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节 亨利·卢斯
1922年，他到纽约同老朋友布立顿·海登谋自立门户。他们在曼哈顿东17街租了一间办公室。月租55美元。他们筹划出版一份杂志，报道每周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专业新闻”和“人民生活”。
卢斯一家与拖拉机公司的麦考密克一家有交往，在那里弄到一笔投资。到10月底，他们已筹得92000美元。1923年3月3日，第一期《时代》周刊问世。这是一本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杂志。第一年，他们赔了40000美元，但第二年就开始赚钱。最初的每周销量是30000份，1924年年底时已达到每周70000份。1926年，达到了111000份。1928年，达到了200000份。这时，杂志终于赢利125788美元。1929年，《时代》纯赢利400000美元。这时，他和妻子莉拉·霍兹才买进了一幢豪华的住宅。
卢斯的第二步棋是出版一份商业刊物。他认为市面上的商业刊物讲的只是赚钱之道，实际上成了变相的广告，质量太低。他认为资本家应有自己的出版物（Literature）。他说，那些资本家只知道盖工厂、造机器，却不知道如何与周围的人群相处。他决心要创立一种投资文学。他要培植一批懂得社会责任的投资者。
他最初拟把杂志名为《力量》，但最后决定采用《财富》一词。他还请到了诗人麦克列希主持编辑，并保证他仍可以有充分时间写诗。另一名能干的编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艾雷克·霍金斯。1929年10月21日，《财富》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出世。1930年的销量为30000份，10年后，销量增到了四倍。
1934年，卢斯碰到了一个叫克拉尔·布兹的女人。她当时31岁，也是一名编辑。她曾同一名富商乔治·伯鲁考结婚，但后者酗酒过度，心理和生理都失去正常，两人以离婚结束。她自己很有钱，她对卢斯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某种事业心。她觉得与卢斯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办刊物。结果她取得了胜利。卢斯终于在1935年10月与莉拉离了婚，7周后就与克拉尔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结了婚。从此，这对夫妇就一心一意经营《时代》公司。
卢斯的第三起杰作是《生活》杂志，这是一本以照片和图片为主的报道性刊物。这是卢斯夫妇设计的产品，它色彩鲜艳，印刷精良。男人最喜欢看的可能就是女人的胴体，而这也常常为《生活》带来麻烦。有一次，它发表了一帧全裸体的浴女照片，结果邮政局认为“有伤风化”，不予寄递。由此引出了一场有关“裸女阴毛”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次，它发表了一组产妇生子的全过程的相片，从精子跑进卵子一直到婴儿从妈妈的阴户中挤出来为止。官方认为这“有伤风化”，又一次打了官司。但社会名人（包括罗斯福夫人在内）纷纷为卢斯打气，他们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知识，说不上什么“有伤风化”。结果这一期的杂志特别畅销。全国许多小城镇也都抢购，公司不得不几次复印出版。
1938年时，人们已公认《生活》是美国最吸引人最刺激人的伟大杂志。卢斯自称它拥有1700万读者。但《生活》没有能赚钱，因为它成本高，售价低。
现在来谈一谈卢斯如何创造“美国世纪”这个名词。那是在1940年，美国国内对美国是否应参战争论不休。共和党是孤立主义的反战派，卢斯是铁杆共和党人，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却走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国际主义”一边去了。
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文章。他指出美国在1919年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它拒绝参加国联，放弃了对全球应负的领导责任。他要求美国埋葬孤立主义，正如同林肯用内战来结束蓄奴制度的辩论一样。他说，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国际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际主义。
他说，美国的文明和文化已经点亮了通往未来的新世纪的大道。全世界各地都在听美国的爵士音乐，都在看好莱坞电影。美国的词语正像美国的机器一样源源输往世界各地。世界需要美国的物质产品，也需要美国的精神产品。他认为美国是向世界发放自由精神的大库房。在这个美国世纪中，美国应当充任主宰。总之，卢斯强调美国必须充当世界的道义领袖，决不能有半点推诿。
卢斯还花大笔钱在《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等报刊上做广告，推销他的文章。
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写信给卢斯的爸爸说：“没有别的事情比这篇文章更使我高兴的了。”作家罗伯特·谢伍德说，卢斯的文章真是“神来之笔”。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称赞这篇文章是“超人一等”。许多中学和大学把这篇文章列为必读。一位漫画家画了一幅画，内有一个人快要溺死，有人向他抛出一条救命的绳子。绳子就是《美国世纪》，而那位快溺死者就是美国。
有一位国务院官员说：如果采用卢斯的观点，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政策。
当时的共和党领袖塔夫脱是一名铁杆孤立主义者，他骂卢斯是党的叛徒。
卢斯与罗斯福本来有隔阂，因为他们在对内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篇文章却使罗斯福大感兴趣。他特地邀请卢斯夫妇两次到白宫做客，进行商谈。
罗斯福要求卢斯向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进行游说，请威尔基不要反对美国向当时正处于失败地位的英国转让30艘潜艇。卢斯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就使两人改善了关系。
