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节 查尔斯·埃利奥特
查尔斯·埃利奥特
1845年，他留在哈佛的劳伦斯学院任数学助教，1858年任数学和化学副教授。由于学院经费不足，他没有能提升为正教授。南北战争开始后，他被授为陆军中校，但他没有接受而去了欧洲考察教育。他在欧洲除了继续进修化学外，特别注意欧洲的教育体制。
回国后，他于1865年出任当时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教授。他除了专业外，还在管理方面表现了其特殊才能。1869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主张教育改革的长文：《新教育：它的组织》。这篇文章使他名噪一时。他主张大学的文科教育和理科技术教育应分开。同年，他被哈佛的董事们推选为校长。这时，美国大学兴起了一阵改革风。因此，埃利奥特经常与康乃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德、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基尔曼等人讨论改革问题。
埃利奥特在哈佛当了40年校长，因此他有充分时间实施他的计划。
在组织方面，他强调研究生院的作用，这就突出了大学作为高等学府的特点。这样一来，就使哈佛可以找一批有资格的教员来任教，最终使它成了名教授向往之地。
为了做到这点，埃利奥特采用了多种办法，包括提高教员薪金和扩大教授人数。1869年和1890年，他为部分教员提了薪。1905年，他做了一次筹款努力，实现了全面提薪。埃利奥特还不顾一切，从其他大学挖走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并聘请专门有志于研究工作的教员。而扩大人员编制则可以使各位教员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
他虽然是独自做主，但也经常鼓励同人们参加讨论。会往往开得很长，参加者都可以有时间畅所欲言。他还允许各系自己独立行事，以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尽管他知道这多少会产生一些各系间的矛盾。他还设立各种各样有关校务的委员会，请教员们参加，直至有人抱怨说这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而不想参加。
埃利奥特对大学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实行选课制。选课制是逐步推行的。首先在1872年对高年级生实行选课，然后在1885年才实行新生的选课制。
他认为个人的发展应合于个人的兴趣和专长，而年轻人不是一下子就可把握自己的。选课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可以自由转系。
埃利奥特更注意各个专业学院，如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商学院等等。他认为对这些学生必须抓好其入学条件，也就是注重其入学前的学习成绩。这些学院的学习是很严格的，大大不同于文科的学习。
在19世纪，在欧洲大陆美国大学毕业生在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在德国，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来自美国的学位。在埃利奥特领导下，哈佛终于取得了很大成绩，被公认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
埃利奥特也关心中学教育。他是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之一，并在1903年任该协会之主席。在他和另一教育家尼古拉斯·莫莱建议下，美国于1900年成立了大专院校入学考试局（CEEB）。1906年，哈佛大学就以CEEB的测试作为入学考试标准。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其1915年度报告中认为埃利奥特是学术自由的捍卫者。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美国的蔡元培。李普曼和里德都是埃利奥特时期的哈佛学生，他们都认为埃利奥特时期是哈佛最活泼的时期。他们两个都曾在哈佛大谈社会主义。尽管埃利奥特本人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但他决不禁止别人鼓吹社会主义。
他对学生富有同情心。有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名学生得了天花，无人照看，埃利奥特就把他接到家中，而让自己的家人搬到别处去居住。
他很注意吸收亚洲学生来哈佛念书。当然他吸收的是亚洲国家的富有家庭的子弟。
他要使哈佛成为各国和各族学生能共处的学校。他认为哈佛可以使黑人和移民进入白人社会，因为它只问学习成绩而不问其他的。
埃利奥特于1909年退休。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支持《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提倡“一个能使民主得到安全的世界”。
他晚年以演讲和写文章为乐，到老仍勤奋不已。1926年8月22日他病逝于缅因州的东北港。
最后，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提到埃里奥特校长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那就是他是第一个聘请中国人在哈佛教书的美国校长。2008年7月12日美国《亚美时报》有如下的一篇详细报道：
当我们走进哈佛燕京社的图书馆时，会被墙上悬挂的一幅大照片所惊讶。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穿官服，他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鲲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戈鲲化能够赴美担任哈佛语言文学教师也是机缘巧合。起先，在哈佛设立中文课程并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的建议。1877年，一些美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深感培养通晓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哈佛可以培养一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使美国人能够在中国政府供职，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来往。
