增，那么“族孙”是否妄改？诗题中的“族祖”“族孙”，即是上文所说的世代文化累积中的泥沙，形成“文化乱层”，看似贡献了新东西，实质添加的是严重的混乱。

　　相比诗题，诗序中异文的性质是根本性的，造成的混乱更严重。宋代陶集的几种最有价值的善本，如宋刻本、曾集刻本、汤汉注本，诗序的原文皆作“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并有原注：“一作‘余於长沙公为族’”。由此可知，“长沙公於余为族”一句，至迟在宋代就已出现“一作‘余於长沙公为族’”的异文。朱自清疑心“‘一作’乃经人校改，非本来面目”。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参见：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第295页。其疑不无道理。

　　既然各本正文皆作“长沙公於余为族”，而诗题为《赠长沙公》，细加体味，诗题与诗序的逻辑及语气都较“余与长沙公为族”更通顺。设想渊明当初下笔作“长沙公於余为族”，就不太可能改作“余於长沙公为族”。“一作”当为后人所改。何以改？因“族祖”二字连读，遂不明渊明与长沙公两人的辈分关系而妄改。诗序异文再加上断句，乃是此诗一切异说产生的根源，而尤以断句为关键。若只是异文，“长沙公於余为族”与“余於长沙公为族”，不过是词序的颠倒，都是说渊明与长沙公为同族。若在“祖”字下断句，即成“族祖”，谜团顷刻生成。

　　“长沙公於余为族祖”，是指长沙公是族祖，渊明是族孙。“余於长沙公为族祖”，则成了渊明是族祖，长沙公是族孙。于是在陶侃世系中，长沙公与渊明究竟是何世次就变得难以确定。一是长沙公是族祖，一是渊明是族祖，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可以形成多种排列，由此引起莫大的混乱。清人全祖望、姚莹、洪亮吉、孙志祖等人皆以“祖”字断句，遂致各种异说，莫衷一是。

　　在诸多的异说中，我们要格外重视宋人张縯的《吴谱辩证》。吴谱从“祖”字断句，遂致族祖、族孙之辨，故张縯辩证之。张縯据《赠长沙公》诗“伊余云遘，在长忘同”二句，说：“盖先生世次为长，视延寿乃诸父行。序云‘余与长沙公为族’，或云‘长沙公於余为族’，皆以‘族’字断句，不称为祖。”张縯据宋代各善本陶集，正确读解诗序，以“族”字断句，以为不称族祖。后来李本亦以“族”字为句，明人杨时伟同张縯之说，《四库总目提要》以为“其说颇确”。张縯以“族”字断句，否定“族祖”，走出了正确理解《赠长沙公》诗的关键一步。

　　二、“族祖”的重重困惑

　　后世读者误读诗序，无中生有族祖族孙，虚构出陶渊明世系中难解的谜团，自宋迄今，学者殚精竭虑，索解不已。尤其是“族祖”，好似压在古今学者心头的梦魇，难以摆脱。

　　吴谱从一作“余於长沙公为族祖”，并据《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所叙世系推论：陶侃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九人见《侃传》。先生大父亦侃子也。侃以壬辰咸和七年（332）薨据《晋书》卷七《成帝纪》，陶侃之卒在咸和甲午九年（334）。世子夏袭爵。及送侃丧还，杀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诏以瞻子弘袭侃爵。弘卒，子绰之嗣。绰之卒，子延寿嗣。宋受禅，降为吴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寿为诸父行。今自谓於长沙公为族祖，见先生于寻阳者，岂不是延寿之子。延寿入宋降封为吴昌侯，仍以长沙称之，从晋爵也。吴谱又以为诗题当云“赠长沙公族孙”。

　　然正如张縯《吴谱考证》所质疑，延寿已为吴昌侯，其子又安得称长沙公哉？张縯的反驳很有说服力。此诗若作于入宋后，时延寿已降封吴昌侯，延寿之子更不能称长沙公。据《晋书·陶侃传》，长沙公爵位传至延寿，延寿是长沙公爵位的终结者。“宋受禅，降为吴昌侯”者乃延寿，非是延寿子。