更巧的是，卢斯果真使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那就是从消极援华走上积极援华。1941年，卢斯带了夫人到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当时，《时代》在中国派有记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Theodore White，中文叫白修德。此人是美国犹太人，极为能干，深得卢斯赏识。他既取得中国国民党的认可，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卢斯到重庆后，就由他向卢斯介绍中国情况并陪着他到处转。他首先把卢斯介绍给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然后由董显光将卢斯夫妇引荐给蒋介石夫妇。这样，卢斯就和宋美龄成了朋友。
卢斯在华了解到了日本军队之残暴，如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他出于基督徒的公正原则，回国后就积极要求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他说：“美国每年援英3000万美元，而援华只有30万美元，实在太不公平。”
卢斯还面见了国务院主管亚洲事务的范宣德（John Vincent），并说服他美国应更重视中国问题（后来范也成了被调查对象）。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时代》和《生活》大肆宣传，使宋美龄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是一名人见人爱的女人。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美国人了解中国。
这里我们还要再谈一下一个有趣的故事。白修德作为记者，向《时代》发回了大量高质量的报道。但他的报道被保守分子认为有失公正（意思是说太多地报道国民党的黑暗面，太多地为共产党说好话）。而其时《时代》负责管国际报道的编辑恰巧是惠特克·钱伯斯。钱伯斯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说他发现美国共产党员或其同路人正在潜进美国的政府机关，他说他为了爱国退出共产党，并向联邦调查局频频告发，但因没有具体证据，一时拖了下来。他既是编辑，所以白修德的文章都要经他修改，这就使白的文章大为减色。尽管如此，当时美国人还是从《时代》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好文章。
接着在1944年发生了《美亚杂志》案。该杂志是由左派分子杰菲主编。有一天，调查局发现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与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报告完全一样。这就产生了所谓内部间谍问题。最后牵涉到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一秘和二秘，那就是戴维斯和谢伟思。而白修德又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常客。戴、谢两人后来都被免职，但白修德靠卢斯之护，得以逃过此劫。他一直供职于《时代》，一直到1947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卢斯夫妇重游中国，他们当然盼望蒋介石能统一中国，并愿为此出力，但形势压人，卢斯梦寐以求的“由美国和蒋介石夫妇基督徒的中国结为兄弟”的美梦只能是一场空梦。
当然，卢斯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在国共内战时，他是永远支持国民党的。但他没有参加麦卡锡的反共活动。
在1952年大选中，卢斯夫妇大力为艾森豪威尔竞选。艾上任总统后就任命卢斯夫人为驻意大利大使。
卢斯于1967年病逝。
卢斯夫妇设有“卢斯基金会”，中美恢复邦交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得“卢斯基金”之助在美国做研究工作。
一位具名肖三郎的作者对卢斯做了盖棺论定。他这样写道：
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上的巨头人物亨利·卢斯（Henry。Luce，1898—1967）在历史上是作为最伟大的发行人被人记住，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教育制度的总和”。
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革命。这个“偏执狂”首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30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美国杂志品牌的经营与延伸，对创意的无限推崇，对人力资源的发掘等杂志经营理念都是从他而开始的。他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这一公司的主体后来辗转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附录：卢斯新闻思想要点
“群体新闻学”（group journalism）
群体新闻学为卢斯首创，在杂志的编辑中，卢斯要求记者只写出新闻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来决定一切，发挥编辑、撰述员、特派员和研究员的工作合力。整个《时代》周刊是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一台机器。卢斯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对偶然事件的观察进行证实的固定模式。
“解释性新闻报道”（Interpretative News）
解释性新闻报道也是卢斯以及《时代》周刊的贡献。一方面，《时代》周刊的写作内容丰富，手法生动，使得新闻变成故事一样吸引人；另一方面还能寓理于事，以事明理，点破事件的意义，缩小或扩大事件影响，它不靠改变新闻，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改变新闻的意义，来发表无形意见，从而引导读者在不自觉中赞同它的立场和观点。
