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为官不接异色人”

　　南宋大儒吕本中（字居仁），著《官箴》，直言：

　　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

　　这里的“异色人”，指的是专门从事通鬼神迷信的职业者，也即“巫祝尼媪”一类的怪异之人。这篇代表儒家立场的官箴，明确倡导当官戒巫，意义重大。它坚定又认真地挑明当官者应当坚决远离和杜绝“巫祝尼媪”一类的迷信者，实是切中当官至要。究其之实，原委何在？作为一种官德，儒家的真实意图通过吕本中的叙述，得到说明。

　　当官要戒巫，因为“巫祝尼媪”一类“善持人长段”、“含沙射人”、“变易是非”、“簸弄听闻”、“乐戏排场”、“伤风败俗”、“伤人害命”，所以行君子之名之实，绝不能尚巫祝尼媪之言之行，更有甚者，一俟依靠这类迷信者及其言行干预政事，那后果肯定十分糟糕。居仁先生在泰州任狱掾（佐理狱讼的官吏）期间，就亲眼目睹到这类事情。他在这篇《官箴》里记道：有位郡守一次心血来潮，招请一巫者为其佐政，那巫者行以怪道“干以公事”，喜怒反常，酷刑治峻，令人发指。后来吕本中评其佐政为“严刻过当”，“殆似绝灭人理”。所以在《官箴》提出了儒家的基本的反巫官德：当官之道义，恰是行君子之正道，当官者应是走正道常道而不走邪道怪道，应坚定崇尚反巫和戒巫！

　　然戒巫，当官者又当如何疏绝为宜呢？《官箴》倡导，应“以清心省事为本”。实质上就是以德性、以道义、以义务来衡量、权宜这个“疏绝”的问题。

　　第一，戒巫在“清心”，意在规范当官者内心应该保持公义廉洁，多保持头脑清醒，少存私心杂念，惟此“清心”保持，才能更有利于抵制巫术迷信的侵袭干扰。譬如吕本中揭明居官戒巫，要十分注重“慎始”德性。《官箴》多有申辨：当官处事，须以慎始预思，清心自慎，事必谋始。这就意味着，当官处事，务须始终谨慎，巫与贿赂，本质一样，同样可以污官杀官，所以面对贿赂与巫的诱惑和诱骗，当官者务必“慎始”在先，预先有充分思想抵御力，认真辨清其中若隐若现的恶念本质和迷信要害，绝不给其可乘之机，免后悔莫及。也就是说，为官戒巫，当在谨始于莅事之初，方能止巫乘虚而入。因而，《官箴》倡导的戒巫于“清心”所为，也可谓治官治吏在戒巫方面的一帖好药方，因为巫术怪道经常善变善伪，使人真假难辨，也会使“好心人”上当受骗，以致扰乱社会政治、危害人心健康。清儒石成金著《嘉官捷径》，对吕氏《官箴》中的这一戒巫命题更在官德上作了发挥，意在加强官员辨识巫之本质的能力：“为官不接异色人，非独巫祝尼媪宜疏绝，虽工艺人，亦当用之以时，不宜久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是非，簸弄听闻。儒士固当礼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词，或假字书以媒进，一与之款洽，即堕术中。如房琯为相，因一琴工出入门下，依倚为非，遂为相业之玷。此类当审察疏远，亦清心省事之一助。”旧时对有手工技艺的“工艺人”，也多与“巫祝尼媪”一类相提并论，同被称为“异色人”，虽有不尽公允之处，但确实存在“巫祝尼媪”、“山星相人”、“星翁术士”之类专门从事通神弄鬼的迷信职业者，他们假借“工艺人”之名，混迹于“工艺人”之中，变易是非，拨乱听闻，浑水摸鱼。甚至有的假冒有学问知识的儒士，打着高超的骗术，欺世盗名，散谎言混于世，敛财害命伤人，不一而足。所以，历代多有官箴一再申辨：当官的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运用理性思维辨其真伪，当官戒巫，是当心中以德性坚定、以道义公正来“审察疏远”，此在“清心”也。

　　第二，戒巫在“省事”，意在规范当官者处理政事，当务合人情、当务着实。《官箴》直言：“当官处事”，一在“务合人情”，一在“但务着实”。说“当官处事，务合人情”，是要求官吏应该以官吏正道、为官之德来处理政事，反之，靠巫术怪道处理政事，则背离正道，违逆道义，丧失德性，如此治国治民，必然后祸无穷。就像前面提及的那位“术士”理政，居仁先生后来着实记道，“尝有人作郡守，延一术士（巫祝尼媪之流--引者注）同处书室，后术士以公事干（涉）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编置。招延此人，已是犯义，即与之稔熟，而干以公事”，其结果就是“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绝灭人理”。这“术士”行为，违背人道，灭绝天理，荒芜政事，后果极坏。说“当官处事，但务着实”，是要求官吏应该以至诚不欺的义务性制约来对待自己的仕宦事业，坚决不用巫祝术士一类干预政事公事，因为取巫即在行“不诚之道”，所以居官戒巫须知晓：“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这也意味着，当官戒巫，要在务实，而巫一类就在务伪、务欺、务诈、务疑；当官吏要以诚实、谨始、自慎来治己治官。如果当官不戒巫，反而“招延术士”，以巫术迷信左右政事，就必有“奸伪”、“变诈”、“疑众”产生，结果就是败坏政治，贬损官德。

　　所以，历代官箴对“要以清心省事为本”这一点莫不有相当同感，如明儒薛宣《从政录》发出：“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这“乐”，乐在当官的心身要正，要清白，要以道义为先，才能做得到，不如此，则有“嗜好一偏”，就会给巫术可乘之机。即如石成金《居官事宜》一语中的：“不独贿赂可以污人，即如好技艺，则星相医卜投之。”投其所好所喜，是巫术干预政治的“绝技”，是当官戒巫应首以识辨的道义要求。因为“要以清心省事为本”之“本”，已深蕴“以义为上”、“直道为先”的道义论立场。

　　《官箴》挑明：“当官之法，直道为先。”这“直道”，有道义、义务、正义之意义。儒家官德立“直道为先”，其根本意图就在其“直道”（“义”）的治官价值和“清心省事为本”的德性价值。就治官价值而言，它意在导向官吏的直内方外、以义立德，用《周易坤卦》的话来说就是：“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谓正，“方”谓义，“内”是心，“外”是行。君子内以敬其道义正直心身，外以义务性规范言行，做到了这些就有伟大的德性和德行。就“以清心省事为本”而言，“清心省事”，根本是要求官吏以道义为本、为质。“清心”于己，内心充润的是以直道正义为先，在公私义利之辨的价值选择面前，一本“清心”的选择应是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坚定克服得利在先，甚至苟且以“诡迂”、“穿踰”、“钻穴”的“道其怪”谋取私利，这些都是违背儒家道义论立场的。“省事”于外，践履公道、官道，以义取实，以人道治天下。说得再远大些，在儒家官德的戒巫理念里，蕴涵着一种道义境界，即它要求当官吏的，秉“直道为先”，以“直其正”、“方其义”来规范自身的心身言行，自然地，就有“以义为上”、“以义为质”的道德境界，依此来修身立政，也自然地，就有伟大的德性和德行，也会培养出那自觉的戒巫本领。

　　虽然吕氏本的《官箴》并非只是在谈论戒巫的，但是其中对官道的一般意义检讨，有不少陈述还是存在坚定的道义论倾向，也影响或折射出他的当官戒巫论的儒家道义论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境界在后儒张养浩《牧民忠告》里提出的“当官戒巫，以义处命”中，得到了道义论立场上的继续展开、阐发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