　　与吴谱以渊明为长沙公族祖相反，更多的研究者从诗序“长沙公於余为族祖”。但长沙公究竟是谁，又是众说纷纭。考证长沙公的主要史料依旧是《晋书·陶侃传》所载的长沙公世系。陶侃世子夏早在渊明出生前就已辞世，故渊明所见之长沙公，不可能是世子夏。夏卒，瞻子弘袭爵位。弘卒，子绰之卒。绰之卒，子延寿嗣。弘、绰之、延寿祖孙三人，谁是渊明所见之“族祖”？为了找到子虚乌有的“族祖”，学者便将陶侃世系中的长沙公一一排列比较、考量。然而不论怎样排列长沙公的世次，渊明所见之长沙公究竟何人，始终抵牾，无法自圆，于是就怀疑起《宋书》及萧统《陶渊明集序》所叙陶侃是渊明曾祖的记载。

　　以下逐一考辨种种有关长沙公的异说：

　　1.长沙公为陶弘说

　　此说为吴国富君主张，乃陶渊明世系研究中的新说。国富君数年前作《陶渊明寻阳觅踪》一书，第二章“寻阳与陶渊明的家世”探讨陶侃、渊明祖父、父亲、家叔等与渊明的关系吴国富，《陶渊明寻阳觅踪》，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53页。有许多新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考证结论是：渊明非陶侃曾孙，陶侃为渊明高祖；陶弘为渊明族祖。这些新说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想必也一定会引起讨论的兴趣。渊明不是陶侃曾孙的说法，待稍后再作考辨。这里还是先继续讨论所谓“族祖”。盖渊明是侃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的旧说今说，溯其源头，皆由“族祖”引起。

　　长沙公陶弘，是否就是渊明在寻阳见到的“族祖”？国富君据陶侃、渊明的年纪，以为渊明“完全有可能在年轻时见到年高的长沙公陶弘”。不过，如果根据陶侃及渊明年龄为起点再推论，年轻的渊明与年高的长沙公陶弘相遇的概率为零。《晋书·陶侃传》载，侃子瞻为苏峻所害，考其时在咸和四年（329）左右。世子夏病卒后，以瞻子弘袭侃爵。按，陶侃卒于咸和九年（334），年七十六，则其生年是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四年（259）。假定侃二十五岁生子瞻，则瞻生年是西晋太康四年（283）。又假定瞻亦二十五年生子弘，则弘生年在西晋永嘉元年（307）。假定渊明二十岁见长沙公陶弘，以渊明享年六十三岁推算，时在太元九年（384），而此时陶弘年龄已七十八岁。虽说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说，陶弘果为渊明族祖，那么正如吴谱所云，“使侃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属近矣，安得云‘昭穆既远’？当曰从祖，亦不得云族祖也”。

　　更难解释者在于《赠长沙公》诗的语气充满人世沧桑感，显然是老者情怀。诗第二章说：“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花，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味其诗意，是对晚辈的赞美。若是年且八十的族祖，还用得到年轻的族孙的赞美吗？诗的末章说：“何以写心，贻此话言。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殷勤希望长沙公道德学问日进不止，口吻明显是长辈对晚辈的勖勉。若渊明此时二十岁，对高龄的族祖说这样的话就太不合情理了。

　　2.长沙公为陶绰之说

　　此说出于姚莹《与方植之论陶渊明为桓公后说》。姚氏考证的逻辑起点也是渊明以长沙公为族祖。他说：“今渊明以长沙公为族祖，其同高祖实无疑义。”这一结论的得出，依据是古代的丧服制度。《仪礼·丧服》说：“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郑玄注：“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孙，祖父之从父昆弟之亲也。”《仪礼注释》卷一一，《丧服》一一，《四库全书》本。据郑注，族祖者，乃祖父之从父昆弟，高祖之孙。姚氏根据《仪礼》郑注，进而推论渊明世次：“至于昭穆之次，则此所谓赠长沙公为先生族祖，等身而上，是为三代，上溯高祖，则五代矣。”然后再据《晋书·陶侃传》所记的世系，排除陶弘及陶延寿，得出绰之为近是的结论：“以绰之为族祖，则高祖乃瞻也……数传至渊明，上及桓公已及六世。”其说可表述如下：侃——瞻——弘——绰之——延寿——渊明。