计划敲定了，但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中文教师成了一个难题。这时，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美国驻中国领事鼐德。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鼐德帮忙在中国寻找中文教师。鼐德则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4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8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取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当时戈鲲化正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对西洋文化，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
1879年5月26日，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和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3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促成这件事的主要人物就是埃利奥特。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不忘吟诗、讲解诗。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在这本收录了戈鲲化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的小册子中，既有中文原诗，又有英文译文，还有对诗中词句、典故的英文解释，甚至还标出了平仄发音。通过这种方式，戈鲲化不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动，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在异国的戈鲲化就这样顽强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鲲化也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一到哈佛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快，他就摆脱了基本上不会说英语的窘境，能比较随意地用英语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他从不排斥美国文化，对所见所闻总是倍感兴趣，孜孜以学。
戈鲲化很注意与身边的美国人友好交往。美国报刊评价他“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戈鲲化与美国的汉学家们和当地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计，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还未结束，就于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虽经当地名医全力抢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断恶化。几天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戈鲲化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正如他的美国朋友在悼词中所说：“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利福特也高度评价戈鲲化：“当他拜访别人时，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他款待客人时，又总是以中国的礼仪相待。”这种交流智慧，被埃利福特视作“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百多年来，戈鲲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的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美国，入大学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老年人入大学的时有所闻。但最令人感动不已的，不能不推安·克拉克·马丁德尔。《交流》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马丁德尔的：
她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曾任参议员和大使。但是，这位祖母在她85岁时重返大学，实现她65年来的梦想：取得大学学位。
安·克拉克·马丁德尔
安·克拉克·马丁德尔，这位国会中代表新泽西州的首位女参议员和驻新西兰的首位女大使，被人誉为政治先驱、严肃的政客，拒绝让过时的陈规陋俗或靠男性老关系行事阻碍她的工作。
但这些年来，她在打破另一种障碍。在85岁的时候，她回到了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以完成她约65年前中断的学业。那时，她父亲曾禁止她返回校园，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会一辈子找不到婆家。于是，她赢得了史密斯学院“年纪最大的学生”这一头衔，并得以向她的同学和教师讲述一些年纪增长后的经验。
“安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女人”，美国研究教授、马丁德尔的学术顾问丹尼尔·霍罗威茨称。“她的兴趣极其广泛，并且希望尽可能地多学知识。我希望学生们可以从她的身上学到这一点，即生活在延续，而人们，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继续学习，成为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者。”
马丁德尔本人是个和蔼而且话语温柔的人。岁月使她的背驼了，步子缓了，但她的笑声中却有着青年人的生命力，她同时自称有着与青年人一样的精力。在回忆返回校园第一个学期的生活时，她将所获得的这一段“令人激动、振奋人心”的经历归功于她的同学们。“我所认识的那么多学生是如此的聪明和富有创造性”，她说。“他们真的令我激动、使我精力充沛，激发了我的活力，我过得非常愉快。”
由退任大使、祖母突然转变成一名学生，在开始阶段是一个挑战。马丁德尔在秋季学期选了两门课——艺术史和美国研究。起初她曾担心自己将不得不住在校园内，学生们就寝时间晚将使她难以忍受。但是，学校为她在校园附近找到了一处公寓，她用储存在普林斯顿家中地下室精美的桌子、椅子，以及长沙发椅装点了这间公寓。“最大的挑战是在离开了家庭和自己的儿孙们后，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环境”，她指着房间里镶着照片的相框说道。“但课程并不难。我每星期要读近400页书，但我读得快，能够跟得上这一速度。这些天来我没时间读任何消遣性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年中，马丁德尔在普林斯顿地区几所当地学院修完了足够的课时，这使她得以学习史密斯学院三年级的课程。她选择了“美国研究”这一专业，这是因为“我已经在政府中工作过，现在我想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那样，为什么会作出一些那样的决定”，她说道。
