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五节 历代官箴与儒家仕文化

　　我们这里仅仅举了《虞箴》和与其话语结构相似的扬雄《州官十二箴》和崔骃《官箴》三首。实际上，历代官箴，都有这样的旨趣和共性。关于这类话题，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以深化本节中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话题在其他的研究场合里不大多见。

　　的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里，始终有人在关心“仕”的问题。伴随着这样的关切，在民间、在官方，在个人、在组织，在平民、在官员，始终有着源源不断的官箴出现。自《左传襄公四年》的《虞箴》开始，历经千年，生生不息。究其原委，这是有土壤有氛围的。拨开一层看，这是仕文化的土壤氛围，为历代官箴提供了它需要的营养。

　　当然，通观历代官箴，有些出自儒家思想，有些不是。但是，整个地看，儒家思想对于历代官箴的影响力是最广泛最深刻最具体的。在我们的整部书稿的分析里差不多涵盖了历代重要的官箴，即便出于道家、法家、兵家的诸官箴，其中的最本质的基调还是有着深厚的共识，就是道义论精神和义务论实质。因为对于各级官吏来说，坚持这样的道义论立场和义务论关切，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由此转生成的从政规范和相应的德性要求，是官员不得讨价还价的。

　　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历代官箴与儒家仕文化有着更直接的联系。这其中的道理比较明显，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至少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既然儒家思想占有这一独特地位，官员就必须与此保持一致，为官员做官借鉴的文字也在这样的系列中思考，要求用儒家的思想去武装官员，要求他们以儒家的一套去做官。这些文字的努力，作为官箴，也浸透了儒家官德体系的理论建树。我们要阐明儒家官德，就必须要解读这批官箴。

　　解读儒家官箴，我们的重点就是解读出儒家道义论在官箴中的深刻性和具体性。虽然在中国文化系列中存在诸家官箴，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道义论和义务论，但是儒家官德在这方面的理论影响力是最为彻底和深远的，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治道德中的一朵“奇葩”。

　　§§第八章 儒家官德中的反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