　　3.长沙公为陶延寿说

　　此说始于宋人张縯《吴谱辩证》。张縯据《赠长沙公》诗“伊余云遘，在长忘同”二句，谓“先生世次为长，视延寿乃诸父行”，并说诗序以“族”字断句，不称为“祖”，“盖长沙公为大宗之传，先生不欲以长自居，故诗称‘於穆令族’，序称‘於余为族’，又云‘我曰钦哉，实宗之光’，皆敬宗之义也。”张縯读诗序是正确的。然清代学者多不从其说，以致“族祖”“族孙”异说纷纭。梁启超《陶渊明年谱》（下省作梁谱）、邓安生《陶渊明年谱》（下省作邓谱）同张縯说，读诗序从“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在“族”字下断句，谓长沙公乃延寿。邓谱考证精详，依据有三：一是《晋书·陶侃传》叙长沙公世次，“降为吴昌侯者当是延寿”。二是延寿在晋季行迹历历可见。三是诗序云：“长沙公於余为族。”族，即同族。“渊明为陶侃四世孙（曾孙），延寿为陶侃五世孙，论世次渊明於延寿为三从父兄弟，延寿与渊明之子则四从昆弟，正《大传》所谓‘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之义。序称长沙公为‘族’，为‘昭穆既远’，诗云‘礼服遂悠’，宜矣。”邓安生，《陶渊明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213、214页。邓谱三证，尤其第三证以《礼》经解释什么叫族祖，论据很坚实。

　　4.长沙公为延寿之子说

　　吴谱首唱长沙公为延寿之子说，依据是诗序一作“余於长沙公为族祖”。如上所述，“族祖”是误读诗序的产物。既然渊明成了长沙公的“族祖”，而长沙公又是延寿子，则长沙公便是“族孙”了。但这样的推论与《晋书·陶侃传》所叙长沙公世次不符。长沙公世次为侃——瞻——弘——绰之——延寿。延寿入宋，降封吴昌侯。长沙公自陶侃始，传至五代而绝。延寿子不见史傳，若延寿果有子，也是袭爵吴昌侯，岂可“从晋爵”再称长沙公？吴谱的辩解牵强不可信。据邓谱所考，长沙公延寿在晋末的行迹历历可见，且诗序云“昭穆既远”，诗云“礼服遂悠”，延寿为陶侃五世孙，虽尚在五服之内，但亲情已经十分疏远了。若长沙公为延寿之子，则出于五服之外，亲情断竭，何必称“礼服遂悠”？

　　由于《赠长沙公》诗序有异文有误读，无中生有一个“族祖”，以致千年以来的读者始终为“族祖”困惑。自弘、绰之、延寿、延寿子，不论哪一个长沙公，都无法充当渊明的“族祖”。为了考证出确实有此“族祖”，有人甚至怀疑渊明是陶侃曾孙的史传记载，曲解渊明诗文中的确凿内证。泥沙俱下的文化积累，构成千年不解的迷宫。对此，朱自清也无奈地说：“大抵此事祗可存疑矣。”

　　三、诗序诗意的补充论证

　　张縯《吴谱辩证》、邓谱都正确解读了诗序，今再作一些补充论证。

　　孙志祖《陶渊明世系》一文说：以“族”字断句，“既不成句，且与题所云‘族祖’相戾矣”。袁行霈也说：族字下断句，“於义颇不顺畅”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19页。其实，“为族”一词，古已有之。《左传·隐公八年》：“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杜预注“因生以赐姓”一句曰：“因其所由生以赐姓。”由杜注可知，上文“羽父请谥与族”一句之“族”，义即姓氏，“请谥与族”，意思是请（隐公）赐以谥号与姓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二句杜预注：“或使即先人之谥称以为族。”意思是用先人的谥号以为姓氏。又《战国策·秦策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高诱注：“族，姓。”“长沙公於余为族”，意思是长沙公与余同姓（同为陶氏）。“为族”之“族”，用其家族、宗族的统称意义，表示姓氏。孙志祖、袁行霈不明“为族”的意义，故有“不成句”、“义颇不顺畅”之说。

　　“祖同出大司马”一句之“祖”字，前人几乎无有解释。祖之常用义是指祖父。但这句中的“祖”不作祖父解。否则余之祖父与长沙公之祖父同出大司马，肤浅之事实，何用述说？此“祖”字，义为始也，初也。“族祖”两字连读者，盖不明《礼记》的飨祀之礼，也就不明“祖”义。《诗·商颂·长发》序：“《长发》，大禘也。”郑玄笺：“大禘，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朱子辩说《诗序》卷下：“禘喾于后稷之庙，而以后稷配之，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诗序》，《四库全书本》。“祖”之义为始，见于孔颖达的解释。《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从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称焉。”据此，《礼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祖”，其义为“始”，为“初”。祭宗庙是不忘己之由何处而来，而以初祖祭之。明了《礼记》的飨祀之礼及“祖”之意义，诗序“祖同出大司马”一句就迎刃而解。“祖”者，谓你我双方之始；“同出大司马”者，谓你我之始同自大司马来，即大司马是我们共同祖宗。这一句完全符合《礼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的古义。由此可见，渊明非常熟悉《礼记》。至此，诗序“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二句可以得到确解。千百年来的“族祖”“族孙”之辨可以休矣。