“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
《时代》周刊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卢斯认为，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是《时代》的特色。《时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就是封面人物。不过当代有很多批评家认为《时代》周刊陷入了封面故事的肤浅拼凑之中。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封面报道也是《时代》周刊的创举，杂志内页进行详细报道和论述的文章的主要文章，在封面上通过照片、图片或者标题加以突出。杂志的封面报道大概相当于报纸的头条新闻。《时代》周刊的编排制作方法，后来受到国内外新闻杂志的效仿。
“年度新闻人物”（Man of the year）
从1927年起，每年年终《时代》周刊要选择对世界事态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为“风云人物”，也叫“新闻人物”、“年度人物”，用以提高杂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核心辐射力”
一般公众对美国国外事务不太关心，只有大约25%的美国人对对外政策感兴趣，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能出国旅游，或出于职业原因对国际问题感兴趣，如记者、编辑、商人、劳工领袖、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其意见往往能传给更多的人，构成所谓“舆论精英”。在美国一直有“谁调动了精英，谁就调动了大众”之说。卢斯的读者群正属于“舆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范围。《时代》杂志是一系列光谱的核心，它的影响数量可以达到200万，而这些人可以传达给更多的受众。
1817年7月12日，亨利·梭罗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他的祖先是法国移民。他在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上并没有获得优异的成绩。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叛逆者，梭罗并不十分敬重大学的教育，也很少对其有过感谢。但同时，他确实在大学里受益匪浅，离开大学后，梭罗和他哥哥约翰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
亨利·大卫·梭罗
1839年7月，一名17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一家从马萨诸塞州的希尤特迁到了康科德。在那个只有5000人的小镇，艾伦很快认识并拜访了梭罗一家。那时梭罗已在该地的小学校任教，显然，梭罗意识到艾伦的到来对他意味着什么。在1849年7月2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爱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除了更深地去爱。”不过他还不知道在同校任教的他的哥哥约翰也深深地爱着艾伦。同时被两个男孩爱着的艾伦充满了快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个人形影不离。艾伦尽管会对兄弟俩或他们之中的一个产生类似于爱情的感觉，但情况并不那样简单。1840年，约翰首先对艾伦表示了爱慕之情，但很快伤心不已，因为艾伦断然拒绝了他。之后，梭罗也表达了他的爱情，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但艾伦的回信非常冷淡。不久，她就嫁给了一位牧师。
1842年1月，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剃刀时不慎割破了手指，发展成了急性感染，十天之后竟溘然去世。梭罗为之伤心不已。哥哥的逝世和爱情的破灭使梭罗心灰意淡，他从此终身都没有谈恋爱或结婚。
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转为写作。在拉尔夫·爱默生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超验主义实践。这时期，梭罗放弃写诗歌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日晷》写稿，其后在各地的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
1845年7月4日独立纪念日这一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处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定居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和思考，发表了两本著作：《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梭罗因为反对黑奴制和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在狱中只蹲了一个夜晚就被友人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代他交纳了税款使其获释，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有一些市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硷，写了一篇著名的论述：《抵制公民政府》，后改名为《公民之不服从》。也就是说，当你发现某一条或某部分的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可以主动拒绝遵守政府或强权所颁发的法律、要求、命令，只要不诉诸暴力就行。也就是所谓非暴力抵抗。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曾对印度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金牧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卢斯一家与拖拉机公司的麦考密克一家有交往，在那里弄到一笔投资。到10月底，他们已筹得92000美元。1923年3月3日，第一期《时代》周刊问世。这是一本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杂志。第一年，他们赔了40000美元，但第二年就开始赚钱。最初的每周销量是30000份，1924年年底时已达到每周70000份。1926年，达到了111000份。1928年，达到了200000份。这时，杂志终于赢利125788美元。1929年，《时代》纯赢利400000美元。这时，他和妻子莉拉·霍兹才买进了一幢豪华的住宅。