1845年，他留在哈佛的劳伦斯学院任数学助教，1858年任数学和化学副教授。由于学院经费不足，他没有能提升为正教授。南北战争开始后，他被授为陆军中校，但他没有接受而去了欧洲考察教育。他在欧洲除了继续进修化学外，特别注意欧洲的教育体制。
回国后，他于1865年出任当时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教授。他除了专业外，还在管理方面表现了其特殊才能。1869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主张教育改革的长文：《新教育：它的组织》。这篇文章使他名噪一时。他主张大学的文科教育和理科技术教育应分开。同年，他被哈佛的董事们推选为校长。这时，美国大学兴起了一阵改革风。因此，埃利奥特经常与康乃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德、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基尔曼等人讨论改革问题。
埃利奥特在哈佛当了40年校长，因此他有充分时间实施他的计划。
在组织方面，他强调研究生院的作用，这就突出了大学作为高等学府的特点。这样一来，就使哈佛可以找一批有资格的教员来任教，最终使它成了名教授向往之地。
为了做到这点，埃利奥特采用了多种办法，包括提高教员薪金和扩大教授人数。1869年和1890年，他为部分教员提了薪。1905年，他做了一次筹款努力，实现了全面提薪。埃利奥特还不顾一切，从其他大学挖走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并聘请专门有志于研究工作的教员。而扩大人员编制则可以使各位教员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
他虽然是独自做主，但也经常鼓励同人们参加讨论。会往往开得很长，参加者都可以有时间畅所欲言。他还允许各系自己独立行事，以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尽管他知道这多少会产生一些各系间的矛盾。他还设立各种各样有关校务的委员会，请教员们参加，直至有人抱怨说这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而不想参加。
埃利奥特对大学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实行选课制。选课制是逐步推行的。首先在1872年对高年级生实行选课，然后在1885年才实行新生的选课制。
他认为个人的发展应合于个人的兴趣和专长，而年轻人不是一下子就可把握自己的。选课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可以自由转系。
埃利奥特更注意各个专业学院，如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商学院等等。他认为对这些学生必须抓好其入学条件，也就是注重其入学前的学习成绩。这些学院的学习是很严格的，大大不同于文科的学习。
在19世纪，在欧洲大陆美国大学毕业生在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在德国，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来自美国的学位。在埃利奥特领导下，哈佛终于取得了很大成绩，被公认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
埃利奥特也关心中学教育。他是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之一，并在1903年任该协会之主席。在他和另一教育家尼古拉斯·莫莱建议下，美国于1900年成立了大专院校入学考试局（CEEB）。1906年，哈佛大学就以CEEB的测试作为入学考试标准。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其1915年度报告中认为埃利奥特是学术自由的捍卫者。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美国的蔡元培。李普曼和里德都是埃利奥特时期的哈佛学生，他们都认为埃利奥特时期是哈佛最活泼的时期。他们两个都曾在哈佛大谈社会主义。尽管埃利奥特本人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但他决不禁止别人鼓吹社会主义。
他对学生富有同情心。有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名学生得了天花，无人照看，埃利奥特就把他接到家中，而让自己的家人搬到别处去居住。
他很注意吸收亚洲学生来哈佛念书。当然他吸收的是亚洲国家的富有家庭的子弟。
他要使哈佛成为各国和各族学生能共处的学校。他认为哈佛可以使黑人和移民进入白人社会，因为它只问学习成绩而不问其他的。
埃利奥特于1909年退休。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支持《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提倡“一个能使民主得到安全的世界”。
他晚年以演讲和写文章为乐，到老仍勤奋不已。1926年8月22日他病逝于缅因州的东北港。
最后，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提到埃里奥特校长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那就是他是第一个聘请中国人在哈佛教书的美国校长。2008年7月12日美国《亚美时报》有如下的一篇详细报道：
当我们走进哈佛燕京社的图书馆时，会被墙上悬挂的一幅大照片所惊讶。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穿官服，他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鲲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戈鲲化能够赴美担任哈佛语言文学教师也是机缘巧合。起先，在哈佛设立中文课程并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的建议。1877年，一些美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深感培养通晓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哈佛可以培养一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使美国人能够在中国政府供职，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来往。
计划敲定了，但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中文教师成了一个难题。这时，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美国驻中国领事鼐德。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鼐德帮忙在中国寻找中文教师。鼐德则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4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8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取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当时戈鲲化正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对西洋文化，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