　　与此相关联的诗中“礼服遂悠”一句，亦有必要解释。渊明与长沙公同族，同出大司马陶侃。据《仪礼·丧服》第十一：“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正义》“郑氏康成曰：曾祖昆弟之亲也。贾氏公彦曰：此即《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名为四缌麻者也。’族，属也，骨肉相连属，以其亲将尽，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钦定仪礼注疏》卷二五，《四库全书》本。渊明为陶侃曾孙，渊明之祖乃延寿族曾祖，延寿当服“四缌麻”——最轻之丧服。骨肉虽相连属，但与渊明的亲属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了，故诗序称“昭穆既远，已为路人。”陶侃乃延寿高祖，据汉儒的解释，高祖有服，即高祖在五服之内，服宜缌麻。《仪礼·丧服》卷一一郑玄注：“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数尽于五，则高祖宜缌麻，曾祖宜小功也。”《仪礼注疏》卷一一，《四库全书》本。服之将尽，故诗云“礼服遂悠”。若渊明是侃六世孙或七世孙，长沙公是延寿子，延寿子是侃六世孙，则礼服已竭，亲属等同陌路，何必再称“礼服遂悠”？“礼服遂悠”者，正说明陶侃为延寿高祖，高祖虽仍有服，但丧服已是最轻最疏远的缌麻了。

　　四、再论渊明为陶侃曾孙

　　“族祖”“族孙”之说诚为错误之源，危害极大。因为“族祖”问题不得其解，遂否认陶侃是渊明曾孙的史传记载，甚至进而曲解渊明诗文。阎咏称诗序中的“大司马”乃“右司马”。姚莹断然说：“晋宋二书以侃为渊明曾祖，则当直断其误，无事附和可也。”孙志祖以为“大司马”改“右司马”良是。关于阎咏改“大司马”为“右司马”之谬，钱大昕《跋陶渊明诗集》及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辨之已详，本文从略。汪师韩追随阎咏，说“渊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后重也哉”？以上都是否认渊明曾祖是陶侃的显例。阎咏等人误读诗序，曲解《命子诗》，否认渊明为陶侃之后，诚是“新奇惑人”之说，直至今天仍有人信奉之。故虽有钱大昕驳之于前，笔者仍以为有再辨之必要。

　　陶侃为渊明曾祖，始见于沈约《宋书》。沈约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距渊明卒年元嘉四年（427）仅十四年。他在青年时代听闻陶侃及渊明的旧事是可能的。沈约于齐永明年间奉命撰《宋书》，距渊明之卒仅六十年，他记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依据必是当时所见晋代的谱牒。按氏族之书，由来远矣。两晋之世，谱牒兴盛，成为专门之学。“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齐王俭撰《百家集谱》十卷，梁王逡之撰《续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孺撰《百家谱》三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贾执撰《百家谱》二十卷，傅昭撰《百家谱》十五卷。尚有佚名《百家谱世统》十卷，《百家谱抄》五卷，《江州诸姓谱》十一卷等。陶氏是江州望族，王俭、贾执、王僧孺诸人为著名学者和谱学专家，不可能不谙陶氏族谱。可以肯定，齐梁之世所见的各种旧谱，以及王俭等谱牒专家所撰的百家谱，必定有陶氏的族谱。如果《江州诸姓谱》没有陶氏族谱，那是不可思议的。沈约是当时著名学者，非常重视谱牒，曾上奏梁武帝，以为东晋谱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武帝因之留意谱籍《南史》卷五八，《王僧孺传》。沈约此奏，说明他不仅见过，且研究过晋代的谱牒，故能得出晋籍“精详”的看法。很难想象，“精详”的晋牒，会不记陶侃及其子孙的世系。作为极重视谱牒的大学者沈约，非常清楚刘宋以来的谱牒混乱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利用谱牒时必持审慎的态度。故《宋书》记陶潜寻阳柴桑人，曾祖陶侃，必有所据，怀疑大可不必。萧统《陶渊明传》称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也应该是据所看到的晋牒，并非一定照抄《宋书》。萧统编《陶渊明集》之前，已有两本陶集行于世阳休之《陶集序录》，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首，《诸本序录》，参见：《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10页。《赠长沙公》诗序“祖同出大司马”一句向来无异文，说明萧统当年所见即如此，是渊明原文，非是萧统所改。