卢斯的第二步棋是出版一份商业刊物。他认为市面上的商业刊物讲的只是赚钱之道，实际上成了变相的广告，质量太低。他认为资本家应有自己的出版物（Literature）。他说，那些资本家只知道盖工厂、造机器，却不知道如何与周围的人群相处。他决心要创立一种投资文学。他要培植一批懂得社会责任的投资者。
他最初拟把杂志名为《力量》，但最后决定采用《财富》一词。他还请到了诗人麦克列希主持编辑，并保证他仍可以有充分时间写诗。另一名能干的编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艾雷克·霍金斯。1929年10月21日，《财富》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出世。1930年的销量为30000份，10年后，销量增到了四倍。
1934年，卢斯碰到了一个叫克拉尔·布兹的女人。她当时31岁，也是一名编辑。她曾同一名富商乔治·伯鲁考结婚，但后者酗酒过度，心理和生理都失去正常，两人以离婚结束。她自己很有钱，她对卢斯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某种事业心。她觉得与卢斯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办刊物。结果她取得了胜利。卢斯终于在1935年10月与莉拉离了婚，7周后就与克拉尔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结了婚。从此，这对夫妇就一心一意经营《时代》公司。
卢斯的第三起杰作是《生活》杂志，这是一本以照片和图片为主的报道性刊物。这是卢斯夫妇设计的产品，它色彩鲜艳，印刷精良。男人最喜欢看的可能就是女人的胴体，而这也常常为《生活》带来麻烦。有一次，它发表了一帧全裸体的浴女照片，结果邮政局认为“有伤风化”，不予寄递。由此引出了一场有关“裸女阴毛”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次，它发表了一组产妇生子的全过程的相片，从精子跑进卵子一直到婴儿从妈妈的阴户中挤出来为止。官方认为这“有伤风化”，又一次打了官司。但社会名人（包括罗斯福夫人在内）纷纷为卢斯打气，他们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知识，说不上什么“有伤风化”。结果这一期的杂志特别畅销。全国许多小城镇也都抢购，公司不得不几次复印出版。
1938年时，人们已公认《生活》是美国最吸引人最刺激人的伟大杂志。卢斯自称它拥有1700万读者。但《生活》没有能赚钱，因为它成本高，售价低。
现在来谈一谈卢斯如何创造“美国世纪”这个名词。那是在1940年，美国国内对美国是否应参战争论不休。共和党是孤立主义的反战派，卢斯是铁杆共和党人，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却走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国际主义”一边去了。
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文章。他指出美国在1919年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它拒绝参加国联，放弃了对全球应负的领导责任。他要求美国埋葬孤立主义，正如同林肯用内战来结束蓄奴制度的辩论一样。他说，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国际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际主义。
他说，美国的文明和文化已经点亮了通往未来的新世纪的大道。全世界各地都在听美国的爵士音乐，都在看好莱坞电影。美国的词语正像美国的机器一样源源输往世界各地。世界需要美国的物质产品，也需要美国的精神产品。他认为美国是向世界发放自由精神的大库房。在这个美国世纪中，美国应当充任主宰。总之，卢斯强调美国必须充当世界的道义领袖，决不能有半点推诿。
卢斯还花大笔钱在《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等报刊上做广告，推销他的文章。
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写信给卢斯的爸爸说：“没有别的事情比这篇文章更使我高兴的了。”作家罗伯特·谢伍德说，卢斯的文章真是“神来之笔”。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称赞这篇文章是“超人一等”。许多中学和大学把这篇文章列为必读。一位漫画家画了一幅画，内有一个人快要溺死，有人向他抛出一条救命的绳子。绳子就是《美国世纪》，而那位快溺死者就是美国。
有一位国务院官员说：如果采用卢斯的观点，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政策。
当时的共和党领袖塔夫脱是一名铁杆孤立主义者，他骂卢斯是党的叛徒。
卢斯与罗斯福本来有隔阂，因为他们在对内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篇文章却使罗斯福大感兴趣。他特地邀请卢斯夫妇两次到白宫做客，进行商谈。
罗斯福要求卢斯向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进行游说，请威尔基不要反对美国向当时正处于失败地位的英国转让30艘潜艇。卢斯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就使两人改善了关系。