1879年5月26日，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和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3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促成这件事的主要人物就是埃利奥特。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不忘吟诗、讲解诗。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在这本收录了戈鲲化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的小册子中，既有中文原诗，又有英文译文，还有对诗中词句、典故的英文解释，甚至还标出了平仄发音。通过这种方式，戈鲲化不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动，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在异国的戈鲲化就这样顽强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鲲化也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一到哈佛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快，他就摆脱了基本上不会说英语的窘境，能比较随意地用英语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他从不排斥美国文化，对所见所闻总是倍感兴趣，孜孜以学。
戈鲲化很注意与身边的美国人友好交往。美国报刊评价他“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戈鲲化与美国的汉学家们和当地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计，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还未结束，就于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虽经当地名医全力抢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断恶化。几天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戈鲲化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正如他的美国朋友在悼词中所说：“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利福特也高度评价戈鲲化：“当他拜访别人时，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他款待客人时，又总是以中国的礼仪相待。”这种交流智慧，被埃利福特视作“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百多年来，戈鲲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的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美国，入大学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老年人入大学的时有所闻。但最令人感动不已的，不能不推安·克拉克·马丁德尔。《交流》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马丁德尔的：
她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曾任参议员和大使。但是，这位祖母在她85岁时重返大学，实现她65年来的梦想：取得大学学位。
安·克拉克·马丁德尔
安·克拉克·马丁德尔，这位国会中代表新泽西州的首位女参议员和驻新西兰的首位女大使，被人誉为政治先驱、严肃的政客，拒绝让过时的陈规陋俗或靠男性老关系行事阻碍她的工作。
但这些年来，她在打破另一种障碍。在85岁的时候，她回到了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以完成她约65年前中断的学业。那时，她父亲曾禁止她返回校园，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会一辈子找不到婆家。于是，她赢得了史密斯学院“年纪最大的学生”这一头衔，并得以向她的同学和教师讲述一些年纪增长后的经验。
“安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女人”，美国研究教授、马丁德尔的学术顾问丹尼尔·霍罗威茨称。“她的兴趣极其广泛，并且希望尽可能地多学知识。我希望学生们可以从她的身上学到这一点，即生活在延续，而人们，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继续学习，成为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者。”
马丁德尔本人是个和蔼而且话语温柔的人。岁月使她的背驼了，步子缓了，但她的笑声中却有着青年人的生命力，她同时自称有着与青年人一样的精力。在回忆返回校园第一个学期的生活时，她将所获得的这一段“令人激动、振奋人心”的经历归功于她的同学们。“我所认识的那么多学生是如此的聪明和富有创造性”，她说。“他们真的令我激动、使我精力充沛，激发了我的活力，我过得非常愉快。”
由退任大使、祖母突然转变成一名学生，在开始阶段是一个挑战。马丁德尔在秋季学期选了两门课——艺术史和美国研究。起初她曾担心自己将不得不住在校园内，学生们就寝时间晚将使她难以忍受。但是，学校为她在校园附近找到了一处公寓，她用储存在普林斯顿家中地下室精美的桌子、椅子，以及长沙发椅装点了这间公寓。“最大的挑战是在离开了家庭和自己的儿孙们后，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环境”，她指着房间里镶着照片的相框说道。“但课程并不难。我每星期要读近400页书，但我读得快，能够跟得上这一速度。这些天来我没时间读任何消遣性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年中，马丁德尔在普林斯顿地区几所当地学院修完了足够的课时，这使她得以学习史密斯学院三年级的课程。她选择了“美国研究”这一专业，这是因为“我已经在政府中工作过，现在我想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那样，为什么会作出一些那样的决定”，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