　　沈约《宋书》、萧统《陶渊明传》记渊明“曾祖侃”，《南史》《晋书》则作渊明“大司马侃曾孙也”，两者是否有矛盾？曾孙的概念是不是与曾祖对应？是否所指意义模糊？笔者以为史传或记曾祖，或记曾孙，两者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曾祖、曾孙属于古代九族的概念。《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孔传：“以睦高祖、玄孙之亲。”高祖至玄孙为九世，据马融、郑玄的解释，高祖一、曾祖二、祖三、父四、己五、子六、孙七、曾孙八、玄孙九。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卷一，《四库全书》本。王夫之《诗经稗疏》卷二：“曾孙者对曾祖而言也。大夫三庙：一始祖，二祖，三祢。不祀曾祖，不得称曾孙。”王夫之，《诗经稗疏》，《四库全书》本。可见，曾祖曾孙是自古有之的一组相对应的称呼，不应该引起误解。

　　当然，曾孙除与曾祖相对应的意义外，还有另一项意义，即对曾孙以下后裔的统称。《诗·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郑玄注：“犹重也。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据此，这种曾孙的意义仅用于特定的场合，即自孙之子（曾孙）而下的后裔，对曾祖以上祖宗的自称。国富君举钟雅《奏改太庙祝文》：“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晋元帝《报钟雅昭》答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见《晋书》卷七〇，《钟雅传》。元帝解释对高祖自称曾孙，是“义取于重孙”，用的正是郑玄义。但正如前文所说，自曾孙而下的子孙对自曾祖以上的祖宗自称曾孙，多在特定的场合，如晋元帝的《太庙祝文》，或在赞颂祖德时。至于史籍或族谱记载某个家族或人物的世次时，曾孙就有确切不可改易的意义，而不能用统称意义。例如《魏志·王粲传》：“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蜀志·张翼传》：“张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迹。”《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荀朂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祖棐，射声校尉。父盻，早亡。”《晋书》卷六八，《贺循传》：“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皓所杀。”《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高祖嘉。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广州刺史。父敞，侍中、尚书吴国内史。”高祖是高祖，曾祖是曾祖，意义十分明确。因此，《宋书》记渊明曾祖侃，即渊明乃侃之曾孙。《晋书》《南史》记渊明乃侃之曾孙，即侃乃渊明曾祖。曾祖、曾孙意义明确，前者指陶侃为渊明祖之父，后者指渊明乃陶侃孙之子。不因为曾孙还有统称的意义，就怀疑《晋书》《南史》“大司马侃之曾孙”一句中的曾孙用的或许也是统称意义，进而怀疑陶侃不是渊明曾祖，而是高祖或是高祖以上的祖先。

　　陶侃为渊明曾祖，这在渊明诗文中有数处内证，《赠长沙公》诗之外，如《命子》诗《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尤其是后者，可称确证。此文先叙孟嘉早年的经历及仕宦：“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弱冠俦类咸敬之。”又叙庾亮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孟嘉部庐陵从事。考《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陶侃卒，庾亮乃镇武昌，时在咸和九年（334）。此时孟嘉已过弱冠之年。假定孟嘉为庾亮僚属年二十五左右，则其生年约在永嘉四年（310）。文云孟嘉年五十一卒，据上可以大致推断出孟嘉卒年约在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孟府君传》又云：“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据此文，得出几点重要信息：孟嘉乃陶侃婿，为渊明外祖父，外祖母乃陶侃第十女，即渊明祖姑。渊明父母中表为婚。

　　试据以上信息及推断为基础，再作推断：陶侃嫁第十女较晚，或在成帝咸和中（330年左右）。侃多妻妾，第十女或生于陶侃五十岁之后，这并非不合情理。假定陶侃第十女年龄与孟嘉仿佛，而生三子（女）后再生渊明母，则渊明母生年约在咸康年间（335—342）较为合理。据旧说，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时孟夫人大概二十余岁。以上虽据孟嘉行事推断所得，但与事实不会相去太远。

　　古人撰人物传都很重视史料的真实，何况为外祖父作传。作者说：“谨按採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于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可见渊明撰此传多么谨慎。因此，《孟府君传》的真实性完全可以信从。笔者作上述推断，旨在再证陶侃为渊明曾祖，渊明为陶侃曾孙，并破所谓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之类新奇易惑之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