更巧的是，卢斯果真使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那就是从消极援华走上积极援华。1941年，卢斯带了夫人到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当时，《时代》在中国派有记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Theodore White，中文叫白修德。此人是美国犹太人，极为能干，深得卢斯赏识。他既取得中国国民党的认可，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卢斯到重庆后，就由他向卢斯介绍中国情况并陪着他到处转。他首先把卢斯介绍给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然后由董显光将卢斯夫妇引荐给蒋介石夫妇。这样，卢斯就和宋美龄成了朋友。
卢斯在华了解到了日本军队之残暴，如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他出于基督徒的公正原则，回国后就积极要求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他说：“美国每年援英3000万美元，而援华只有30万美元，实在太不公平。”
卢斯还面见了国务院主管亚洲事务的范宣德（John Vincent），并说服他美国应更重视中国问题（后来范也成了被调查对象）。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时代》和《生活》大肆宣传，使宋美龄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是一名人见人爱的女人。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美国人了解中国。
这里我们还要再谈一下一个有趣的故事。白修德作为记者，向《时代》发回了大量高质量的报道。但他的报道被保守分子认为有失公正（意思是说太多地报道国民党的黑暗面，太多地为共产党说好话）。而其时《时代》负责管国际报道的编辑恰巧是惠特克·钱伯斯。钱伯斯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说他发现美国共产党员或其同路人正在潜进美国的政府机关，他说他为了爱国退出共产党，并向联邦调查局频频告发，但因没有具体证据，一时拖了下来。他既是编辑，所以白修德的文章都要经他修改，这就使白的文章大为减色。尽管如此，当时美国人还是从《时代》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好文章。
接着在1944年发生了《美亚杂志》案。该杂志是由左派分子杰菲主编。有一天，调查局发现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与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报告完全一样。这就产生了所谓内部间谍问题。最后牵涉到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一秘和二秘，那就是戴维斯和谢伟思。而白修德又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常客。戴、谢两人后来都被免职，但白修德靠卢斯之护，得以逃过此劫。他一直供职于《时代》，一直到1947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卢斯夫妇重游中国，他们当然盼望蒋介石能统一中国，并愿为此出力，但形势压人，卢斯梦寐以求的“由美国和蒋介石夫妇基督徒的中国结为兄弟”的美梦只能是一场空梦。
当然，卢斯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在国共内战时，他是永远支持国民党的。但他没有参加麦卡锡的反共活动。
在1952年大选中，卢斯夫妇大力为艾森豪威尔竞选。艾上任总统后就任命卢斯夫人为驻意大利大使。
卢斯于1967年病逝。
卢斯夫妇设有“卢斯基金会”，中美恢复邦交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得“卢斯基金”之助在美国做研究工作。
一位具名肖三郎的作者对卢斯做了盖棺论定。他这样写道：
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上的巨头人物亨利·卢斯（Henry。Luce，1898—1967）在历史上是作为最伟大的发行人被人记住，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教育制度的总和”。
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革命。这个“偏执狂”首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30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美国杂志品牌的经营与延伸，对创意的无限推崇，对人力资源的发掘等杂志经营理念都是从他而开始的。他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这一公司的主体后来辗转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附录：卢斯新闻思想要点
“群体新闻学”（group journalism）
群体新闻学为卢斯首创，在杂志的编辑中，卢斯要求记者只写出新闻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来决定一切，发挥编辑、撰述员、特派员和研究员的工作合力。整个《时代》周刊是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一台机器。卢斯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对偶然事件的观察进行证实的固定模式。
“解释性新闻报道”（Interpretative News）
解释性新闻报道也是卢斯以及《时代》周刊的贡献。一方面，《时代》周刊的写作内容丰富，手法生动，使得新闻变成故事一样吸引人；另一方面还能寓理于事，以事明理，点破事件的意义，缩小或扩大事件影响，它不靠改变新闻，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改变新闻的意义，来发表无形意见，从而引导读者在不自觉中赞同它的立场和观点。
“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
《时代》周刊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卢斯认为，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是《时代》的特色。《时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就是封面人物。不过当代有很多批评家认为《时代》周刊陷入了封面故事的肤浅拼凑之中。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封面报道也是《时代》周刊的创举，杂志内页进行详细报道和论述的文章的主要文章，在封面上通过照片、图片或者标题加以突出。杂志的封面报道大概相当于报纸的头条新闻。《时代》周刊的编排制作方法，后来受到国内外新闻杂志的效仿。
“年度新闻人物”（Man of the year）
从1927年起，每年年终《时代》周刊要选择对世界事态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为“风云人物”，也叫“新闻人物”、“年度人物”，用以提高杂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核心辐射力”
一般公众对美国国外事务不太关心，只有大约25%的美国人对对外政策感兴趣，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能出国旅游，或出于职业原因对国际问题感兴趣，如记者、编辑、商人、劳工领袖、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其意见往往能传给更多的人，构成所谓“舆论精英”。在美国一直有“谁调动了精英，谁就调动了大众”之说。卢斯的读者群正属于“舆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范围。《时代》杂志是一系列光谱的核心，它的影响数量可以达到200万，而这些人可以传达给更多的受众。
1817年7月12日，亨利·梭罗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他的祖先是法国移民。他在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上并没有获得优异的成绩。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叛逆者，梭罗并不十分敬重大学的教育，也很少对其有过感谢。但同时，他确实在大学里受益匪浅，离开大学后，梭罗和他哥哥约翰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
亨利·大卫·梭罗
1839年7月，一名17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一家从马萨诸塞州的希尤特迁到了康科德。在那个只有5000人的小镇，艾伦很快认识并拜访了梭罗一家。那时梭罗已在该地的小学校任教，显然，梭罗意识到艾伦的到来对他意味着什么。在1849年7月2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爱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除了更深地去爱。”不过他还不知道在同校任教的他的哥哥约翰也深深地爱着艾伦。同时被两个男孩爱着的艾伦充满了快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个人形影不离。艾伦尽管会对兄弟俩或他们之中的一个产生类似于爱情的感觉，但情况并不那样简单。1840年，约翰首先对艾伦表示了爱慕之情，但很快伤心不已，因为艾伦断然拒绝了他。之后，梭罗也表达了他的爱情，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但艾伦的回信非常冷淡。不久，她就嫁给了一位牧师。
1842年1月，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剃刀时不慎割破了手指，发展成了急性感染，十天之后竟溘然去世。梭罗为之伤心不已。哥哥的逝世和爱情的破灭使梭罗心灰意淡，他从此终身都没有谈恋爱或结婚。
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转为写作。在拉尔夫·爱默生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超验主义实践。这时期，梭罗放弃写诗歌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日晷》写稿，其后在各地的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
1845年7月4日独立纪念日这一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处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定居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和思考，发表了两本著作：《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梭罗因为反对黑奴制和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在狱中只蹲了一个夜晚就被友人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代他交纳了税款使其获释，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有一些市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硷，写了一篇著名的论述：《抵制公民政府》，后改名为《公民之不服从》。也就是说，当你发现某一条或某部分的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可以主动拒绝遵守政府或强权所颁发的法律、要求、命令，只要不诉诸暴力就行。也就是所谓非暴力抵抗。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曾对印度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金牧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